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演进与边疆政治：同盟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3)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社、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党派合并成立共和党，试图与同盟会相抗衡。政治形势的如此演变，同盟会进行改组的必要性加强。经过密集商讨，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各党派联合发表《国民党宣言》，正式宣布合并为国民党。最终，参与合并组建国民党的除同盟会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与共和实进会、蒙藏联合会5个党派。[69]9月2日，国民党理事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

　　1912年同盟会等合并成立国民党，对当时政局影响甚大。其时，“吾党（指合并的组成的国民党，引者注）声势盛大，又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故其声势甚顺”。[70]《盛京时报》就评论认为，“将来左右民国政治者，盖唯有此党耳”。[71]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云南也响应，1912年9月，推举李根源为云南支部长，赵伸、袁家普为副支部长。[72]有资料则称李根源为理事长，赵伸与袁家普为理事。[73]对于国民党成立后云南支部的发展情况，有资料记载言：当时李根源、罗佩金、谢汝翼、李曰垓等首倡之，与赵伸、谢佩青、陈时铨、张大义、李父治等人主其事，一时党员数达千余人；其中“如绅耆、道学派之赵藩、孙光庭等，亦加入党籍”；此时可称为云南党务极盛时期。[74]然正如有论者在评论国民党时所言，国民党成立后是“不择手段吸收异党分子”[75]，造成了其成员“鱼龙混杂，真伪不分”[76]。此时的云南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资料记载国民党云南支部成立后，“唯以统一党及共和党党员之羼入”，从而“分子复杂，意志涣散”，称这一时期“对于党务殊无若何之推进”。[77]

　　四、同盟会与近代云南边疆社会政治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段革命政党，其在云南的组织与活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命运与边疆局势密切联系的重要表现。“云南地处边陲，为西南国防前冲，安南、缅甸，壤土相接，暹罗国境，亦复相近”，在清朝光绪之前，“云南虽位南徼，亦无外交之事件”，然光绪以还，“越、缅屏藩既撤，与英、法接触时多”，并且清末外交动辄失败，在此时局变迁之中，云南“关系国家前途至巨”。[78]这是民国时期云南籍政、学界人士对云南边疆所处地缘政治环境的认识与观察。此论虽或因乡土情怀有提升云南之心理，然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云南边疆与近代国家政治变迁密切相联的关系；而同盟会在云南的发展历程，即是这一形态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同盟会的成立，其主要场域是晚清政局的窳败；而云南籍革命志士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组织与活动，其重要原因亦是云南边疆危机深重的刺激。吕志伊在1903年作诗曰“愿合同胞铸新脑，生存廿纪抗强权”[79]；杨振鸿青年时亦作“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之诗[80]；这正是对晚清政局窳败、云南危机深重的情感表达。正如此，在日本留学期间，吕志伊、杨振鸿等云南籍志士才积极加入同盟会，并将这一近代政党组织引入云南并组织活动，扩大革命思想及组织在云南边疆社会政治中的影响，对云南近代边疆社会政治乃至全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云南籍同盟会会员不仅重视对云南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调研，也积极参与边疆民族事务问题的解决工作，吸收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3月，杨振鸿接受同盟会云南支部和云南旅日同乡会的委托，对法国侵占越南及云南的情况，遍历各地进行实际考查，撰写了《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法国窥伺云南之渐》、《法人探险及图谋云南之早时期》、《滇缅界事述略》等文发表于《云南》杂志，这些实际调查，揭露了列强对云南的侵略实况，并详细记述了云南的边防要隘、边区地理社会情形，报告给同盟会总部，为同盟会在云南的活动提供了信息资源，后来同盟会在河口发动起义，就曾以杨振鸿的调查资料作为战斗部署的参考。[81]《云南》杂志还刊登了《游滇述略》、《鹤庆州“州牧苛政”之五大特色》、《调查河口情形记》等文章，既介绍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地缘及自然环境、社会情况，又论述帝国主义对云南侵略问题。[82]杨振鸿在担任滇西腾越厅西防巡防营第四营管带时，腾越所属盏达（今盈江县莲山镇）土司发生承袭争执问题，当地官员接受贿赂并与土豪勾结所安排的继任土司为群众所不信服，遂发生动乱。杨振鸿了解情况后，取得腾越厅同知龙文支持，安抚群众，由群众公议另举人员继承土司职位，避免了流血事件及英人的插手，获得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拥戴，使“盏达彝众额首称庆 ”。[83]腾越干崖土司刀安仁在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后，还介绍了十几位少数民族的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1907年，刀安仁还约请秦鼎奕、王仰思等同盟会会员到拖角、片马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反帝思想。吕志伊等同盟会会员还经仰光到达干崖，协助指导刀安仁兴办土民学校、农场等民族工农业及教育，在成功后还举办了工厂农场产口展览，邀约边境各土司参观、开会。这些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团结边疆各民族人民，具有一定作用。[84]正因有了这些基础，河口、永昌、腾越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才会爆发同盟会领导的起义活动，“辛亥九月，腾冲首先发难，革命之因，实种于此（指杨振鸿早期所作工作，引者）”[85]；反之，革命活动及思想的展开与传播，也启发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近代国家与民族意识。

　　同盟会作为近代以来先进政党的雏形，其在云南的组织与活动开启了清末及民国时期云南政党政治的先声，影响着民国云南政局的演变。清末民初，当时影响云南政治的主要人物唐继尧、李根源、谢汝翼等均为同盟会会员，虽然其他如统一共和党、统一党、共和党等政党也先后在云南建立支部或组织，但发展较难，在滇的参政能力始终受制于同盟会。[86]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客观而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颇受诟病。邹鲁就曾直接称同盟会纪律较为粗简。[87]胡汉民也认为，同盟会的组织并不完善，“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领导”。[88]胡汉民的评论，正是有学者指出的：同盟会会员在填写盟书后，就很少再受组织的约束；如果自己不担任同盟会的职员，或者自己不积极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一般没有固定的组织活动，也不会受什么组织纪律的约束；许多所谓同盟会的会员，其实只是他们曾履行过入盟手续，参加了同盟会，而不是指他们以后一直还和同盟会的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89]缘于同盟会组织的松散，其在云南发展虽然迅速，辛亥革命后的军政主要领导也大部分是同盟会会员，但由于组织对会员的约束力不强，加以权位争端、政治倾向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同盟会会员的活动背离同盟会组织，甚至站在同盟会的对立面。其后同盟会虽改组为国民党，但组织脆弱的情况仍未改变。例如，唐继尧统治时期，云南“政治封锁、交通不便，邮件及客商经安南河口，必行检察。凡三民主义书籍，即认为赤化，严禁入口。因此，滇民对于世界潮流，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全不明了”。[90]受诸多因素之制约，唐继尧时代国民党在云南的发展相当薄弱，[91]而这一形态的产生与前述同盟会在云南组织发展的根基不牢密切相关。

　　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籍革命志士积极参与，对省内外的政治变迁皆产生了重要影响。“滇人士逼于外患，渡海求学者先后达千人。或习师范，或习政法，多以救国自任，而陆军人尤激烈”。杨振鸿又为“陆军生中之尤激烈者”，积极进行与云南社会政治有关之革命活动：其一，“结三迤志士”，创设死绝会、公学会及体操专修科，一以革命致事；其二，英人欲恃强修筑滇缅铁路，振鸿“结全省士子抗之”，使“英领率为所懾，乃寝”；其三，“简军实，勤训练以待时，而益开扩党会”；其四，“归滇助革命军，……开大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到者数千人，所称云南独立大会者是也”；其五，计划策袭永昌府为革命根据地，编练乡民成军，以进图省垣，再北出黔、湘，西略川、陕，进而戡定中原。见微知著，作为云南籍最早加入同盟会者及主要领导人之一，杨振鸿之相关活动，其事虽未完全成功，然皆与清末云南边疆的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戡定中原”之词还表现了同盟会在云南革命活动的全国视野。正是这些积极的革命活动，才使“革命思潮，遂浸润于三迤”，而后才有“恢复云南全省”并出师支援川、黔之行动。[92]1924年，国民党一大云南籍代表杨友棠等人在致一全大会秘书处的报告中称云南籍同盟会志士的活动，“近之促成邻省独立，远之赞成中国统一，实大有造于民国，继以护国、护法转战十几省，奋斗十余年，兵力财物之牺牲，尤不可数计，此云南人民之所贡献于中国，云南同志之所贡献于同盟会”，“于革命史中，当独占一席而无愧者也”。[93]这一对同盟会云南籍志士清末民初活动的简要评述，正是这一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与云南边疆政局乃至全国政治联系的切要总结。

　　注释：

　　[①]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1913年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

　　[②] 李玉：《中国同盟会研究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马敏、洪振强：《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史林》2012年第5期。

　　[③] 《云南代表杨友棠等致一全大会秘书处报告》（1924年1月28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12901。

　　[④]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08－314页。

　　[⑤]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981年，第39页。

　　[⑥] 张天放、于乃仁：《回忆辛亥革命时期云南的杨振鸿》，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46页。

　　[⑦] 张天放：《辛亥革命中的傣族爱国领袖刀安仁》，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32页。

　　[⑧]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编：《云南文史集粹》第1卷，第16页。

　　[⑨]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内部编印发行，1984年，第61页。

　　[⑩]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八（近代之三），第68页。

　　[11]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订版）第八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8年，第2714页。

　　[12] 张大义：《同盟会云南分会之成立及其活动》，杜元载主编：《革命文献》第66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第56页。

　　[13] 陈锡祺等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43页。

　　[14]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50页。

　　[15] 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53年，第9页。

　　[16]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18页。

　　[17] 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校注本修订版），第八册，第2716页。

　　[18]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修订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7页。

　　[19]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第334页。

　　[20] 叶祖荫：《同盟会云南支部创始人吕志伊》，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