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2)

　　此外，阎锡山还向曹锟、倪嗣冲等征询段祺瑞辞职后时局的应对之策。[46]曹锟劝阎保境，维护治安，以为“现在揆席辞职未允，主座（冯国璋）通电主战，必有正当办法。无论时局如何，我辈淬厉将士，妥防境域，保卫治安，先顾根本即是胜者。彼此情同骨肉，利害相依，此后遇事，必当驰闻，以灵消息，而期一致。”[47]随着主战呼声又趋上风，段祺瑞辞职未成，仍主武力统一，并派王占元为援湘后路司令。[48]然长沙被西南攻破，王占元等前线将领却发主和电，曹锟、陈光远、李纯亦积极支持，主张先停川湘之战，协商条件进行和解，实现南北统一。[49]段祺瑞面对冯派抵制，不愿接受西南条件，认为大势已去，急欲离职，婉告日使勿再为其活动。至于总理人选，事实上争论已有多时，自从段祺瑞辞职风掀起，冯国璋就曾让徐世昌接任，徐拒绝，又有李经义之说和王士珍之说，但王士珍颇受拥护，于是在段祺瑞辞职已成定论后，王士珍成为总理继任人选。据李庆芳20日电称“王士珍将长陆部，代段祺瑞任总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亦辞职，陆荣廷乘势将在梧州设军政府。”[50]由此，段祺瑞派失势，而阎锡山则寻求并转向新的强势。

　　二、转向支持冯国璋和曹锟

　　由前文所述可知，段祺瑞的西南用兵遭到冯派抵制，段在北京政府中处于颓势。对此政局变动，葛敬猷获得确切消息后，于11月21日电阎锡山，“此次政变，全系有人挑拨府院所致，段公（祺瑞）势难再留，不久将代以王士珍，先行兼代，此后实权当操于府。昨已将陆参办公处由院移府，闻将派张绍曾为南北议和使。钧座民国元勋，国人敬仰，惟政潮所趋，不能不稍事联络，浙督杨（善德）已与苏督李（纯）有所接洽。昨日左右言于猷，钧座似宜与府稍生关系，猷已先事联络，应否进行？取何种方针？尚乞谕遵。”[51]根据葛电，阎锡山洞悉中央权势转移之动向后，遂转向支持总统冯国璋，加强与冯派联络，淡化与段派关系。如阎锡山在19、20日连获冯国璋与各省商讨对西南用兵两电后，于23日复电冯，“锡山素以服从中央，维持统一，为唯一之宗旨。伏望钧座独伸纲断，挽救艰危。”[52]是日，阎又致电曹锟“承示拟先请西南方面，即日将军队退出湘境，表示和平决心，明定停战日期，以为议和初步。鄙意极表赞成，即请我兄挈衔主稿，通知彼方，弟愿附诸骥尾，以图挽救。”[53]阎锡山虽力言支持冯国璋决断，同意曹锟对西南和平主张，[54]但他却不向其它省份表明态度，而是以谦虚姿态向它省商讨对策。如在23日电复福州李厚基，声称“敝处对于总统（冯国璋）皓（19日），亦尚在筹虑之中，尊见如何？还乞见教。”[55]当南北议和已成趋势，李厚基才于26日致电阎锡山，赞成言和，敦促阎派员赴津商谈。[56]阎于28日答复李“敝处覆仲珊督军（曹锟）马（21日）电，大意与台旨相同，并已派员驻津接洽矣。”[57]

　　然而，就在段祺瑞于22日辞职后，中央政府的组阁又生矛盾。阎锡山据葛敬猷电获知王士珍可能组阁，如王不能组阁，对西南调和时，各方将不会接受。[58]如南昌陈光远曾就组阁一事电阎锡山等，推崇王士珍任总理，[59]阎赞同其意，声称“聘老（王士珍）众望所归，敝处已专电敦劝矣。”[60]而李纯却通电认为总理人选不宜由各省推举，应由总统任命。[61]阎又不敢得罪李纯，当即函电附和“组阁问题，尊论极是，毋任钦佩。此后如有卓见，仍乞随时示及为盼。”[62]于是，李纯28日通电反对王士珍组阁，理由是推举王组阁可能会转生波折，“诚见于第一次段（祺瑞）既去职，李阁（经义）不来，演出种种怪剧，致有今日结果之语。”[63]然据李庆芳所言，李纯之所以反对王士珍组阁，是想自荐，出任总理。[64]但北洋武人对李纯的支持度很低，而王士珍颇获倪嗣冲、王占元等人拥护。

　　此外，对于段祺瑞辞职，徐树铮特于12月1、2日电阎锡山，告知段虽去职，但实力仍在，劝其不要投向他派，更不要被南北议和蒙蔽。其谓：“昨公府亲信谘议耿光之弟由港电告议和条件：1、黄陂（黎元洪）复职，冯（国璋）住瀛台；2、复旧国会；3、陈光远调闽，李烈钧督赣，柏文蔚督皖，谭延闿督湘，刘存厚督川；4、广东督省改为公举。刘存厚屡战屡捷，对于我辈极重气谊，决不至为彼辈诡诈所间，尊处仍请加意联络为盼。”[65]“我国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第以各省不挽留为疑，经弟切实告以我辈但求国家治理，不争意气夸嚣之私。若后任能施善政，我辈为太平百姓，岂不甚美，若再不然，时势相处之日，相机而发，迎刃立断，此时各省之沈静，正见我辈之秩序。彼闻之极意赞服，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诸要人，并达林公使（权助）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又昨电议和条件，尚有惩办祸首一条，所谓祸首者，段、倪、汤、梁、吴、傅及弟也。”[66]阎锡山获徐电并未立即回复，而是针对张敬尧提出调和四条件，[67]于12月3日电复张“主张极是，敬佩莫名。请即电达仲珊督军（曹锟），以期一致进行。”[68]

　　不过，因梧州、南京、天津三方政见相去甚远，南北和议突生变故。[69]据李庆芳12月4日电称“南军攻岳州，已由七师前敌接战。中央电南京，和战由内阁主持。李纯请假，元首密告钱能训谓：‘我可言和，他们须主战’，并微露辞职意。顷晤某公，据云：徐（世昌）、段（祺瑞）极称晋旅能战，虽败犹荣。”[70]5日，冯国璋电曹锟、阎锡山等“现闻湘中情形不久必将内溃，饷源不继，商民罢市，不过逞其娇气以图徼幸，已饬岳州王总司令（占元）坚守阵地，以待后援。又密告苏、赣等省勿忘军备，一面由中央筹划饷糈，各省联合预备大举劲旅，使我士气重振，局势重新，必使主权仍在中央，可擒可纵，决非轻徇和议，中彼狡谋。”[71]阎锡山立即响应，6日电复冯，表示将整饬军备，听候指挥。[72]是日，参陆部又通电各省督军，“各级将领，上受国家之负讬，下为士卒之楷模，尤当淬励精神，率先奋勇，如有畏葸退缩，军法具在，决不宽容。切盼通饬所属，振奋进行，功罪殊途，端须自择，切切奉谕。”[73]阎于7日复电参陆部“国家养兵，责在捍卫，军人天职，有战无退。已遵谕督率所部各级将领，淬励精神，遇有战事，身先士卒，奋勇直前，倘敢畏葸退缩，即以军法从事。”[74]

　　段祺瑞、徐树铮为反击冯国璋及长江三督，徐树铮还特意到奉天和蚌埠，与张作霖、倪嗣冲联络，并力劝曹锟对西南用兵。在徐的活动下，山东、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上海、察哈尔、绥远和热河等省，其中有七省督军及都统和护军使代表于12月3日云集天津孙家花园举行督军团会议，议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方主和派，力主对西南决战。参陆部7日再次电张作霖等“望各长官就所部兵队切实筹备，除驻防地方必要者外，务须抽出一部之兵力，整备完全，遇邻省情形紧急时，即无中央命令，亦可相机援应，具报查核；而中央统筹全局，有必须征调者，亦可朝令夕发，免误时机。”[75]阎锡山于8日分别复电倪嗣冲和参陆部，“决定主战，自当一致进行，俾底于成，卓论至佩。敝处迭接仲珊（曹锟）、子志（张怀芝）两督军来电，已覆电，担任筹备一切矣。”[76]“军队迅赴事机，端在实力，各省互相援应，自属要图。已遵谕将所部切实整理，以备缓急。”[77]10日，阎再电倪嗣冲“仲珊（曹锟）、子志（怀芝）两兄联往督师，复有我哥以为后劲，团体益坚，军心团结，勘定大难，在此一举。弟凡力所能为，无不竭诚赞助。”[78]更何况段祺瑞是对德宣战的坚定者，虽离职总理，但仍以参战名义与在华势力联系，以借外援而内争。对此，冯国璋既要敷衍段派，又要讨好在华势力，只好附和对西南主战，并在布告宣战前，于18日任命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段则以督办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扩充皖派军实。国务总理王士珍鉴于皖派势力扩充，不得以而又将陆军总长一职让给皖派段芝贵。这样，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于皖派之手。[79]

　　11日，阎锡山曾向晋籍安福系成员田应璜打探政局，“闻曹（锟）、张（怀芝）有拥段（祺瑞）上台之说，真相究竟如何？此议如在必行，从何处下手，到津时设法探明见告。”[80]14日田应璜对其疑惑作答，“拥段上台，闻当时原有此意，以为北省出兵，王（士珍）当然退位，刻已搁置矣。张（敬尧）、冯（玉祥）反侧，蚌埠已受牵制，鄙意各省固当极意联络，而宗主则以曹督军（锟）为依归。燕晋协力，尚可为也。”[81]另据李庆芳14日电称“谭延闿电元首辞湘督[82]，并力陈息争须恢复旧国会。鄂前师长王安澜在枣阳招集旧部，称护法军，闻系孙武、季雨霖为主动。汪议员昨自宁来称，李督（纯）可恃军队，仅齐燮元一师，近日喧传李（纯）、齐（燮元）将独立，倪（嗣冲）、卢（永祥）密计攻宁，人心浮动，一夕数惊等语。”[83]又“政府昨以议和大旨电由李纯转达南方，闻内容有召集新国会，减少名额；北军仍驻岳州，桂军退出湖南，滇军退出重庆等条件。王士珍昨在阁席上有数日后请段祺瑞复揆任语，晚即缮呈先辞陆长兼职送府。”[84]

　　15日，陆荣廷通电，主张各省罢兵息民，一致对付欧战，倡议重开南北和议。[85]17日，谭浩明也发出通电，力主和平，防止内讧，注意日、俄等对中国掠夺。[86]然而，曹锟却主张对西南用兵，防止从中离间，免使北洋涣散，并由中央宣布西南“阴谋”，呼吁他省一致援助，[87]冯国璋亦通电各省以武力为和平后盾，令已经出发或将下动员的各军队，迅即集中前方要地，扎定地盘，不可稍懈军心。[88]此时阎锡山响应曹锟，称“晋虽偏小，自应勉励袍泽，尽力援助。”[89]18日，冯国璋向西南发出和平布告，“所谓藉武装以促进和平，亦即国璋前电先礼后兵之微意”，[90]并决定取消参院，为和议入手。[91]南京王占元、陈光远、李纯通电表示愿调和南北，[92]王芝祥奉命赴梧州求和。[93]随之，曹锟追随冯国璋亦改变主战政见，通电各省督军，请中央速改定国会、组织选举法，召集正式国会。[94]于是，阎锡山也由主战向主和转变，于25日电复曹锟，赞同由曹领衔入告中央，敦促参议院，迅速议决国会、组织两法，依据约法行使代议职权。[95]

　　然不久，南北和议再现裂痕，张怀芝、龙济光等电中央，主张武力解决，而此时阎锡山却不动声色，在观察冯国璋与曹锟的动向。1918年1月7日，冯国璋电曹锟等，驳斥谭浩明对他的诋毁，并再次对西南问题表态“鄙意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前已屡屡言之，目前仍抱此宗旨，不少变易。”[96]阎锡山即于9日电复冯国璋，对其意表示支持，谓“国事蜩螗，宇内腾沸，我大总统息事宁人，不惜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仁至义尽，薄海同钦。锡山以巩固国家，力谋统一为职志，遵当整备军队，听候指挥，戮力同心，积极进行。”[97]然而，西南对冯国璋的和平措置已失信心，一面联合自立，一面进攻，在27日攻下岳州，主和派王占元极度恐慌。段派则乘机鼓吹武力解决，冯国璋受此压力，只好命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兵入鄂，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2月中旬，徐树铮动员张作霖奉军进驻直隶，张作霖在声援段祺瑞同时，意在逼迫冯国璋。[98]王士珍内阁遭此威胁，亦准备辞职，于1月13日通电“主座解决时局办法。本与尊旨无殊，前以国人相望和平，不惮委曲迁就，即恐误中缓兵之计，故特设两司令，意在先输军队于南方，援鄂即以规湘，援赣即以制粤，彼方见我有备，或可易就范围。如果和平无效，则无烦征调，因应自能裕如，军队布置既周，明令即时颁布，而诸兄所争者，先布令而后进兵，尊意以为主座曾有和平之表示，若未奉声讨明令，万一事势变更，恐中央卸责或诿过于军人专擅，因此怀疑，致生歧异，日内岳防吃紧，闽省告急，均待救援。主座日盼会师，诸兄同殷敌忾，只以命令后先之争，先有滞碍。弟等以为徘徊瞻顾为行军所最忌，故敢于诸兄所筹虑而未便显言者，冒然揭明，庶彼此皆可涣然冰释。弟等更显确实担保军队达到地点，明令随之即去，事之成败利钝，京外共之，无稍差忒。”[99]随后，陈树藩函电阎锡山，征询该如何回复王士珍电时，阎称“王总理（士珍）元（13日）电似无答复之必要，敝处已搁置不办。”[100]由此可见，阎锡山对王士珍的态度完全是以一种“拜权”的立场对待，觉得王既已准备辞职并将退出权力核心层，则认为对王电似无回复必要。

　　在阎锡山心中，只有把持中央权柄者及其所属才是他折服的对象。如李纯因调和南北问题，某些武人故意指责其偏袒西南，使其去职。对此，冯国璋为李辩护。[101]阎锡山亦于19日专电冯国璋，让冯劝阻李纯辞职，谓“自湘事失利，李督军以息事宁人之意，出任调人，外间虽有谣传，心迹可以共见。值此国事艰危，长江流域管毂南北，李督军威望素孚，正资砥柱，岂容高蹈远引。钧电责以公谊，动以私情，巡诵再三，无任感悚，自应急电劝阻，以副大总统属望之殷。”[102]而当岳阳被南军占后，曹锟于2月14日通电 “军现已南行，利在急行进攻，一俟张敬尧到汉，即与会商，开始前进，以期早消逆氛而定大局。”[103]阎锡山又当即附和曹锟，于20日复电“节麾南下，军威远震，衡湘夺气，指日荡平。”[104]由此进一步表明，阎锡山对能够影响政局者，或能够控制中央权柄的实力派，都持积极联络态度，充分做好应对准备，并做出亲近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