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长江：自然与人文双优的长江文明

　　长江古称“江”，因其流长，其名衍为“长江”。北纬30度线横贯，是长江流域的一大特色。北温带偏南的北纬30度线附近，因兼具充沛的水热条件，又是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段。这里并列诞生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华四大文明绝非偶然，北纬30度线是当之无愧的“人类文明发生线”。这条“发生线”穿过四大文明古国的母亲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以及壮阔的长江。

　　受制于副热带高压，北纬30度线附近多为干旱少雨地带，但长江流域却为特例，这里是一片范围广阔的降雨充沛地区。原因在于：其西部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崛起，将来自太平洋的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拦在其东部，使长江流域成为北纬30度线附近不可多得的雨量充沛地带，兼具文明发展的两大必备条件——充沛的淡水与丰富的热能。长江流域不仅在中国，放之全世界范围也是自然条件优厚的地带。

　　那么，何以北纬30度线两侧不仅仅是长江流域，还有其他地区也成为文明发源地带呢？这是因为流经几个文明古国的印度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等大河，为这些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提供了灌溉条件，而这几条河流的发源地，都是雨量充沛的地区。

　　与上述诸大河流域有所不同，长江流域降雨充沛，从而直接拥有丰富的水热资源供应，其干支流组成的河流网络，不仅利于灌溉（四川都江堰为其显例），又提供航运之便。显而易见，长江流域特有的生态环境提供了较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具备较大的文明发展潜力。

　　径流广远、流域开阔的长江，人们对其生态状况的认知有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

　　古人受限于视野和测量手段，对长江主流和源头的认识历来众说纷纭，大抵是循着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而逐渐清晰的。在距今三四千年前的夏商时期，江汉交汇处的江汉平原一带，早期文明较为兴盛，荆楚先民驾舟穿行云梦泽的湖泊、河网之中，有感于“汉之广矣”，产生江、汉谁为主流的困惑。

　　汉水作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有“天汉”“云汉”之称。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都有涉及汉水流域的诗篇，汉水流域在先秦时期就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之一。秦末争战间，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随后，刘邦以汉水流域的汉中为基地，征讨攻伐，终于建立汉王朝，由此，汉水流域成为汉文明的发生地，“汉人”、“汉字”、“汉语”、“汉服”等名称遂应运而生。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之说，后有续论：“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古人对于长江主流才有了初步认识，后世遂多以为长江发源于岷山。《汉书·地理志》载：“《禹贡》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江水》中指出“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唐代《蛮书》也将岷江认定为“外江”。宋代，由于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故宋人对大渡河以上长江干支流的认识往往还不如汉唐。

　　直到明代万历五年（1577年），章潢在《图书编》中首次指出岷江并非长江正源，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的说法，但其说法前后不同，观点尚不坚定。数十年后，明末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直至云南丽江，经过实地查考，探寻到金沙江比岷江更长，明确指出岷江为长江支流，而金沙江才是长江干流。但因徐霞客并无官方身份，其说法并未被当时的社会普遍认可。直到清初，随着西方先进制图技术的逐步传入，康熙皇帝才正式肯定了徐霞客的说法，金沙江遂定为长江源头。

　　及至康熙年间，人们开始深入青藏高原，真正考察长江江源。康熙皇帝曾多次派专门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末年，还组织学者首次采用近代测量技术制作《皇舆全览图》，绘出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游水系大致方位。到乾隆年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的描述更为详尽，认为布曲为正源，当曲和沱沱河为支流。清末和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测量手段，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突破。

　　从1969年起，兰州军区测绘部队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开始对江源地区实施1:10万地形图测绘工作。1976年夏，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称长江水利委员会）派遣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详尽考察和研究，证实长江源头有三条较大河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和当曲，并于1978年1月13日由新华社公布沱沱河为长江正源。但1978年夏的第二次考察，证明之前的测量数据有误。为此，长办水文局自1980年开始重新量算，直至1987年，才正式确认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考察仪器装备的改进，江源地区考察频次和规模骤增，人们对长江三源的了解日益深入，将长度和水量皆占优的当曲作为长江正源的呼声渐高。人们现在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是个无止境的过程。

　　长江是一个流域广大的区界，其上、中、下游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发展过程也有颇大差异，这样就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区。按上、中、下游划分，依次为巴蜀—荆楚—吴越三个大的文化区，分别由上游的古巴人、古蜀人，中游的古楚人和下游的古越人创造。另外，若按照自然、社会和人文三重因素对长江全流域进行细致的文化空间分类，则可分为羌藏、滇黔、巴蜀、荆楚、湖湘、赣皖和吴越等七个文化区，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都为构筑长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做出了贡献。

　　世界上其他几个大河文明，主要是由单一的民族或民族集团，或者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的，在流域内发展，后又播散广远。长江文明，则是由流域内不同地区的不同族群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创造的。长江上、中、下游区域文明的上限都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各文化区范围相对固定，形成了各自稳定鲜明的文化特征。秦并天下之后，长江流域内的各个文化区融入整个中华文明的海洋，在交融中继续发展，不但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自身影响扩及海外，促成了囊括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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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经二位作者授权首发，全文随后将在期刊发表，敬请期待）

冯天瑜先生就长江文明问题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作者合影

　　（图片：吴中奇、刘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