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18-08-02 13:46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 作者:段金生 查看:

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民国建立后云南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顺利,成为其后国民党在云南组织发展脆弱的先声。

  1913年,孙中山曾言:“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藉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①]民国建立后,不论是北京政府中央权柄的不断更迭,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步构建的以党治国体制,政党在政治演进历程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孙中山之言,正是这一景象的另一种表述。同盟会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之角色,学术界对此研究相当丰富。[②]然而,限于各种因素,学术界已有不少成果虽论及同盟会在云南等地组织的革命活动,但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发展历程却较少有专题论述,而即使是关涉这一问题的相关成果,在一些内容的论述上亦含混不清、不够精准。云南虽然地属边疆,但一度却是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民国建立后由同盟会组织嬗变而形成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等的相关活动,仍对云南地方社会政治造成相当之影响,护国、护法运动在云南的首兴,莫不与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基于这一观察,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演变进行梳理。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及其组织(1905-1911)

  清末以来,“云南以近感缅越亡国之惨痛,父兄子弟相诏朂,惟亡国是惧,民心激昂,悲愤久矣。只苦交通阻滞,民气闭塞不審,所以自立解脱之道,迨癸卯甲辰间陆续资送日本与河内留学生先后计二百余人,又适值日俄战事,我同盟会亦于是成立,留学生中十九加入,亟谋所以革命独立”。[③] 事实上,同盟会成立之初,云南留学生虽然倾向革命,但加入同盟会者并不为多。

  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召开筹备会议。有学者将冯自由《革命逸史》、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五本文献中关于此次会议的相关记载的异同进行罗列比较,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记载了唐继尧、吕志伊、李根源当日参与此会,而《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则记载吕志伊、李根源并未在当日加盟,吕志伊是9月9日加盟,李根源是1906年6月16日才加盟,故二人可能并未参加此会。虽然《武昌革命真史》中记载唐继尧参与此会,但缺乏其他有力证据,故唐继尧亦可能并未参与此会。[④]不过,吕志伊的外孙叶祖荫则言,吕志伊参加了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即日就宣誓参加了筹备中的中国同盟会。[⑤]而参加过辛亥云南腾越起义的张天放等人则言,7月30日筹备会议参加的云南籍志士为杨振鸿、李根源、吕志伊、赵伸、张华澜5人。[⑥]张天放还言,在1905年8月13日,云南傣族刀安仁在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当场表示要加入同盟会。[⑦]李根源则这样回忆:于1905年4月在东京见到黄兴;6月则与杨振鸿、罗佩金与孙中山在横滨相见,在座者有陈天华、匡一、刘揆一、宫崎寅藏等人;7月,“同盟会成立(应为筹备会议,引者),我即加入”,并忝列同盟会第一次开会签名单的37人之列。[⑧]也有论者认为,“云南留日学生之入同盟会者,以志伊及张朝甲、张华澜(儒澜)、杨振鸿为先导焉”。[⑨]也有资料认为张儒澜是云南“首先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四人中之一”。[⑩]吕志伊在1913年所撰写的《杨君振鸿事略》中则言,“乙巳秋,留东志士与孙文、黄兴等倡设中国同盟会,为革命之总机关。滇人中惟志伊与君(指杨振鸿,引者)实先与焉”。[11]吕志伊此处没有言明是同盟会筹备大会或成立大会时的情况,但强调他与杨振鸿是云南籍最早参与同盟会的人员。吕氏所言并非孤立,另有人亦明言“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与焉。为滇人入同盟会之始”。[12]另有资料在统计7月30日参与同盟会筹备会议会员的省籍构成时,并没有将云南罗列在内。[13]《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之会员名册》所记载的名单中,云南无人在7月30日参加了筹备会。综合上述各家之言,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云南籍志士参与同盟会筹备大会的具体情况。

  虽然云南籍志士是否参加,或者何人参加了筹备会还不能完全确定,但云南的革命运动却在展开,同盟会在当时的确是吸引青年志士的革命团体。8月20日,同盟会正式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谓出席此次会议者“约百人”[14],冯自由则认为有“三百余人”[15]。张玉法经过对文献记载的罗列对比,认为开成立大会的主旨是讨论章程、选举机构负责人,当日入会者仅裴钢、谢光显、董修武3人,其他与会者应是此前已加盟的人,“不超过二百五十人”。[16]同盟会成立当日,通过了章程,选举产生了执行、司法、评议各部成员,同时选举出了各省分会负责人,云南分部的负责人(主盟人)为吕志伊。吕志伊本人在1913年的《同盟会琐录》中也言东京同盟会云南省支部长是其本人。[17]有资料认为,参加此次正式大会的人员“籍贯包括全国十有七省”,惟甘肃省因此时尚无留学生而没有人参与。[18]根据张玉法的研究,各省区的主盟人多系在东京指定的,他们或自东京前往各地发展会务,或已在各地从事革命活动。[19]叶祖荫回忆吕志伊在同盟会成立当日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应属有误。[20]可能将吕志伊在1912年同盟会在南京改组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事情前置了。在1912年3月3日的同盟会“全体大会”上,与吕志伊同时当选评议部议员的云南籍会员还有张耀曾、张大义、黄嘉梁三人。[21]

  笔者目前所阅资料尚不能完全确定7月30日的筹备会议及8月20日正式成立大会时云南籍志士加入的具体情况。但有资料显示,在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云南籍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仅8人,即吕志伊(云南思茅人,9月9日加盟)、杨振鸿(昆明人,9月22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张儒澜(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张华澜,石屏人,9月25日加盟)、张朝甲(保山人,9月22日加盟)、殷飞云(曲靖,9月19日加盟,主盟人为黄兴)、庾荷生(墨江人,10月1日加盟)、罗震(澄江人,10月初一加盟)、李纯禧(普洱人,10月8日加盟)。[22]另有认为,“丙午年(1906)一月,同盟会开会,会毕,刘揆一、匡一两君约云南革命党人杨秋帆(振鸿)、赵直斋(伸)、罗镕先(佩金)、吕志伊(天民)与根源五人暂留,谓孙、黄两先生有事相谈”。[23]同盟会开会,这5人在场,并被约谈,或可以说明这5人为同盟会会员,至少应该与同盟会联系非常密切。但这与前引1905年有云南籍8人入会情况就有出入。罗震其人尚不知道其具体情况(或是指罗佩金,笔者掌握资料尚无法准确判断),李根源、赵伸并不在8人之中。同盟会在1905年8月通过的《中国同盟会章程草案》规定了本部设总理一人,另设执行、议事、司法三部;在基层建设方面,规定在国内和国外分别设立5个及4个总支部,国内即西部(于重庆,包括四川、贵州、甘肃、新疆、西藏)、东部(于上海,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中部(于汉口,包括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南部(于香港,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北部(于烟台,包括山东、山西、直隶、陕西、蒙古、东三省),国外即南洋、欧洲、美洲、檀岛。云南属南部支部,由胡汉民为支部负责人。不过,有研究表明,除南方支部于1909年在香港设立外,其他各支部都未能建立。同盟会章程还规定,本部所在地会员可按省籍设立分会,推举主盟人(分会长),以推动各省同盟会组织的筹建,云南的主盟人为吕志伊。[24]这至少表明,吕志伊应该是较早接触同盟会的云南籍人士当无疑义,并且其可能参与了同盟会的筹建或成立大会。李根源也曾言:吕志伊参加了同盟会筹组过程的有关工作,“与香山孙公,善仙黄公三十余人歃血慷慨,驱鞑虏,建汉帜”。[25]《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是对同盟会早期会员发展情况记载较清楚的原始资料之一。在该名册中,1906年在东京加入的云南籍同盟会会员,除孙中山、胡衍鸿为主盟人外,吕志伊也是主盟人,这应表明吕志伊是同盟会云南支部的负责人。[26]当然,对于该名册的名单,1939年就有老同盟会会员致函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张继,对名单提出疑议,认为遗漏了多名会员。[27]前述云南籍同盟会会员记载的差别也不能排除这一原因。

  事实上,关于同盟会早期成员,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续编》上卷所附的《乙丙丁三年会员人名录》(实际与《革命逸史》、《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为同一史料)确有遗漏。198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就根据相关文献资料,辑录了一些前述史料所没列入的会员名单及事迹。云南籍者,主要有5人:李学诗,云南腾越人,1906年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吴品芳,早年与黄毓英、杜韩甫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由杨振鸿主盟,加入同盟会;张文光,同盟会倡导革命于滇边时,由杨振鸿介绍入盟,应该大致在1907或1908年间;张成清,1908年参加死绝会;赵伸,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云南留日同乡会办《云南》杂志,被推为经理,加入同盟会。[28]当然,这也并不一定能够完全精准地把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情况表现出来。《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显示最初两年(1905、1906)云南籍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会员有21人。[29]而有资料则言,“自丙午(1906年,引者)至戊申(1908年,引者,由其(吕志伊,引者)介绍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30]这一数据虽非完全精准,但表现出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人士入盟者逐渐增多。

  对于云南籍志士最早加入同盟会的状况,民国时期已经修篡完成但未付印的《续云南通志长编》有如下记载:同盟会成立后,各省留学生相继入会,皆相约以各自力量推动本省之革命运动。云南吕志伊、张华澜、张开甲(应为张朝甲,原文如此)、杨振鸿加入最先,其后留学生陆续入会者有李根源、赵伸、罗佩金、殷承瓛、叶荃、赵复祥、唐继尧、李万祥、张子贞、黄毓成、张开儒、庾恩旸、周德荣、林春华、李伯庚、姜梅龄、赵钟奇、沈钟、黄嘉梁、黄毓英、杜钟琦、言道一、胡正芳、李春醲、李燮羲、张含英、李曰琪、李植生、张乃良、唐允义、刘九畴、王毓嵩、邓绍湘、张邦翰、张大义、何伟伯、李光鼎、杨若、段宽、李大忠、何汉、丁怀瑾、杨名遂、张鑫三、王武、李金牛、杨鸿章、陇高贤、钱世禄、禄国藩、王九龄、杨大铸、邓泰中、苏澄、陈凤鸣、赵家珍、李自梅、李莲芳、彭仲伦、罗为桓、曾鲁光、郗安仁等。[31]这是关于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留学生的名单,这66人虽然不一定完全准确,尤其是该资料仅言在日留学生相继加入,没有详细说明加入的时间、地点,无法判定一些细节内容,不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云南籍同盟会人员在东京的大致情况。至于留学生回国后发展同盟会会员的情况,《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记更略,仅言:“回国之留学生,在昆明、腾越、缅甸介绍入会者约三百余人,以张文光、张成清为首”。[32]上述资料中的会员,有的是在东京加入,有的也可能是在其他地方。如李宗黄就是于1911年在天津参加同盟会的。[33]这一情况的产生,或与同盟会的组织松散有关。由于同盟会组织松散、对会员的制度性约束不严,因此要考察清楚云南籍同盟会的具体名单、数量等,是较为不易的。然而,同盟会的成立,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推动,“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间表者矣”[34]。在同盟会成立之后,云南的革命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发展。

  二、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的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风气已经在云南传播。有资料显示,1904年游学日本的昆明人杨振鸿,将《告滇中父老》一书寄回云南,引起了热血学生的强烈反响,“读杨书,发指眦裂,痛恨满清断送滇省”。其后,李伯东、李鸿翔、何瑛、李治、谢树琼、李伟、杨洛图诸人,秘密结合成立了誓死会,其意“誓与满清皆亡”,于是“云南革命,发韧于此”。而云南留学日本之人渐多,且“多濡染革命之说,革命人才,因此辈出”。1905年杨振鸿又将《革命军》一书寄至誓死会,李伯东、李治等暗中宣传,“排满思想,遂以日炽。李伯东且乘机联络志士,为革命运动 。然尚秘密进行,未敢公然表示”。[35]革命思想在云南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云南的这一情况是与全国相似的,此时清廷仍统治着全国,诸多革命活动均系秘密进行。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同盟会会员积极组织参与了云南地方革命政治活动。1906年,杨振鸿从日本归来,与李伯东“密与订交,约入同盟会,劝李组织机关,担任滇省革命事务”;李伯东则慨然同意,与许恒昌、杨洛图等设立兴汉会,订立章程,并从日本购“民报”等革命报刊,进行革命宣传;李伯东还著《新云南》一书,主张独立;李伯东还联络各校学生组织敢死会,高朗、何瑛、范石生、普善、董承志、王九龄、徐濂、施为章、马明远、杨大用、李莲芬、李治、周从锡、段纯一、许景升等,均系“党中强健分子”。[36]而1906年,同盟会开会后,孙中山、黄兴即约杨振鸿、赵伸、李根源、吕志伊等谈话,表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云南总督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体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都把云南当作侵略的目标”,云南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希望云南革命青年,筹办一份宣传革命的刊物”。于是,云南籍革命同志创办了《云南》杂志。[37]《云南》杂志鼓吹云南处英、法“鹰瞵虎视,各争要区”之下,号召“兴师罪政府”、“鸣鼓攻官吏”,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38]在革命风气高涨的背景下,云南革命志士先后组织或成立了一批团体或机构,如保地会、天足会、公学会、兴汉会、文明常说会、筹滇协会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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