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5)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击椎生诗中描述的家境虽然较为符合或接近唐璆的家境，却不能因此而认定唐璆的家境是唯一符合或接近击椎生诗中所描述家境的，很可能在唐璆之外，还有第二、第三，甚至第四、第五个人的家境也与此类似。正因如此，我认为也不能把击椎生是不是唐璆的问题，与是不是蔡锷的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以为证明了击椎生不是唐璆，就一定是蔡锷了。因为这是既有联系又没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说它有联系是如果有事实证明击椎生的确是唐璆，那就说明他并不是邓江祁所说的蔡锷；如果有事实证明他不是唐璆，那么，在唐璆与蔡锷同居一地，如日本东京或国内的条件下，即可能是蔡锷也可能不是。一个再简单不过，也是人人皆可理解的道理是，即使不是唐璆，也可以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张璆。可见，邓江祁不同时在搜求击椎生是蔡锷的证据上下功夫，却一味试图以证明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办法来证明他就是蔡锷，其实并非万全之策。要想证明击椎生是蔡锷，邓江祁还得回过头去找找在以上所提四个击椎生就是蔡锷的所谓“证据”之外，有无其他尚能证明他就是蔡锷的证据，而不是仅仅在他是不是唐璆方面白费力气。因为如上所说，即使不是唐璆，也可能是李璆、王璆或者是张璆。

　　至于1913年7月15日在云南《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生”，是否就是唐璆的直接证据，虽然迄今未能发现唐璆这时有何函电、文章以及专讲宪法问题的著述，似乎已难以从这方面判断“此击椎生”是否就是唐璆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唐璆1921年所著并留存至今的《鍊心学果》一书，以及其亲朋旧雨与“门生”们为此书所撰写的题诗和《序》中找到若干这方面的证据。如唐璆友人刘仁航在其所撰《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中介绍唐璆生平时说过：作为“衡岳秀”（湖南衡岳的优秀人才）的唐璆，“奇慕南阳葛，高追东山谢”。[95]所谓“奇慕南阳葛”，即是说唐璆特别羡慕、敬仰出山前隐居于南阳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三国时期的诸葛亮。而“彼击椎生”1907年9月28日在《云南》杂志第九号发表的一首《感时》诗也透露了类似的思想感情。该诗写道：“满天秋色在冰壶，皎皎初心倍觉孤。一纸约章亡国痛，千秋疑案党人诛。从今大地无完土，安得扁舟有钓徒。江上数峰青如故，莫教番舶下荆吴。”“彼击椎生”在“一纸约章”下自注说：“英法、日佛、日俄等约。”在“安得扁舟有钓徒”下又自注说：“吾乡士夫多有隐志且欲他适以避祸者。”[96]综观全诗及“彼击椎生”的自注，可以清楚看出所谓“从今大地无完土，安得扁舟有钓徒”，说的是“彼击椎生”目睹“英法、日佛、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彼此签订置中国于“亡国”之痛的“一纸约章”，十分期盼祖国的有志之士能勇敢地站出来拯救国家、民族的命运。可是，“吾乡士夫”却“多有隐志且欲他适以避祸者”，使他感到相当羞愧和遗憾。可见，“彼击椎生”对怀有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也是高度崇拜和敬慕的，对其“欲他适以避祸者”则不以为然。刘仁航的题诗清楚说明，唐璆与14年前的“彼击椎生”的思想感情不仅“高度一致”，而且一脉相承。而唐璆既然对刘仁航介绍他像“彼击椎生”崇拜、敬慕能勇敢站出来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隐志”之士一样“奇慕南阳葛”的思想品格未加否认，还将其题诗安排于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之首，加上他14年前在日本东京创办过“联合同志，购［讲］求为国保滇之策，以竞存滇省权利，巩固国家疆圉”为最终目的之筹滇协会[97]，也以真实身份在《云南》杂志发表过《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文章[98]，不但对专以维护“滇省权利”的《云南》杂志很熟悉，而且对“彼击椎生”发表在《云南》杂志上的诸多诗文也不陌生，无异于默认了他就是“彼击椎生”。

　　又如，倘若从“此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如邓江祁所说，就是对王宠惠所拟宪法坚持采“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并不赞同”，而主张“扩大总统权力”这一事实出发，验证他与唐璆关系的话，那么，无论是旁证还是直接证据，都有可说明“此击椎生”就是唐璆的蛛丝马迹可寻。旁证有如上所说的刘仁航的《题唐先生<鍊心学果>》一诗，直接证据有唐璆自己所著的《鍊心学果》一书。刘仁航的题诗，在介绍唐璆的生平时，还说过这样两句：“兴来舞双刀，得时不忘驾”。[99]所谓“兴来舞双刀”，是说他处世能力超强，办起事来文武双全。所谓“得时不忘驾”，有注者将“驾”解释为“乘、骑”，其实误，说的是他得志之时没有忘记犹如古代皇帝一样的最高统治者，实际暗指不忘扩大袁世凯的权力。而唐璆《鍊心学果》一书也有言：“今我国以共和之名，而变成唐末藩镇之局。借自治之名，而图割据之私，总统等于虚设，强藩跋扈无伦。”又说：“诋陆王为异端，骂康梁为禽兽。目光如豆，口若狂吠。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100]所谓“总统等于虚设”，不就是主张“扩大总统权力”的另一种说法吗？不就是“此击椎生”1913年7月15日发表在云南《南针》杂志上《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主旨吗？所谓“所主张者仍属拳匪排外之主义”，不就是反对“排外之主义”的又一种表述吗？不就是“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主张的国家“主权之所在”应完全“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不应属于人民”吗？紧急命令之权，“直宜采普（按：指德国）、日（本）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持公共之安全及避其灾危，视为紧急必要，于两院闭会不能召集，得发不反于宪法代法律之命令，但于次会期必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政府须公布其对于将来无效力”吗？紧急财用之权，“宜釆日本宪法之规定，曰：大总统为保全公共之安全，有紧急需用，因内外情形不能召集国会，得发命令为必要之处分；但应于次会期提出于国会，求其承诺”吗？由此可见，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一样，其实都是唐璆，而且还是唐璆自己在其所著《鍊心学果》一书中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因为他不但没有否认刘仁航题诗中关于他仰慕出山前隐居南阳的诸葛亮的记载，还亲口表达了对限制袁世凯统治权力和主张“排外主义”者的不满。

　　既然邓江祁以上提出的三个击椎生不是唐璆的关键证据均已被事实证明不能成立，而其他四个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关键证据也被事实否定了。特别是经唐璆亲自审阅过的《鍊心学果》，又证实了1913年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的“此击椎生”，与1907年发表《感时》诗的“彼击椎生”，在人生经历和思想观念方面与他自己极为一致。那么，还能说击椎生就是蔡锷而不是唐璆吗？邓江祁讥讽别人只“摸到大象的尾巴”，连大象的腿、耳朵、鼻子、嘴巴和身子“统统都还没有摸到，就急不可待地断言”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当然是过于天真，过于浮躁，也过于武断了”。[101]令人遗憾的是，邓江祁似乎连“大象的尾巴”也没“摸到”，更不用说其他了，就急不可耐地断言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102]。究竟谁更“天真”、“浮躁”？谁更“武断”？也就不言自明了。

　　注释：

　　[①]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

　　[②]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

　　[③]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三：无中生有》

　　[④]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六：逻辑混乱》

　　[⑤]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7页。

　　[⑥]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十：交了白卷》

　　[⑦]邓江祁：《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不分阴阳》

　　[⑧]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

　　[⑨]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云南宣威人。1915年在昆明创办《义声报》。记者南舟的文章就发表在他创办的《义声报》上，可见惠我春、郭燮熙挽蔡锷联说蔡“少年别号击椎生”，也不排除实际来源于记者南舟这篇文章，甚至惠我春与南舟或许就是一个人。

　　[⑩]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

　　[11]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二：别号不是笔名》

　　[12]文中字句之下的着重号“.”为本文引用者所加，下同。

　　[13]参见《康熙字典》“丑集上，口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6页。

　　[14]请邓江祁仔细看看以上原文，是“即”字还是“日”字，我擅改了吗？

　　[15]参见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蔡松坡先生事略》，曾业英编：《蔡锷集》（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4-1515页，以及注释①。

　　[16]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69页。

　　[17]邓江祁：《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邵阳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8]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

　　[19]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415、421页。

　　[20]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年谱》，《蔡松坡先生遗集》（一），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第3页。

　　[21]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霸王硬上弓》

　　[22]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9册，第526-532页。

　　[23]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70页。

　　[24]邓江祁：《击椎生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七：以己矛攻己盾》

　　[25]邓江祁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