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1916年8月11日,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在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的开头就明确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同年11月蔡锷逝世后，云南老报人惠我春和曾在蔡锷的指导下编纂云南《光复史》和《蔡松坡先生事略》的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由此可见，无论是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蔡锷第二故乡云南的人士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因此，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

　　但近年来，却有个别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本世纪初，殷英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增刊上发表的《蔡锷笔名质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与护国运动》一书中认为，“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对此，笔者曾于2012年6月作《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根据笔者掌握的相关史料，从五个方面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考论，最后认定，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应是蔡锷的笔名。

　　然而，时隔4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又在《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认定这个在《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本文下引此文，均不另加注）。但据笔者查考，曾文的观点和论点均与史实完全不符，其结论不能成立。因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笔者不揣浅陋，特作此文，以与曾文作者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曾文首先对拙作中提出的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和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两个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因此，本文先对曾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质疑作出必要的回应。

　　第一，关于别号与笔名的关系问题。曾文认为，“惠我春、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并不足以证明击椎生就是蔡锷的笔名”。“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或他人所起自己也认可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而笔名则是作者发表作品时的别名，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笔者认为，曾文作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强调两者涵义的区别，而看不到两者的内在联系，因此其上述观点显然是片面和错误的。

　　首先，从别号与笔名的词意看，它们都是某人本名之外的另外一种称呼。不仅“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而且笔名也是作者依据其爱好和不同需要而自起，所以，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名（对自己本名不满意也可另起，如蔡锷的原名叫蔡艮寅，后来改为蔡锷）之外，想起什么别的名字，发表文章时想用什么作为笔名，完全是个人的爱好和自由，既不需要到哪个机关登记，也无须哪个部门批准同意。在中国古代，一些文人除名和字之外，还取“号”，是为别称，所以又叫“别号”或“自号”。“号”的实用性很强，不仅可供人呼唤，也常用作文章、书籍或字画的署名。还需要指出的是，“笔名”是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无“笔名”一说，而以“别号”、“自号”或“别署”、“自署”之类的词语称之。例如，梁启超的小师弟蒋贵麟在《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一文中介绍梁启超时云：“启超，字任甫，别号任公、沧江，饮冰室主人等。”又如，1924年7月30日《新秦日报》一则关于鲁迅的消息说：“小说大家周树人，别号鲁迅。”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别号”、“自号”其实也就是今天所谓笔名的意思。由此可证，曾文所谓“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

　　其次，从历史的事实看，在中国历史上，以别号、自号作为笔名发表文章，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足为怪，有的甚至还以自号或者笔名行世。众所周知，梁启超自号任公、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人、如晦庵主人，别号也有任甫、沧江、轶赐等等。他以这些自号或别号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是常有的事吗？青年毛泽东仰慕梁启超，不仅曾自号“子任”，而且还以“子任”为笔名，在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教训。此外，章炳麟别号太炎，章士钊别号孤桐、秋桐、青桐，宋教仁别号渔父、勥、勥斋，周树人别号鲁迅、预才、豫、豫才、豫山、豫哉，陈独秀别号由已、仲山、陈由已、独秀山人、独秀山民，等等。曾文作者不妨去查一查，他们有多少文章是以这些别号或自号为笔名发表的。所以，曾文把别号与笔名绝对对立，认为“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的说法，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还需要指出的是，曾文为了否定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和别号的史实，还不惜歪曲南舟和惠我春、郭燮熙的本意。南舟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其意思清楚明白：蔡锷年青时之所以自号击椎生，就是表明蔡锷的“初心”，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对于南舟说得清楚明白的事，曾文在经过一番“论证”后却说“所谓蔡锷‘青年即自号击椎生’，不过是‘崇拜英雄’的记者南舟看到蔡锷的讨袁壮举和功成不居的‘风概’恰似张良后的一种推测，并不能证明‘击椎生’是蔡锷自取的‘号’。”对于惠我春和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挽联的上联首句中所引用的广为人知的蔡锷“击椎生”“别号”，曾文则又以“没有其他自证之言可为依据”为由，便断言：“在一定程度上，惠、郭挽蔡锷上联（击椎生）也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吞炭者）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笔者倒要请教曾文作者，郭燮熙1912年曾参与编写《蔡松坡先生事略》，已经知道“奋翮生”是蔡锷别号（笔名）之一，为什么不用“奋翮生”却还要代蔡锷取个“击椎生”的别号？倘若“击椎生”真的是惠、郭二人“代蔡锷所起的‘别号’”，它要与下联的“吞炭者”对仗，这一假一真能对仗上吗？其他人能看得懂吗？历史研究是凭史料说话，只凭一己的好恶和主观猜测来否定史料是不严谨、不负责的表现。所以，对于曾文所谓“击椎生”是“崇拜英雄”的南舟的推测和惠我春、郭燮熙“代蔡锷所起的‘别号’”的说法，在其拿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新史料来证明之前，我只能认为是其不顾史实的臆测和对重要史料的误读，因而其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关于唐璆与击椎生的主要经历和知识素养问题。曾文还通过“对照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和先后两次介绍唐璆主要经历，得出了“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与击椎生“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结论。历史的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下面就让我们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

　　1.关于唐璆从军戍边的问题。曾文介绍唐璆时说，他也象击椎生一样“从过军，戍过边”。但据笔者查考，无论是唐璆的后人所编之《唐璆的“自述”》，还是《唐璆文集》所附的《唐璆鍊心公年谱》，均无唐璆1906年赴日之前“从过军，戍过边”的记载。而唐大圆所撰《衡永郴桂观察使鍊心公传》中，虽然有唐璆1906年被“蔡松坡荐往广西郭人漳营”，后又经广西龙州庄蕴宽“延办陆军教导团文案”之语，但实际上他并没真正在清军兵营呆过，而是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志士，一直在为谋划反清起义和躲避清军搜捕而四处奔波、东躲西藏，与击椎生《回国有感》一诗中所说“十年戎马历边城”的经历完全不是一回事，根本谈不上“从过军，戍过边”。因此，曾文所谓唐璆“从过军，戍过边”的经历，应当是其为了证明唐璆的经历与击椎生的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对唐璆履历的造假。

　　2.关于唐璆去云南的时间问题。曾文说：“蔡锷不是云南人，直到1911年春才第一次到昆明，此前从未去过云南……很难想象他能将昆水、翠湖、昆海这类不易为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知晓的称谓……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蔡锷确实在1907年之前没有到过云南。那么，唐璆在1907年之前到过云南吗？在前述的《唐璆的“自述”》和《唐璆鍊心公年谱》中，均无片言只语提及唐璆在1906年下半年东渡日本之前去过云南之事。而曾文的答案却是十分肯定：“对于从广西到日本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他（唐璆）总结说：‘三年来走云贵两广，以赴东瀛……。’可见，唐璆东渡日本之前，到过云贵两广不少地方……对云南的山山水水相当熟悉”。

　　但据笔者查考，曾文上述的答案存在五个重大失误。其一，张冠李戴。曾文在这里所引用的唐璆之言，其实并非唐璆所说，而出自在南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展论战的一个叫平实的《南洋总汇新报》记者1908年9月11日所写《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一文。其二，隐瞒事实。虽然彭剑曾在《与孙中山论战的“平实”系唐璆考》中通过考证认为平实是唐璆所用的笔名，但也仅为一家之言（关于平实是否真的就是唐璆的笔名问题，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但仅凭曾文上引平实的这句话，即可看出平实的经历与唐璆的经历并不相同。详后），而曾文出于增强其“高度的一致性”结论的需要，竟在文章中一不加考证，二不加任何说明就直接引用，将平实之语，作为唐璆之言，隐瞒了事实真相，误导了读者。其三, 出尔反尔。如前所述，曾文以惠我春和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中的“击椎生”没有“蔡锷自证依据”为由，便断言击椎生为惠、郭二人“代蔡锷所起的‘别号’”。但曾文却又在既无唐璆“自证”，又无时人“他证”作为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平实之语，作为唐璆之言。显而易见，在这里，曾文作者对蔡锷是一个标准，对唐璆又是另一个标准，岂非出尔反尔，有失严谨？其四，时间错误。为了达到唐璆与击椎生经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目的，曾文中这两段文字所作的注释中标明写于1907年11月5日，比平实文章实际发表的时间1908年9月提前了近一年，这又容易导致读者在判断唐璆到云南的时间上发生错误，使之误以为唐璆赴日之前到过云南。其五，难圆其说。既然曾文说唐璆“三年来走云贵两广”，那么唐璆又是何年何月到的云南、何年何月到的贵州呢？对于这些关键问题，曾文却又只字未提，因而无法证明其唐璆赴日之前曾到过云南的说法。

　　那么，唐璆于何时首次到云南的呢？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听听唐璆自己是怎么说的吧。1907年11月5日，唐璆在致梁启超信中介绍自己经历时说：“逃亡于外”之前，曾“游两广者年余”。其中根本未提及自己赴日之前曾到过云南、贵州。1909年6月28日，唐璆以“云南招商委员唐璆”之名义，在《南洋总汇新报》发布的《述云南情状敬告华侨》一文中说：“予自春二月，由四川至云南，行其地数千里，交其人数十百，因将现时之情状，与将来之事变，及救亡之事实，为我华侨敬告焉。” 1911年4月11日，唐璆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璆自南洋归国，往蜀进藏，不果，至滇南后复奉委赴南洋招商。”这些唐璆的“自述”就清楚表明，1907年之前，他根本就没有去过云南和贵州。这就证明，曾文为达到自己的主观预设，又不顾史实，编造了唐璆1907年前去过云南和贵州的经历。在此，笔者不禁要问曾文作者，既然唐璆和蔡锷都在1907年之前没有到过云南，为何唐璆就“对云南的山山水水相当熟悉”，就“能将昆水、翠湖、昆海这类不易为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知晓的称谓……写入自己的诗文之中”，而蔡锷为什么就不能呢？天下有这样的逻辑吗？！

　　其实，俗话说得好，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曾文作者有所不知，昆海、昆水实际上均为滇池和昆明的别称，这些词语在古代诗人吟咏云南和昆明的诗词中，早就是相当普遍的了。明代著名思想家和诗人李贽的《寄方子及提学》诗中就有“滇云随绝足，昆海定新诗”之句。所以，昆海、昆水之于昆明、云南，亦即西湖之于杭州、浙江，即便没有到过云南的外省人士，也能通过阅读有关云南和昆明的诗文而了然于心。而翠湖也早在明清之际就已是昆明十景之一，驰名中外。既然蔡锷“满怀心事绕南滇”，要研究云南问题，难道他事先不去搜集和掌握云南的情况就率尔操觚吗？而况蔡锷早在1901年就翻译了6万余字的《支那现势论》，其中就涉及东西方列强侵略云南、广西及西江流域的详细情况。所以，曾文以蔡锷未到过云南就不能将云南的名胜写入诗中的观点也是完全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