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陈友仁关系钩沉

辛亥革命网 2018-08-07 14:12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作者:尚明轩 查看:

1998年我在美国发现了一些宋庆龄未刊往来英文函札,其中,宋庆龄与陈友仁夫人乔吉特1932年4月间的往来信札各一通,反映了当时宋陈关系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现择要释读之。

  1998年我在美国发现了一些宋庆龄未刊往来英文函札,其中,宋庆龄与陈友仁夫人乔吉特1932年4月间的往来信札各一通,反映了当时宋陈关系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现择要释读之。

  乔吉特(Georgette)是张荔英(1907—?)的英文名字。张祖籍浙江吴兴,生于法国,其父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工于美术。1930年与陈友仁结婚(陈友仁原配梁玛丽于1926年5月病故)。[1]

  陈友仁(1878—1944),英文名字EugeneChan(尤金·陈)。祖籍广东香山,生于中美洲英属特立尼达的小镇圣费尔南多,自幼受英式教育。早年做律师,后到北京创办英文《京报》(PekingGazette),痛贬时弊,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段祺瑞卖国,曾因此而身陷囹圄。1917年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从此与孙中山、宋庆龄开始交往。先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事顾问、英文秘书等职,与廖仲恺等同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参加过孙中山与越飞的会谈,曾代孙中山起草《致苏俄遗书》。后参加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任外交部部长。他与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坚持孙中山的二大政策,积极贯彻反帝外交方针,主持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

  这两通信札,宋函为英文打字,发函日期是1932年4月20日。乔函为英文手迹,复函日期是1932年4月22日。两函均发于上海各自的寓所(莫利爱路29号和施他佛道12号)。两函的译文如下。[2]

  亲爱的乔吉特:

  附上我给孙科夫人的一封信,是关于尤金的传闻的。尤金给我的信所起的作用是使我可能有过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他关于友谊的观念实在占怪,他居然轻易地相信传闻,并且由此十分轻率地对我横加诽谤!他的另外的一些自以为显示忠诚和友情的表现也同样的奇特。他对我的态度的解释以及政治上的控诉是完全不值得理睬的。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我想对你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都认识的朋友中,你有没有听到过有人提起我对你们夫妇所作的议论?我的荣誉感和对友情的怀念使我直到现在为止从未在别人——不论是友是敌——面前提起过你们或参与过对你们的议论。

  你的诚挚的,

  R.孙[3]

  亲爱的罗莎蒙德:

  你会写信给我真让我大为惊诧因,为自从你回到中国以后,我一直在努力设法同你取得联系,而你从不理会。

  不管你对孙科夫人有没有提到具体的款额,你是要她知道友仁侵吞了外交部的公款,这一点从从你对她说外交部的秘书们连薪水也没领到就看得出来。关于此事,友仁告诉我,不但给外交部所有正式职员(包括秘书,他们曾索薪)都己发了薪水,还有一大笔余款交给了他的继任者。

  为了答复你来信末段所提的问题,我要说“行重于言”。你对友仁和我三番五次给你去的信都无缘无故地置之不理,你觉得合乎情理吗?你可能会说,你同友仁政治上不一致。但你却会见另外一些同你政见不同的人。不管怎么说,就我而言,这样的借口是不成立的。

  你的诚挚的,

  G.陈[4]

  宋庆龄和陈友仁同为北伐时期的国民党左派,战友情谊甚笃。1927年4月22日,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声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7月14日晚,宋庆龄又特委托陈友仁代表她在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上发言,表明自己坚决反对分共的立场。陈友仁在会上坚定地指出:“孙夫人反对分共,因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孙)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人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5]迨汪精卫集团分共后,他们共同决定暂时撤离武汉,到苏联访问和共商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大计。8月间,宋庆龄在陈友仁的陪同下,从汉口到达上海;同月23日,他们及陈友仁的两个女儿等秘密同乘一艘停泊在黄浦江边的苏联货轮,直驶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苏联之行。在苏联期间,宋庆龄、陈友仁和先他们抵达莫斯科的邓演达三人在磋商后联名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江精卫等己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宣告该组织将“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职能”,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之后,基于苏联上层领导激烈的政治斗争及当时的客观形势逆转,他们决定离开苏联赴欧洲暂住,以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1928年夏季以后,宋庆龄去了德国,移居柏林;陈友仁则赴巴黎后又游历了西欧各国。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仍经常与邓演达、陈友仁函电商议继续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们志同道合,患难与共,堪称莫逆之交。可是,在1932年春,宋庆龄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封对陈友仁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并视其“在政治上的控诉都是完全不值得理睬”的毅然要断绝关系的函件呢?

  宋庆龄致乔吉特的绝交函,是针对陈友仁来信却又在不屑与陈交往的情况下,而采取迂回方式写给其夫人的。目前,陈友仁致宋庆龄的信件及宋庆龄致陈淑英(孙科夫人)的信件,均难觅得,不可能参照释读。但依据宋、陈二人分别后的经历和乔吉特复函的内容,比较参证,钩沉索隐,还是能够基本辨识出这段历史真相的。

  宋庆龄移居德国之后,潜心研究孙中山的遗著和上地问题,反蒋、汪的决心益为坚定。1929年4月,她在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前夕,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旗帜鲜明地指出:绝对“坚持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发表的声明”,即“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己故孙逸仙博十的基木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归国后,又连续发表了几个内容相似的声明,表现出她斗争的坚韧性。迨1931年8月宋庆龄为奔母丧再次离德归国之后,接连发生的邓演达遇害及“珍珠桥惨案”[6],又给她以极大的刺激与震动,义愤填膺地写出《宋庆龄之声明》及《国民党己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和独裁统治,及其对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罪行,指出:国民党是“公开地、无耻地为极少数封建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政党[7],国民党政府是“私人派系……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的代表[8]。她认为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是一丘之貉,只是“私人政见”之争[9];“同为革命之罪人”[10],决心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并与之斗争到底。

  而在此期间,陈友仁的言行则完全背弃了自己几年前的声明,先后与背叛革命的江精卫、蒋介石集团合作,并为其奔走效力。1931年2月离欧归国后,陈友仁即与孙科、汪精卫、胡汉民、张发奎等人搞在一起,5月参加了汪精卫等人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并担任了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同年12月宁粤合流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时,又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由于二人己分道扬镳,所以,尽管陈友仁夫妇“一直在努力设法”想要同宋庆龄“取得联系”,并“三番五次”地写信进行“解释”和“政治上的控诉”,以及极力“显示忠诚和友情”,宋庆龄却都“置之不理”,“从不理会”并最终表示“可能有过的对他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断然绝交。这说明宋庆龄坚持政治原则的严肃态度。

  至于陈友仁侵吞外交部公款之事,因欠缺具体材料,难以遽下结论;但这件事同政治上的分歧相比,显然是次要的。

  宋庆龄和陈友仁夫妇的绝交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陈友仁重又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联共反蒋的政治活动,赞助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宋庆龄方与之和解,重新走到一起。从现有材料判断,在1938年6月前后,他们开始恢复联系。和解后,宋庆龄与陈友仁夫妇间往来信函频繁,几乎每月都有一次至多次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940年年底。在此期间,1938年10月,宋庆龄和陈友仁等在香港曾联名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四项原则。次年,他们又再次联名通电蒋介石,斥责蒋发动“皖南事变”破坏抗战,实行反共。

  宋庆龄与陈友仁夫妇关系中这段曲折经历,长期不为人知,有的文章认为:宋、陈二人“在坚持、捍卫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争取中国的民主、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始终团结一致,共同奋斗”[11]。因此,有必要为文披露真相和澄清史实。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段曲折经历,虽仅是宋、陈交往中的一个插曲,但是,通过探究他们之间关系变化所引发的问题,可以加深对他们及大革命时期之后有关历史的进一步认识。

  注释:

  [1]后来,张荔英随陈友仁居香港,1941年底夫妇二人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转押至上海,长期被软禁。陈友仁于1944年5月20日病逝,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方获解禁。之后,张荔英去了美国,又转赴法国,于1953年定居新加坡,一直在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执教。1981年退休,90年代去世。详情可参阅1986年11月7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

  [2]二函均由沈苏儒翻译;笔者收藏有原函复印件。

  [3]按:R是宋庆龄英文名字罗莎蒙德Rosamondc的简写。

  [4]G是张荔英英文名字Georgette的简写。

  [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

  [6]1931年冬南京和广州组成“统一政府”,12月17日,刚上台的广东派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珍珠桥残酷屠杀各地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多人死伤,大批失踪,制造了“一二·一”珍珠桥惨案。

  [7]《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9页。

  [8]《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宋庆龄选集》上卷,第84页。

  [9]1931年8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

  [10]《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

  [11]《志同道合的战友——宋庆龄与陈友仁》,《宋庆龄与中国名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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