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4)

　　邓江祁提出的第三个关键性直接证据是，“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这两句在击椎生文章和唐璆的信件中都出现过的话，究竟是谁先说的，即究竟是唐璆的信写在先，还是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先。如邓江祁所说，它的确是我认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关键性直接证据。邓江祁针对我依据唐璆的信写于1908年1月21日，击椎生的文章发表在其后的2月28日，提出“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的看法。[75]批评我“犯了一个最致命的低级错误”，即“对一个中国妇孺皆知之事的无知”。还“拿这种根本就不靠谱的‘证据’来‘说事’，岂不太失严谨，对历史、对蔡锷、对唐璆太不负责？！”理由是我“阴历、阳历不分，把阴历直接当成了阳历”，未加辨析就将唐璆给梁启超的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1908年1月21日了。因此，“在彻底推翻”我这个“自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举世震惊的‘结论’之前”，需要他邓江祁先给我“及其文章的6位实、匿名评审专家以及某某核心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和相关编辑们补一堂微天文历史知识课”。经过他依据《万年历》的换算和文豪梁启超“文思敏捷”及其他可能性的“推知”，他认为“‘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即便换算成公历也应当是‘公元1908年2月22日’，而不是曾先生所谓的‘公元1908年1月21日’”[76]。邓江祁认为唐璆此信“只能大致确定为1908年6月8日以前，而不是像《梁启超知交手札》一书的编辑推定的‘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和曾先生所说的1908年1月21日”。“再从唐璆信中希望梁启超将发刊词（按：指筹滇协会机关刊物《筹滇》杂志的发刊词）‘早付来璆处，以便付印’等语来看，我们又不难推知，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年4月或5月21日。因为当时梁启超一直就在日本横滨，再说一篇发刊词对于文思敏捷的梁启超而言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因此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发刊词一到,《筹滇》杂志第一号就立即于1908年6月8日印刷出版了。”于是，邓江祁推断：“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77]

　　如此说来，判定唐璆这封信究竟写于何时便极为重要了，不但成了判定击椎生与唐璆到底谁引用谁的关键细节，而且成了判定击椎生是蔡锷还是唐璆的关键证据。不在这里交代一下当初我是怎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08年1月21日的，就无法解决究竟是谁“犯了最致命的低级错误”，“既不辨真伪，也不加考证，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马，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78]，因而在“二万多言的文章中，错误连篇累牍，惨不忍睹，不胜枚举”，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79]更无法确定邓江祁所说梁启超“文思敏捷”，写这么一篇《发刊词》“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所有的问题三五天之内即可全部解决”，“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年4月或5月21日”这样的“推知”是否准确无误。

　　关于唐璆这封写有“以热血感热血，以爱力吸爱力”两句话的信，邓江祁说得很对，的确只署有日子，即“西二十一日”[80]，意谓阳历的21日，既没有月份，更无年份，怎么认定它写于1908年1月21日呢？坦白说，我并不是从前辈的现成研判中，如认为它写于“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以及唐晋源、唐晋湘所编《唐璆文集》中记载的其他三种日期中自以为是地挑选一种定下来的，也不是单纯从唐璆此信的内容中判定它写于1908年1月21日，而是与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另一封信的对比研究中做出这一判断的。为免断章取义之嫌，恕我不得不忍心消费一下读者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先把唐璆另一封用以与此信对比的信，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

　　任公先生大人道鉴：前上两函，想邀尊览。《发刊词》如已作就，恳于日内付来；如先生事务太多，万不暇作，亦恳赐函示知为感。此间任编辑员者，亦均办试验功课，作者亦少（既文章太少，即可不作杂志，可照四川铁路改进会办法，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可否？如何？恳赐示为感）。璆作一长篇，万三千字，此时不暇全抄，特录前节敬呈尊览，祈有以指教也。时事日逼，莫可如何。二辰丸事，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璆阅之血涌气结，食难下咽，以璆之心苦，愈知先生之心更苦也。庆邸秉国钧，张袁握枢要，铁良掌兵权，海内外忧国志士，此时真无用才之地。除改良社会，作育人才，真无下手之方。璆自到东京，少有暢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神鼓舞，为之快者数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江浙路事，极激烈，极和平，无暴动，亦可喜也。璆来此年半矣。学界情形亦极留心，总之为我者多为国者少，书生多而豪杰少，无论甚么团体，赞成者多负责任者少，国事日坏，人心难挽，清夜思之，不禁流泪。璆本政闻社员，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隶之语，不知先生怪责否？璆发此言，实实有因。前月中，璆至一友人处，谈及我国前途，在座者七八人，有三四人云：“皇太后崩驾，康梁两先生必回国，回国必掌重权。我等在政闻社，他日亦可占势力也。”璆心快口快，直答云：“皇太后死后，乃我国存亡一问题，此最难解决者。政闻社为救国而起，非徒为占势力也。君等不思研究救国之法，惟预知后来之势力，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璆时声色俱厉，数人无以答。比有湘人成君亦在座，大为愤慨。成君慷慨士，与璆至交，后与成君言彼数人何以与我为此言？成君云：“彼辈专以得利禄为事，以君头上有发，以为宦场办事人。其实政闻社员不知平和改革之意，以为主张立宪，乃是附和政府，如此辈者约居多数，真知平和改革之精意者实少数也。”后璆到处留心，益信成君之言为不谬，心中实愤慨不已。以野蛮革命党，惟妄言妄动，欲利用外人，虽亡国不顾。二辰丸军火，果是彼党所为，真大可忧。而附和立宪者又多不知立宪之精意，即自己所抱造桓、文主义，此时疆臣中实无其人，亦徒劳想象，心中之苦，莫可言喻。苦人说与苦人听，惟向先生长言之也。率意草草，祈恕不恭。敬请道安，伏祈赐诲为祷。如小徒唐璆顿首谨上。

　　再者，去冬从彭君手收到惠款百元。此款未来之先，璆已扯空四十余元矣。两月余来，现已用尽，祈先生于日内再付百元，以济困难也。璆再及。[81]

　　此信虽未署写作时间，年、月、日皆无，但却能从信函所述的内容中较为准确地将其推断出来。第一，唐璆在信中说：如果梁启超为因“文章太少”，“不作杂志，可照四川铁路改进会办法，即名为筹滇协会报告”[82]而写的“《发刊词》如已作就，恳于日内付来”。这意味着唐璆写这封信时，梁启超虽然“文思敏捷”，写这么一篇《发刊词》“也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但很可能如唐璆所说，因“事务太多，万不暇作”，的确尚未写好，因而没能给唐璆“付来”，不得不恳请梁启超“如已作就”，“日内付来”。而“《筹滇》杂志第一号”又的确如邓江祁所说，由日本人池田宗平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日（按：即1908年6月8日）在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可知此信当写于1908年6月8日之前。这也说明信中虽然两次提到“皇太后崩驾”、“皇太后死后”，但并不是说慈禧太后在唐璆写这封信的时候真的已经“崩驾”了，“死”了，而只是他们急切盼望慈禧太后死去的一种心愿。紧接“皇太后死后”下面一句话，说“君等不思研究救国之法，惟预知后来之势力（按：即‘皇太后崩驾，康梁两先生必回国，回国必掌重权’），已失政闻社之本意矣”，其中“预知”一词可清楚说明这话仅仅是在座的“三四人”谈论此事时的预设心愿，更不能因为慈禧太后死于1908年11月15日，而推定此信写于慈禧太后“崩驾”之后。第二，信中两次提到“二辰丸”问题，一次说“二辰丸事，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另一次说“二辰丸军火，果是彼党所为，真大可忧”。经查，所谓“二辰丸事”，实指1908年2月5日广东海关缉获日轮“第二辰丸”私运大宗军火，予以扣押，并卸下该轮所悬日本国旗一事。[83]“既然东京于数日前特卖号外”，又有史料记载2月19日，驻北京“日使林权助请外务部转告两广总督张人骏释放日‘第二辰丸’，并索赔偿”[84]，说明此信写作时间离此事发生的2月5日不太久，不会晚于2月19日。可见，此信应写于1908年2月19日之前。第三，信中还提到唐璆“自到东京，少有畅快之日，惟去冬听马先生演说，不禁精神鼓舞，为之快者数日，此外少有快心之事”。所谓“去冬听马先生演说”，实指1907年12月15日政闻社在东京开会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相伯），马在会上发表演说一事。[85]由此可以肯定，唐璆此信写于此事之后1908年2月中旬之前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能准确判定唐璆此信写于1908年2月中旬之前，那么，就不难确定唐璆写给梁启超的含有以下内容的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了：“璆在此间求学，原是第二事，求同志则真是第一事也，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欲组成一真国民志士之党。”因为唐璆在1908年2月中旬之前的这封信里说过：“璆本政闻社员，何以前函中反言社中多奴隶之语，不知先生怪责否？璆发此言，实实有因。”而唐璆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内容的这封信里恰恰说过这样一段话：“璆观政闻社中人，奴隶人格居多数，真国民人格居少数之少数，真可痛哭者也。彼野蛮革命党，则无知无识，除虚声鼓吹，实行暴动外，别无他事，而附和立宪者则甘为奴隶。天下可痛之事，谁过于此？”[86]可见，此信正是1908年2月中旬之前这封信里说的“前函”。而此信原件明确标注了写于“西二十一”，也就是说是西历，即阳历的21日写就的，而下一封信写于1907年12月15日以后1908年2月中旬之前，依此推算，这封含有“欲以热血感热血，爱力吸爱力”内容的“前函”，不就可以确定写于1908年1月21日了吗？我这样判定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何错之有？怎么就是“阴历、阳历不分”，未加辨析将唐璆这封信的时间转换成阳历的1908年1月21日了？又怎么可能是“唐璆写此信的时间应该离该刊付印的6月很近了，极有可能就是1908年4月或5月21日”了？我判定的时间怎么就不符合事实了？有了这封信的准确时间，怎么可能“不是击椎生的文章引自于唐璆的信，而是唐璆的信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了！邓江祁凭什么“彻底推翻”我提出的“绝对不可能是唐璆引自于击椎生的文章，唯一的可能是击椎生引自于唐璆的信”这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仅以这种推后唐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与提前击椎生发文时间的办法来否定“击椎生与唐璆是同一个人”，是不是也算“失败”了？是不是也算“竹篮打水，全盘皆输”，“美轮美奂的宏伟大厦原来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虽然蔚为壮观，不可一世，但一阵微风过后只能是灰飞烟灭”了？[87]

　　其实，关于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的问题，无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皆非仅此几例而已。就旁证而言，尚可举出如下事实，以证明击椎生不可能是蔡锷，而可能是唐璆。

　　一是1907年11月5日，唐璆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蔡君松坡自去岁至今，璆止得其一函，不知先生处另有函来否？乞示知为感。”[88]唐璆此言说明他自1906年至写信之日止与蔡锷的联系并不紧密，两年间仅收到蔡锷一封信，对他的情况相当隔膜，以致不得不向梁启超打听情况。如果真如邓江祁所说，击椎生就是蔡锷，那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唐璆曾“游两广者年余”[89]，又是蔡锷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下、老朋友，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被邓江祁认定为蔡锷的击椎生已在《云南》杂志第四、五号发表《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以及第七、八、九号先后发表《游青山别墅》、《春日登塔陵》、《招魂社大祭》、《感怀》、《回国有感》、《日法协约问题》和《感怀》（二首）、《感时》（二首）等9篇诗文。唐璆也在发表击椎生《云南外交之失败及挽回》续文的《云南》杂志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署有其真姓实名的《救云南以救中国》文章。两人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所议又是共同关心的“救云南以救中国”的问题，如果击椎生就是蔡锷，两人的关系能如此波澜不惊，无一丝一毫的热络感觉吗？即使唐璆并不知道击椎生就是蔡锷，而未主动与蔡锷联系。那么，作为蔡锷的击椎生见到两年前曾被自己荐入郭人漳营参赞军事的老部下、老朋友的唐璆竟与自己在同一号杂志上发表文章总不至于没一点反映，不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云南问题交换交换意见吧。即使因公务缠身未能与唐璆多联系，也不致在两个年头里仅仅只写过一封信，导致唐璆对他相当隔膜，只好向梁启超打听情况了。只有这个与唐璆在同一号《云南》杂志发表文章的击椎生不是蔡锷才有这种可能。而从唐璆到1907年11月还对蔡锷的有关情况如此不了解来看，也说明这个击椎生不是蔡锷，所以没有与他联系，否则是不至于造成唐璆不得不转而向梁启超打听他极为羡慕的能得到梁的“多方教诲”[90]的蔡锷的情况的。而击椎生与唐璆如果是同一个人，唐璆信中所说的这种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测，并不是关键证据。

　　二是如前所说，击椎生曾两次在自己发表于《云南》杂志的诗作中披露他的家庭境况。一次是1907年7月20日，他在文不对题的《回国有感》一诗中说过：“我亦有亭深竹里，也思归去听秋声。”另一次是这年8月28日，他在《感时》“其二”一诗中又说：“故园今夕月明夜，庭院梅花寄远诗。”其中“梅花”一词，乃状物拟人之词，既可以是真实的“梅花”，也可以是诗人心中思念的人，当然也可二者兼而有之。击椎生家中既然有隐现在“深竹里”的小“亭”，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以及在“月明”之夜翘首期盼他“寄远诗”的心上人，说明他的家境不致太差。以此对照蔡锷和唐璆的家境，能够与此相匹配的自然也只能是唐璆，而不是蔡锷了。因为不仅邓江祁说过，而且蔡锷研究者也有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是：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母亲王氏是“两三岁的时候被父母带着在外逃荒”时被一“王家老人”救下，“所以也就姓王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一个名字”。其父蔡正陵“先是在家接活为人缝纫，后在镇上一家商店当店员，还做过一些小生意”，母亲“王氏则在家煮酒、磨豆腐”，一家生活“相当困难”。[91]蔡锷出生于一个如此贫寒的家庭，怎么可能不但“有亭深竹里”，还有种满“梅花”的“庭院”呢？反观唐璆的家就完全有此可能了，因为他在向梁启超介绍自己的经历时，曾明确说过自1902年贺金声率大汉佑民灭洋军起事失败被杀后，他“仇视政府之心日益加切，更散尽祖遗之产，以蓄壮士，交豪杰……实欲身为破坏之先锋”[92]，说明他的家庭还是比较殷实的。唐璆虽在信中说他散尽了“祖遗之产”，还如前所述，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请求梁日内再给他寄上“百元，以济困难”，但也因他还有“不得不留此身”的“老母”和“原配”妻子“朱氏”[93]的存在，总不可能连房产都一起卖了，“散尽”了吧。何况唐璆后人也说过：“本来，家藏先父唐璆遗墨文物甚丰……据说有旧时民屋‘两楼房’之多。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初被毁失殆尽。”[94]因此，说唐璆的家境可与击椎生诗作中的描绘相匹配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