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不仅改造了海外洪门会党，把它纳入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而且教育了整整一代华侨，从而为中国致公党在海外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准备。

　　一

　　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国致公党，并成立了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会，筹划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的工作。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1878～1933）、唐继尧（1883～1927）为党的正副总理；“暂在香港设中央党部，进行一切”。这次恳亲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朱逸诞、陈浩孙、林荣石、朱仲缉等即签名给陈、唐两人发出总会正式推选证书。而这个时候陈、唐两人的日子都不好过。陈炯明因1922年炮轰总统府，背叛孙中山，在政治上、道义上陷于孤立的困境，下野蛰居在香港当寓公；唐继尧则由于军阀内部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两人都乐意接受推选去当中国致公党的正、副总理。有关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史料，在经历了近70年的蹉跎岁月，历尽沧桑后早已散失殆尽。有关这段历史从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刊载的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现在使命》一文中所摘引的当年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通告洪门全体书》中，才得略见一斑。该通告书说：

　　“一、设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于金门（即旧金山），为海外洪门总机关，以资提事。所有各洲中国委员分会，由总会委当地昆仲筹办，而收统一之效。

　　二、中国致公党党纲，悉依第三次恳亲大会代表议决通过之党纲草案公布，以尊重旅居各国致公堂代表之公意，而符合洪门本身自组政党案。

　　三、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成立之后，即为筹捐救国费机关，捐款由驻在各国致公党汇收，直接汇回内地致公党总机关，以进行救国工作。

　　四、本年（即1925年）十月十日为驻美金门致公党总部成立开幕之期，各地如不能及期派出代表，亦须函电致贺，以表同庆。是日起，各洪门团体致公堂，均悬党旗三日，以昭大典。

　　五、本总委员会议决，举陈公竞存（即陈炯明）为中国致公党领袖，唐继尧副之……

　　六、各地中国致公党总分部，（如前日致公堂所定之七大区域及南洋、欧洲、非洲）应每部派代表一二人回国协助，参预救国大计。

　　七、凡我党员应领到本党领袖签发之证书为据，方为纯粹真正党员……

　　八、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

　　当时，墨西哥、古巴、菲律宾和檀香山等数十处洪门组织发来函电向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贺。但是，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其中尚有少数受顽固派煽动，仍主留堂，不欲改党”，“以存堂为宜，改党为非，自沪上联络美洲少数人，发出传单，冀图破坏，但总难动摇”。因而，仅有部分人从致公堂中脱颖而出，组建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堂、党并存，堂、党不分，而且这种并存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党的成立不能代替堂。历史的发展也证明党和堂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堂关心的是成员在侨居国的利益，没有超越“共济会”的水平；而党则不同，它在不断地向一个成熟的政党发展，它的党员从一开始也不局限于海外洪门人士，它的总部从旧金山迁到香港后，这种趋向更明显。建国以后，中国致公党中央迁到大陆以后同海外的原致公党组织或海外致公堂等侨团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而只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关系。

　　二

　　由堂而党、改堂为党，从根本上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会党自身发展水平和对未来社会认识水平的反映，而且都是同孙中山对洪门会党进行民主主义改造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指出：“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而在洪门会党中，当数致公堂为“势力至大，人才至众，章程最善，财力最厚之大会党”。以美洲而言，“华侨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与一般的群众社团不同，会党成员是通过民间的秘密结社而联系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具有“守秘序、重然诺”的特点，“并尤能遵从领袖的号召”。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保皇党都曾把海外会党作为自己竭力争取的对象。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许多骨干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知洪门缺乏文士，大可利用，有数人特投身致公堂籍，阴图夺取其事权，洪门中人不知其诈，颇为所愚”。由于保皇党人在美国的活动，梁启超、徐勤、欧菜甲等保皇党骨干都加入了致公堂，利用它来扩展保皇党的组织，扩大保皇党的影响。在他们的宣传下，美国各地纷纷成立保皇会，许多致公堂成员被拉入保皇会，仅旧金山一市“注籍会员约万人”。费城有华侨3000人，“有维新会新开，会员约华民全额之半”。1903年梁启超游历加拿大和美国前后达10个月，他在美国访问20多个城市，发表上百次演说。1905年2月康有为访问美国，同样受到华侨和美国当局的热烈欢迎。康、梁访美不只表明20世纪最初几年保皇党人在美国的势力达到了高峰，而且表明康有为那一套托古改制的公天下的大同思想在华侨中广为传布。虽然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但他所描绘的农工商百工之业皆公有、土地公有、无帝王君长、官府科第人皆平等的大同世界蓝图深入华侨之心，一些华侨甚至把他看成中国的希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致公堂已经成为关心国内政治和前途的一个准政治社团，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会党。

　　为了同保皇党人争夺群众，扭转保皇党人在海外华侨中甚至占优势的局面，孙中山在深入侨胞、广泛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更注重于在会党中寻求支持。1903年冬，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和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领导和改造会党的关键性一步。为便于直接向会党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英文书记黄琼昌等人支持下，革命党人夺回了被保皇党人欧菜甲等把持的致公堂喉舌《大同时报》的大权，改由孙中山举荐的拥护革命的留日学生刘成禹任该报主笔。同时，建议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以改变原先组织涣散、章程陈旧、各自为政的状况，进一步摆脱保皇党的影响，使之成为统一而又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905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职员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将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表达了致公堂“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大众谋公益”的宗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还明确宣布废除龙头大哥的终身制，改变以往洪门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级排列的封建等级制和论资排辈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规定“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这就在组织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取代了以往小生产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组织形式，反映了孙中山对致公堂改造所取得的成果。随后，孙中山在黄三德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致公堂由堂改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