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2)

　　孙中山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务实精神。他在下达建筑汉口市场令文之先,就已精心挑选了负责这一工程的工程师,任命湖北黄冈人、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李四光为“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员”,另外两名黄冈人祝长庆、周汝翼随同来鄂协助规划。李四光甫到武昌,即被推选为鄂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执掌全省农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宜。 在南京特派人员和鄂军政府的共同领导下,设立了汉口市场建筑公司筹办处,任命湖北编制部副部长左德明为“汉口建筑筹办员”,汉口商务总会参议刘歆生、宋渭润等协办,负责具体规划汉口市场建筑事宜。黎元洪和筹办处人员根据孙中山关于以高标准重建汉口的指示精神,在制订规划时,反对因陋就简 ,要求抓住这一时机,使作为“通商巨埠,全国中心”的汉口彻底改变旧观,按近代大都市的标准,“求完美之建筑 ,壮万国之观瞻”。[ 《黎都督关于汉口建筑筹办处改良市政计画告示》 , 1912年3月27日《民立报》。]建筑公司经过测量、规划,绘制出一幅建设汉口商场的蓝图,拟将汉口市街全部加以改造,使面貌焕然一新。但汉口商民颇多异议,或谓“弃地太多”,或谓“尖形不便”(按照设计图纸 ,街道交叉处的商店采取三角尖形——引者) ,更有的嫌“拆卸耗工,掉换滋扰”。为解除商民种种顾虑,黎元洪还特地发布《示谕维持汉口商市文》,重申建筑汉口商场的重要性和好处。他在示谕中说明,按照新的蓝图,汉口街市将是“车马行人,各有界线,均留余地,可无危险之虑”;“道宽而墙高……可无灾殃之虑”;“市面既宽,沟渠既洁……可无妨害卫生之虑”;“街衢通达 ,一览易之,纵横经纬,货别隧分,洋商华侨,闻风争至,可无阻滞营业之虑”。他还声称此举“为吾国第一次开辟商埠之伟大事业”。[ 吴砚云编: 《黎副总统书牍汇编》第 5卷 ,广益书局 1912年版 ,第 14页。]在孙中山的推动下,民国初年出现了一股建筑汉口商场的热潮。

　　 三、实施“平均地权”纲领的尝试

　　在指导汉口商场建筑事宜时,孙中山曾有过实施“平均地权”纲领的尝试,在他的“三民主义”发展史上写下了浓浓的一笔。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在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纲领。1906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在《军政府宣言》中阐释了这一纲领的大致内容:“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孙中山全集》第 1卷 ,中华书局 1981年版 ,第 297页。]之所以说这只是“平均地权”纲领的大致内容,是因为如何核定地价,地主是否要向国家纳税,税率多少,如何做到原价归地主而增价归国家,都没有具体的说明。在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虽然都有对“平均地权”的阐述,但基本上是“核定地价”、“增价归公”之类笼统的介绍。

　　直到1912年初考虑汉口商场建设时,孙中山才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有人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上没有一次谈到平均地权、民生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孙中山利用汉口市场重建的机会,准备把为之奋斗多年的“平均地权”纲领付诸实施。他在《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文》中要求,在建筑汉口市场时,“先清丈被焚各家基址,即行登录,经地主议定地价,每年由公司纳租于地主,地主须按照所定地价百分之一纳地税于国家,经由公司缴纳,由租内扣除,以一事权。他日国家因公需地之时,即照现定地价随时买收,豁除前清给发官价之苛例。”[ 《孙中山全集》第 2卷 ,第 58页。]孙中山此时下达这样一道命令是有原因的。首先,他认为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民生主义至今未少着手,今后之中国首须在此处着力”。革命派掌握实权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为实现民生主义提供了条件。其次,“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的形成有一个酝酿的过程。而在孙中山掌握政权,面临着“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即将到来,“平均地权”即将付诸实施的时候,他对这一办法的思考趋于成熟。第三,“土地国有”问题政策性很强,需要先行试验,而汉口被焚,市廛已变一片焦土,实施新的政策,阻力可能会小些。于是他便以汉口作为实施核定地价、按价征税、增价归公的“土地国有”方案的试点。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那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土地国有化的社会必然性,由于政局动荡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夭折,孙中山的这一试验未能进行。

　　从辛亥革命前笼统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到此时“平均地权”具体办法的提出,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纲领的重要发展。直到1924年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和《民生主义》演讲中对平均地权办法的阐释,基本上没有超出1912年的提法,在该宣言和演讲中是这样说的:“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国家就价征税的税率是按照各国通行的地价税“值百抽一”,即百分之一。[ 《孙中山选集》 ,第 593、838页。]1912年的令文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孙中山“把平均地权主张首次付诸法令的尝试”[ 张磊主编: 《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98页。]，而且也是他生平欲将这一主张付诸实施的唯一一次尝试。

　　四、设计武汉近代化建设的蓝图

　　民国初年孙中山重建首义之区的努力和实施“平均地权”的尝试虽然由于他过早地离开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迅速夭折而没有立即取得成效,但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关注和介入,毕竟启动了汉口的重建工程 ,而且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设计出武汉近代化建设的蓝图奠定了基础。

　　首先,重建首义之区的努力使孙中山加深了对武汉情况的了解。在筹划兴复汉口市场的过程中,武汉商民和地方当局不断地向南京方面呈报建筑方案和设计图纸,通过审阅这些资料,孙中山对武汉的基本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不久,孙中山于 1912年4月9—12日访问了武汉。 在汉期间,他视察了三镇的市容和工商企业。10日,他在武昌城头,奥略楼下,纵览浩浩长江,遥望对江汉阳,对武汉的形胜有了直观认识; 11日,又乘轮渡江至汉阳,视察了铁厂、兵工厂后,沿汉水而上,在五圣庙登汉口岸,由存仁巷出后城马路直抵英租界,后转沿河街,抵熙泰昌茶栈,沿途视察了被焚毁的汉口市场,“伤痛瓦砾,督促建筑”。他在《实业计划》中论及武汉时,对武汉的工商业是那样的了解,对三镇的形胜是那样的熟悉,俨然一“武汉通”,其基础就奠定于斯时。

　　其次,重建首义之区的努力,使孙中山深化了对武汉重要地位的认识,明确了对武汉建设规模的估计。在南京,他从汉口的战略地位考虑,提出了武汉建设的高要求,已如前述。亲访武汉时,又对武汉的重要地位推崇备至。在论及迁都问题时,孙中山指出:“(武昌)枢轴总揽,水陆交通,南足以连巴蜀滇黔,北足以控秦晋伊洛,指臂两湖,角犄三镇,则武昌信天下之根本,而上游之头目”,“居中驭外,终当目武昌为天府”,“此中关系 ,诚非小小”。[ 陈霁云: 《中山先生五日驻鄂记》,《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第 263页]汉口是商业中心,交通要冲,武昌为天下根本,上游头目,这种认识正是他在《实业计划》中从武汉重要的战略地位出发,提出武汉将来计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远景规划的基础。

　　第三,重建首义之区的努力,使孙中山思想形成了武汉近代化建设的初步设想，这是他在《实业计划》中描绘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的又一方面基础。孙中山在汉期间与黎元洪及武汉商民对武汉的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虽然对话的内容仅能从当时的报章上窥知一二,如到达武汉当天在都督府宴会上黎元洪等“谈次论及武汉建造纪念铁桥事, (中山)先生力表赞成”[ 1912年 4月 14日《申报》。]，但在孙中山与武汉人士之间对武汉将来的建设方案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武汉人士随后所制订的武汉建设规划和孙中山《实业计划》关于武汉建设蓝图之间有不少相同之处就是明证。

　　第四,在《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文》中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办法,在《实业计划》中也有反映,该计划提出以武汉市区外围收归国有的土地之自然增价作为偿还国际发展计划所求之外债本息的来源之一。

　　指出这些事实,无非是想说明,孙中山《实业计划》中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的提出,是从实际出发,经过深思熟虑的。

　　从《实业计划》第二计划第三部分“建设内河商埠”关于武汉的规划,再联系该书其他章节的内容,我们看到了孙中山所设计的武汉近代化建设的如下蓝图: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从武汉重要的战略地位出发提出了武汉未来规模的设想: “武汉者,指武昌、汉阳、汉口三市而言。此点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三市居民,数过百万,如其稍有改进,则二三倍之,决非难事。现在汉阳已有中国最大之铁厂,而汉口亦有多数新式工业,武昌则有大纱厂。而此外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惟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非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孙中山选集》 ,第 260页。]

　　作为实现这一远景规划的第一步,孙中山对武汉水陆交通的发展极为重视。交通,不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开辟商埠的重要条件之一,水陆交通枢纽一般都成了繁盛的商业都会。武汉虽然有良好的水上交通环境,但由于开发利用不够,远不能适应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虽然有了京汉、粤汉铁路这条南北大动脉,但离建成陆上交通网络体系还相差甚远。孙中山对于这种状况有充分的了解,于是作为他的实业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提出了发展武汉水陆交通的种种构想。

　　在水路交通方面,他提出了在扬子江武汉下游江段“筑堤浚水路,起汉口,迄于海,以便洋船直达该港,无间冬、夏”的方案。具体办法是在阳逻以上至汉口江段,“须先填右岸,收窄河身,至与右岸向西南曲处相接而止。再从对面左岸填起,直过汉口租界面前,以至汉水口。则汉口堤岸面前,可以常得三十六英尺至四十八英尺深之水道矣”。[ 《孙中山选集》 ,第 253页。]如此深的航道和如此深的港口,自然可使远洋轮船到达武汉,即使是在冬天枯水季节,这一点也是可以保证的。为了供外洋船舶停泊修理,他建议在武昌上游广阔之空处圈为有闸船坞。至于武汉上游江段,他也提出了类似的整治方案: 筑河堤,齐水道;削洲屿,浚航道,使浅水船可由汉口直抵四川。孙中山还提出了改良汉水的方案,建议将入江处之急激曲折改为直线,以便汉水以缓徐曲线绕龙王庙角,与长江在会合处向同一方向流下。这样既可便利舟楫往来,又可防止洪水泛滥。他还设想在沙市新开一运河,沟通江汉,使由汉口赴沙市以上各地得一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