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2)

　　松江的情形与通州相似。由于官绅商学军警各界，对革命共表赞同，松江于是宣布独立。其独立之日，“城门城墙以及各衙署、局、所皆高悬白旗。城内外商铺，竞相悬挂。及住户人家，无不触目白旗面面，随风招展。第见‘光复’、‘兴汉’、‘大汉’、‘还我河山’、‘欢迎民军’、‘敬祝民国军万岁’等等字样大书特书……市面交易如常，往来游观者络绎于道，欢声雷动，各界人等均袖缀白布”。《国民公报》也报道说：松江宣布独立后，“市民均高悬红白色方旗，一新世界。旗上大书‘光复’字样：‘国民万岁’、‘恭祝光复’、‘大汉民军亿万岁’。城内外居民咸扶老携幼，欢颜瞻仰”。人们同情、支持革命之情溢于言表。

　　如皋、海门等地民众“望光复之心甚切”。他们主动派代表至业已光复的通州面见司令长官。由司令派出40余名敢死队分别到此二处后，即“宣布共和，一律光复”。

　　上海于九月十三日独立后，民众用各种方式支持革命：工人主动参军，愿充敢死队开赴前线作战；个人及单位踊跃捐输助饷；学生组织北伐团，以“驱逐满虏，恢复神京”。

　　一位自海外归国者在“辛亥秋冬百日内”游三江(“吴、皖、赣三省，夙以三江称”)所写的笔记中记述道：“自(辛亥)八月下旬以后，上海人民，无论为土著，为旅居，每怀一种特别心理，如闻民军胜利，则皆喜不自胜；或闻官军胜利，则垂首丧气，默不出声。”上海民众仇满兴汉之情由此已可概见。

　　江苏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如此，浙江的状况与此亦相仿佛。

　　浙江巡抚虽然拒绝了当地绅商宣告独立的劝告，但是军队和民众却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报载，当部分民军攻人巡抚署后，“抚辕卫队及巡警、消防见势，均一律袖缀白布……其时，防营亦投顺归附。……各商店一律悬挂白旗，极表欢迎，市面照常贸易”。

　　上海、苏州、杭州、镇江光复后，遂组织“苏浙沪镇联军”，克服张勋盘踞的南京，将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

　　其他省份的民众对革命亦大表同情和支持。江西独立后出告示招募新兵三千，“应募者极为踊跃。又洪江会头目彭木香率领部下健儿不下三千名投效，已得军政府允许”。据报道：广东独立前，其“粤城长堤及西关、河南一带，均悬白旗，要求独立。老城新城铺户，均闭门罢市”。“云南省城亦有独立之运动。军队、革党、官绅合为一气。”就是尚未独立的河南，民众亦纷纷以民军之名发动起义。河南谘议局致北京内阁电称：“河南民气，夙称醇朴，起民军者已三十余处，官场诬为土匪，严行剿办而屡仆屡起，民情可见。”

　　从以上罗列的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时的民众，其总的政治倾向是同情、支持革命的。这一倾向非常重要。它不仅使革命军在各方面得到群众的支持，壮大了革命势力；而且，使清朝的官弁兵丁慑于此种形势而归附革命。即便是一些顽固不化的官吏，在这种形势下也不敢公然与革命军对抗。这就使革命的军队在很多地方能不费一兵，不折一矢，“传檄而定”。正是因为如此，辛亥革命迅速取得了倾覆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胜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对此，时人即有清醒认识。他们说，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军，似是乌合之众，武器粗劣，又鲜训练，在一些地方，其数量也大大少于清军。可是，结果是民军胜利了，革命胜利了，光复实现了。这是民心向背之所致。参加过四川江津光复活动、后又任民国《江津县志》协修的夏风薰，在记述江津反正这段历史后的“赞语”中说：“吾津偏隅僻处，素非用武之区。此次突起义军，俨然川中嚆失。积威罔畏，螳臂斯张，伟矣抑危矣!人不过佣工牧竖，器不过抬炮鸟枪，想各处大抵如斯。贸然成群，何能抵抗官军如摧枯拉朽?乃人心瓦解，国势土崩，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斩竿揭木，竞以亡秦。吁!可畏哉!”那位游三江的归国者，在《三江笔记・自序》中也说：“自武汉三镇，脱清绊羁，全国人心，皆思兴汉。于是万丈波涛，遂奋勇而起”。参加过光复重庆的向楚，在其纂修的《巴县志・叙录》中，对民众趋向革命的原因和结果作了如下概括：“人民造国，始自辛亥。黄华埋血，路潮继起。疆吏残民，贪臣鬻贿。人心思汉，遂炳大义。百川东之，狂澜一砥”。民众像百川东流人海一样地趋向革命，终致肇造了中华民国。

　　得到民众的拥护对于任何政治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辛亥革命和其后的二次革命作一比较，更能说明此点。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同样是在南方首举义旗宣布独立，同样是辛亥革命时那些主要领导者，可是与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甚多，而民众对此次革命态度冷漠，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对此，左舜生在他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黄兴评传》中即有所论说：“自宋案发生迄江西崛起，国民党意见即不一致，而各方形势散漫，呼应不灵，财政更无法调度；全国人民对袁世凯仍有相当迷信，而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若无与己事，其精神与辛亥不同，比较后来的护国之役也完全两样……不及两月，二次革命即归惨败”。左氏在这里所说的败因，除国民党意见不一、财政困难等等之外，还强调了人民对革命党讨伐的袁世凯迷信尚存，心厌战争，视二次革命为与己无关之事这一因素。在辛亥革命时期，民众是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参与者；而在二次革命中却是旁观者、厌倦者。谁能说这不是辛亥革命胜利、二次革命失败之一原由呢?

　　二、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失败

　　民众对辛亥革命的同情、支持，是辛亥革命迅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样，民众觉悟水平甚低，对辛亥革命也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质言之，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民众的觉悟程度关系甚大。以对革命目标的认识而言，无论是革命者、独立后的都督，还是老百姓，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反满复汉”这一水平上。

　　以四川最早响应武昌起义而对川政影响甚大的重庆为例，在其独立的前一天，“城内有中华民国军政府总司令处告示，略谓：‘本军起义，以兴汉排满、保教安民为宗旨，定期明日入城，人民当照常安业’等语”。

　　江南独立各省军政府对革命目标的认识也大体如此，而其外夷内夏、种族主义思想则更加明显。

　　湖北军政府在《布告全国文》中说：“何物满奴，敢乱天纪。挽弓介马，竞履神皋。夫满奴者，非他，黑水旧部，女真余孽，犬种兽性，罔通人理。始则寇边抄掳，盗我财物；继则羡我膏腴，眈我文绣，利我国土，遂窥神器。惟野蛮之不能统文明，戎狄之不能统华夏，少数之不能统多数，故人关之初，极肆凶威，以为恐吓之计。我十八行省之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莫不遭逢淫杀，靡有孑遗……是所深望于十八行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此处虽有“永久建立共和政体”字样，从通篇内容看，乃点缀而已。在湖北都督黎元洪发给山东的檄文中，也毫不隐晦其夷夏之辨的思想。檄文说：“降及明季，致失其纪，四方多故。三桂引贼入室，遂使黑水建夷，宰制我天下……呜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清以毡毳遗孽，犬羊贱种，一旦临我华胄，心实内愧，故不惜极力摧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三百年来，暴令苛政，罄竹难书……谁无天良，谁无廉耻，忍令锦绣河山，沦于夷狄，文明贵胄，降在舆台，而不思扫除丑类，以雪国耻乎!”

　　湖南军政府的讨满檄文也充满了种族主义的意味：“皇天不福，降乱中邦。满奴以塞外贱种，藩溷神皋，越二百六十九年。覆我宗社，乱我陵寝，戮我父母，臣妾我兄妹，丧昧人道，罔有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