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与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网 2018-08-22 09:22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李细珠 查看:

庚子至辛亥期间,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减弱。然而,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也并不显著,中央集权可谓有名无实。

  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干政的影响力呈现减弱的趋势。然而,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也并不显著,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反而有削弱之势,中央集权可谓有名无实。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

  “内轻”方面

  从“内轻”方面而言,清政府虽然努力加强中央集权,但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

  载沣摄政以后,便自代宣统皇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试图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此举激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的观察:“摄政王最近的政策极不明智,他试图加强满人的权力,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分别任命两个弟弟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但这两个年轻的亲王均毫无经验和能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受到报界异乎寻常的大肆抨击。”御史们更是群起攻击。胡思敬奏请裁抑亲贵,有谓:“夫一国之大至要者为枢务,其次为兵权、为财权,一切悉委诸宗潢贵近之手。……宠之适以害之,恐亦非诸王贝勒之福也。”胡思敬所说尚为隐晦,江春霖则直参载洵、载涛两贝勒。山东巡抚孙宝琦也奏陈宗支不宜预政,清廷上谕虽称其“不为无见”,但随即话锋一转道:“然不知朝廷因时制宜之苦衷,且折中颇有措词失当之处,著传旨申饬。原折留中。”尽管非议四起,但这些都并没有改变亲贵专权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亲贵专权实际上破坏了中央集权的效力。御史胡思敬从度支部尚书载泽把持盐政的事例认为,当时所谓中央集权,其实只集于少数部臣之手,而并没有真正加强皇权。有谓:“一二喜事之徒,方且鼓煽中央集权之说,以欺朝廷。臣见祖制未堕以前,以军机处出纳王命,以六曹总持纪纲,权本集于中央。祖制既堕以后,不但中央无可集之权,即我皇上用人大柄已渐移而之下,所谓集者,盖只集于三五要人之手耳。”这“三五要人”主要是指皇族亲贵。事实上,在清廷内部,皇族亲贵之间也是矛盾重重。朝中派系林立,内耗不已,政治则无所为。

  恽毓鼎认为:“劻耄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如载泽,“缘内援而参国政,削督抚兵权、财权归中央,倚任东洋留学生,建铁路收归国有政策,力庇其姊婿瑞澂,皆其主谋也。”载泽虽极力主张中央集权,但在关键时候并没有承担。时人批评:“闻泽公[载泽]遍电督抚,言路归国有,由监国[载沣]一人所持主义,伊与盛宣怀皆不知。此等举动,殊属可笑。善则归君之义,岂未闻乎?事已至此,且须图谋救败之法,若君臣相诿,何益于事。且即主义实出于监国,伊为度支大臣,所职何事,乃谢以不知耶?近传其有告病之说矣。”可见,亲贵们确实是“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

  辛亥前夕,清廷面临内忧外患危机,但皇族亲贵们却醉生梦死。“现在政府诸公仍在梦中,政出多门,贿赂如故,宫中三体,各怀意见,满与汉既分门户,满与满又分界限,京外又有畛域,中外又有猜嫌。国病如此,虽有医国手数辈,亦无能为力,何况竟无一人也。可叹可怕!”无论是摄政王载沣与隆裕太后,还是庆亲王奕劻与载泽等亲贵,都不是“医国手”的强力人物,无法挽狂澜于将倾,拯救垂死的清王朝。

  其实,监国摄政王载沣在预备立宪时期实行的中央集权措施,既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反而使国家军力脆弱,财政匮乏。这可以武昌起义后清廷尴尬局促的应对为证。

  清廷通过中央集权,把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收归军谘府、陆军部,但事实上,军谘府、陆军部并不能有效地指挥和调遣新军。武昌起义之后不几天,清廷便从近畿与北方各镇新军中抽调部队,有梯次地编配三军:第一军进攻前线,第二军预备待命,第三军防守近畿。上谕称:“现在派兵赴鄂,亟应编配成军。著将陆军第四镇暨混成第三协、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已派荫昌督率赴鄂。其陆军第五镇暨混成第五协、混成第三十九协,著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迅速筹备,听候调遣。至京师地方重要,亟应认真弹压,著将禁卫军暨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派贝勒载涛督率,驻守近畿,专司巡护。该贝勒务当妥慎筹备,加意防维,毋稍疏虞。”应该说,清廷最初的这个反应不可谓不相当迅速,但实际执行情况则完全不尽如人意。清廷抽调编配三军的部队主要是北洋新军的精锐,而北洋新军由袁世凯编练而成。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此。袁世凯曾在北洋军中遍布党羽,“近畿陆军将领以及几省的督抚,都是袁所提拔,或与袁有秘密勾结”。他们只知袁宫保,而不知清朝廷。即使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但他“仍在暗中操纵一切”。

袁世凯

  在清廷编配的三军中,第三军奉命防守近畿且不说,还有预备待命的第二军因滦州兵变事实上并未组成,单说那调拨前线的第一军,该军虽由陆军大臣荫昌直接督率,但并不能如意指挥。“荫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荫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掉为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荫昌虽出身德国留学生,并贵为陆军大臣,却不能自如指挥新编第一军,因为这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于是,在各方面“非袁不可”的背景下,清廷被迫起用蛰伏多时的袁世凯。袁世凯随即奏请改派心腹旧将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得到清廷批准。随后,清廷召回陆军大臣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谕令:“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可见,至少在武汉前线,军谘府、陆军部已经被迫自动放弃了军权,其所谓中央集权竟是如此脆弱,这大概非清廷始料所及。

  至于财权,皇族亲贵载泽执掌度支部时,曾极力主张中央集权,以收束地方财政权力。但是,由于亲贵们争权夺利,往往借集权之名,而行搜刮财富之实,中央财政并无起色,反而前途甚堪忧虑。时人批评:“现时部中之经济,只知夺商办已成之利,攫各省已有之财,未见之利源则不知开辟,未成之商业则不予维持,仅新美其名曰中央集权、统一财政,因应如是也。不知中国膏脂将已吸尽,若不赶紧于路矿实业等事举办,恐不到九年预备,已有束手之势。”“以后中国筹款办事日难一日,官吏既不敢独任,舆论又言不顾行,官绅商民喧攘纷争,不知伊于胡底。国内乱起,外侮又乘之而入,在土崩瓦解之时代矣。”真可谓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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