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

梦想，还是理想？

——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为中国也为武汉的近代化建设设计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几十年来对《实业计划》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分歧主要集中在它的可行性方面。本文试图对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的蓝图进行比较分析，从微观的或者说个案的角度对《实业计划》的可行性谈点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国内外学术界的专家们。

　　一、梦想，还足理想？

　　如果从“梦想”可以“成真”的意义上说，“梦想”与“砰想”似乎是同义词，但这里所说的“梦想”是指那种不切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空想，而“理想”则是经过努力奋斗，创造条件，有可能实现的一种目标的设想。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梦想还是理想，在该计划提出的当时就有不同的看法。寓居罗马以世界中都计划著名的美国名士安得生(即美国藉国际开发计划工作者亨德利克·克里斯琴·安德森 )在阅读了孙中山的计划后复函称:“吾完全确信先生之高尚理想必将实现”[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381页]。而美国驻北京公使查理士·R.柯兰 1921年2月23日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却称之为“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的计划”[ 〔美〕韦慕廷: 《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页,注 74。]。在中国也有不同的反应。据说,孙中山的一些同事对于他的这一计划和“极大的个人虚荣心理”“啧有烦言”[ 《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 348页 ,注 74]。但上海实业界却不作如是观,他们甚至组建了一个地方实业家集团,由张謇主持,准备实施《实业计划》中的一项重大工程——在上海北面修建东方大港。[ 参见白吉尔《孙逸仙和〈实业计划〉》,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 《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第 208页]

　　几十年后学术界在研究孙中山及其《实业计划》时也有梦想与理想的不同评论。国外学者中有的说这是个“无边无际的美梦”[ 《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 105页。]；有的说孙中山是“想按空想的路径来改造国家”[ 白吉尔: 《孙逸仙和〈实业计划〉》,《孙中山研究》第 1辑 ,第 196页。]；国内也有学者说《实业计划》“科学根据不足”,“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胡显中: 《孙中山经济思想》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73页]。但有的学者对类似的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孙中山“并不是‘空想’家或‘幻想’家 ,而是脚踏实地为之(按指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引者)奋斗了终身的实践家”,说他在引进外资,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只有“空想”或“幻想”,等于说他在这方面也是“孙大炮”,这是很不公允的。[ 丁日初: 《孙中山关于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思想》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册,中华书局 1989年版 ,第 1451页。]不少学者都承认孙中山关于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一个理想,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实现的可能。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明《实业计划》,但引进外资实现现代化和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恰恰是《实业计划》的要旨所在。

　　关于梦想和理想的不同评价给我们提出了如下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实业计划》终孙中山一生也没有实现,其原因是由于该计划缺乏可行的基础,还是仅仅由于当时国际国内缺乏实现这一计划的客观条件?

　　 1、如果说《实业计划》缺乏可行性,是仅指孙中山关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的总体构想,抑或是包括各项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

　　 2、下面将以武汉近代化建设的计划和实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重建首义之区的努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清政府满足袁世凯复出的条件,授予他钦差大臣的头衔,让他全权指挥湖北前线的水陆各军,企图一举扑灭革命。袁世凯的爪牙冯国璋、段祺瑞奉命率北洋军猛攻汉口。他们的攻势遭到民军凭借市区房屋进行的顽强抵抗。为了攻入市区,冯国璋竟下令火烧民房。大火蔓延,烧了三天三夜,汉口市区商店、民居焚毁殆尽,“遂使锦绣之场,一旦化为灰烬”。事后,袁世凯贴出安民告示,混淆视听,说大火是“叛党以炮火猛攻,并占据街楼,烧断进兵之路”而引起,假惺惺地对“殃及池鱼”的商民表示同情,声言要“奏请施恩,从优抚恤”。尽管号召逃难的商民“各安各业,襁负来归”,但陆续返回的商民却无家可归。

　　真正关心汉口商民疾苦和市场建设的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

　　南北和议,北军撤出汉口以后,处在水深火热中嗷嗷待哺的汉镇商民,纷纷向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投书求援,要将汉口的被焚变成市区更新的机会。先有商民张崇、吴沛霖等呈请筹办汉镇商务,建筑市场,继有绅商宋炜臣等呈请改良商场,寓赈于工,并请设立建筑公司,还附有设计图样。他们的请求和建议引起孙中山极大的关切。他在内政外交百端待举的紧迫环境里,仍十分重视汉口市场的“兴复”工作。

　　武汉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武汉人民,特别是汉口商民为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孙中山洞察此情,于1912年2月上旬,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一连发出两道令文: 《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文》和《令内务部筹划兴复汉口市场文》。令文指出: “鄂江起义以后,战事倥惚,凡百生业,咸受影响,商家贸易,尤遭损失。而汉口全市为北兵焚毁,其惨酷情形,本总统蹙焉悯之! ”[ 《孙中山全集》第 2卷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第 58页。]此言此语,表现了革命领袖对首义之区人民的深切同情,绝非袁世凯的告示贼喊捉贼、徒托空言所可比拟。

　　汉口的重建,被唯利是图的中外奸商看成渔利机会,他们勾结起来,企图包揽市场建筑权。有些商家已开始无计划地自由建造房屋。如果放任自流,不仅丧失利权,而且市面建设将会杂乱无章。孙中山闻讯,立即指示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电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要求他“暂令停止作工,以重市政而壮观瞻”,等待南京方面派员会同筹议。[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合编: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 703页。]

　　孙中山早就重视和考虑过中国的都市建设。1896年他到英国伦敦,见到西方大都会那种“繁忙的交通,充塞街道而又可以灵活调度的车水马龙”,立即与中国都市的交通状况作了比较,发现中国都市拥挤不堪的原因:“第一,我们的街道过于狭窄,实际上是普通的小巷;第二,在我们那儿,各种货物靠人力运输:沉重的货物悬挂在竹扁担上,搬运工人用肩来挑;因此,甚至在香港的宽阔大街上也是人流如潮。”[ 〔俄〕弗·尼·尼基福洛夫: 《孙中山在 1896年 10月》 ,《传记文学》 1987年第 1期。]现在,中华民国已经诞生,是孙中山一展抱负的大好时机。他积极着手改造城市、发展实业的工作。他从“汉口为水陆要冲,铁路、航路俱以为集合点”的战略地位考虑,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希望“立永远之计,毋为权宜之策”。他认为宋炜臣等的规划“未免限于市廛一方面,于各路停车场与轮船系留所衔接方法以及电车、市厅等项,尚缺完全计划”。他督责内务部统筹全局,拿出工商、交通、市政一齐综合治理的方案,要在废墟上重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务使首义之区,变为模范之市”。[ 《孙中山全集》第 2卷 ,第 68— 69页。]这充分表现出他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