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权势转移中的调适——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4)

　　结论

　　护法战争虽以护法为旗帜，但在实际博弈中，军人实力派追逐地却是集团政治利益或个体政治利益，并且在诉求政治利益这一过程中充分凸显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北洋内部的矛盾及西南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争执的焦点并非标榜的“护法”，却是各势力要求政治机会的对等或政治利益的均衡。其间，尽管某些党派有过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考量，然一旦面对政争，则更多考虑地是党派利益或个体利益的获得，缺乏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灵魂。当然，护法战争除揭示了假“护法”实争利的情形外，其实也反映出北洋集团在面对这一变局时似也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或合理途径，如当权派意想整合各种力量进行武力兼并或和平解决，然被整合或被统合之对象对当权派之用心却有所顾忌，甚或产生敌对，结果使得北京政府在努力因应西南抗争中，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斗争面相，这些面相既有北洋强势之间的较量，又有弱势对强势的攀附以及弱势之间的联合，从而使得武人纷争成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一种社会常态。

　　此外，护法战争中北洋体系的内讧和军事实力派间的混战，导致中央权势的转移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从一个军事实力派转移到另一军事实力派，导致政局动荡、武人斗争不休。其时，刚刚掌控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且兼有南、北二重身份的他，为了能够主政山西，并获得中央政府对他督晋之认可，他十分关心中央权柄操于何人之手？时时关心中央权力核心层的变动，以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适应着追随当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进行“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显然，这些政治因应能力，是阎应对时势变化的关键所在。然事实是，坐镇山西的阎又不可能事必躬亲，故只能依靠驻京山西官绅配合，获得他们大力支持，为其打探消息，获取准确情报，便于他灵活应对时局。由此可见，阎锡山在中央权势转移中的灵活应对，是山西官绅与他合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驻京官绅代表功不可没，当然他个人的政治应变能力则起着关键作用。正是由于阎锡山具备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才使他能在民国时期不仅获得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可和支持，而且也使他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的“政治不倒”。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民革命与北伐研究”（13JJD770015）的阶段性成果。

　　[②]《徐树铮电阎锡山旧国会不能重召应组织临时参议院》，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台湾国史馆2003年印行，第5页。

　　[③]《国务院电询各省督军等依据约法召集参议院解决宪法问题之意见》，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9页。

　　[④]《阎锡山电复段祺瑞》，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页。

　　[⑤]《黔晋之参议员》，《晨钟报》1917年10月21日，第2版。

　　[⑥] 事实上，护法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湘省易督引起。据李剑农之研究，军政府形式上虽成立，但实权却操控于陆荣廷和陈炳焜，元帅和各部长多未就职。在1917年3月，陆荣廷曾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商谈巩固两广势力范围，其要求：陈炳焜任粤督、谭浩明任桂督，陆本人居陈、谭之上；湖南由湘人治理，两广不会侵犯，但中央在湘督的任免上要征求两广的意见。而且陆荣廷对谭延闿任湘督较为中意。然而，段祺瑞欲以湘征服两广，经中央政府内部博弈，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换下谭延闿。由此，在湘督的争夺问题上，引起西南强烈不满。陆荣廷以为段祺瑞既违反先前达成的默契，侵入湖南，威胁两广。于是，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在湘南宣布独立时，桂军实行援湘，护法战争上演。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1-402页。

　　[⑦]《管金聚转刘存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20页。

　　[⑧]《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1-22页。

　　[⑨]《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24页。

　　[⑩]《北京总检察厅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6页。

　　[11]《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8页。

　　[12]《阎锡山电复张作霖》，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6页。

　　[13]《陆军部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31页。

　　[14]《关于护法战役之件提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页。

　　[15] 商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顾问、陕北剿匪司令、陕西将军署卫队团长等职。1916年率部投阎锡山，委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6]《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页。

　　[17]《阎锡山电复陆军部库空如洗》，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2页。

　　[18]《傅良佐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9页。

　　[19]《阎锡山电复傅良佐》，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8-39页。

　　[20]《傅良佐等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0页。

　　[21]《陆军部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2页。

　　[22]《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页。

　　[23]《陆军部电阎锡山已咨令备车八列》，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页。

　　[24]《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页。

　　[25]《阎锡山电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页。

　　[26]《陆军部电阎锡山汉厂枪弹拨发无余》，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页。

　　[27]《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页。

　　[28]《陆军部电阎锡山增拨三十万粒子弹》，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9页。

　　[29]《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49页。

　　[30]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13年署重庆镇守使，1916年响应护国军，自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打败滇军，任四川第二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