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3)

　　赣军都督在通饬各属文中亦是如此：“照得满洲人关以来，占住我土地，蹂躏我人民，攘夺我主权，莽莽神州，沦为夷虏。……凡我汉人，父老子弟，诸姑姊妹，莫不切齿痛心，唧辱饮恨二百余年于兹矣!……我汉人智虑大开，顾虑及此，鄂省首举义旗，光复武汉……克日直捣幽燕，犁庭扫穴。我江西古为豫章之地，文章理学，代有其人，岂容胡虏腥膻，久污中原净土!”

　　江浙联军进攻南京时所发檄文，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檄文说：“夫外夷内夏，尼父所以垂箴。以胡乱华，紫阳因而兴叹。维我中土，实号神皋。休休蒸氓，尽圣哲之胄。博博大地，称神明之都。方之五洲，罕可并语。乃自朱明解纽，建虏称戈，率其犬羊，陵我都邑，遂致秦亡宝陇，汉委珠囊。犬戎乱而都墟，麟洲漏而地缺。穿胸陷鼻，播裸俗于神州。玉匣珠襦，肆探丸于枯腊。……盖胡贼之肆虐于我中华者，既二百六十余年……”

　　这些文告、檄文，反映出辛亥革命时种族主义思想在许多革命者的头脑中占着主导地位；而民众对革命之拥护，除了“清政不纲”这一重要原因外，深深影响着他们心理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绝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反满复汉最易为老百姓接受，也最能鼓动人心，争取到更多的人投到反抗清朝、支持革命的阵营中来；而这种思想的消极作用在以后也会逐渐显露出来。

　　此外，民众中的帝王思想也若隐若现。报载，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南京的民众正在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准备庆祝时，“此间愚民，多误以为新皇帝驾临，有闭户不敢进者”。时隔不久，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时报》又登出了一篇福建福安县以民军名义发布而传布四方的檄文。这是一篇号召“识时务者”加入“民军”、效法起于草野的刘邦、朱元璋夺取帝位的文告。檄文日：

　　……华国民军，为汉同胞脱离苦海，正满清政府将丧主权，臣庶离心，凡有英雄，皆思奋起。……呜呼!时不可再，机故难逢。将相王侯，非有真种。智能明哲，及早为谋。西汉成家，不过泗上亭长；大明有国，只缘抄化贫僧。丈夫当举大名，壮士无忘乱世。既经发起，须表同情。或化家为国，易侯为王，未可量也。爰书数语，广告同胞：有志观光，速来赞事，无须畏缩，曷复狐疑。若虑无成，财命难保，真非识时务者也。

　　《时报》认为，此乃“纯属帝王思想之文章”，是当地土匪图谋不轨，伪托民军而发布的文告。其实，发布文告者未必就是土匪，也未必知道“民军”为何物，而以为王侯将相，并非有种，乱世出英雄，孰知现在揭竿而起者，非当今之汉高帝、明太祖乎!联系到民国首都尚有“愚民”视大总统就位为新皇帝驾临的看法，此檄反映出在“愚民”中确有以为这场革命是在改朝换代的思想。有这种思想的民众，对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怎么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呢?

　　至于对民权、共和、自由、平等，民众则更难理解其真义。

　　民国十七年出版的《涪陵县续修县志》，记述了该县独立时的一段往事：1911年10月20日涪陵独立后，设立了以高亚衡为司令的军政府。后来蜀军政府成立，涪陵即取消军政府名义，但仍以高为司令，统辖军民两政。“时，乡愚无知，误解平等自由以为无法无纪，抢劫捉�之案，层见叠出，徐芝(时任司法庭长)闻报，即派队拘案，随讯随结，一月戮五十余人，乡间粗定。”

　　由张森楷总纂、刊于民国九年的《民国新修合川县志》，在探究当时社会上“穷奢极欲，靡所底止”的原因时，引用“广益粹论”之文而发议论道：“昔人因时图治，已急急于定经制，隆学校，严赏罚不已……今则国以民称，父老子弟，一例视为同胞。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经制无可言，学校无可言，赏罚无可言。甚哉其惫也!盖自西力东渐，挟其偏宕急激之学说以与之俱。吾国喜新厌故之学者，喜其学之足以猖狂而自恣也，于是毁冠裂冕，剖斗折衡，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垂创者毅然毁弃而不之惜。言国体则高语共和，言小己则醉心自由，邪说僻行，交乱中国，虽以法令之严，三令五申而不足以遏其流。夫吾国之所以逊于欧西者，特其算术、制造形下之学焉耳。若夫尽性至命之奥，君臣父子之伦，所以�天柱而立人极者，固未尝或逊于彼。今不取彼之所独长以补吾之所不及，而转弃吾所固有以盲从之……哲学之自由，政法之民权，乃嚣然争胜于社会之问，广益粹论，风俗由兹而大变”。

　　辛亥革命时期的“乡愚”把自由理解为无法无纪；离辛亥革命爆发已近十年，在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合川，由在晚清曾经办过实业、参加过保路运动的史学家主持修纂的合川县志，还赞同将民权、共和、自由、平等视为“邪说僻行”，并认为这些“邪说”“交乱中国”，败坏了社会风俗，一般民众对民主、自由、民权、共和认识水平之低则更可想见。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民众对革命的认识水平，经历过辛亥南北议和的张国淦，在其搜集整理的《辛亥革命史料》的序中有这样的品评：“此次革命系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发生的：在北方者，犹是封建专制思想，不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何事；在南方者，亦不完全了解革命真义所在，即响应各省，多半为民意所鼓荡而已”。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

　　一场改革或革命要想成功，须有民众的支持和参与；而参与改革或革命的民众之觉悟程度，对改革或革命的成败关系绝非一般。梁启超从辛亥革命未能达其初衷论说了民众觉悟与政治活动成败的关系：“革命(指辛亥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换言之，民众尚未觉悟，对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了无所知或知之无多，用传统的旧的文化心理、道德准则、价值观念去实行新的民主制度，是难以成功的。这正是辛亥革命不能取得完全胜利的不可忽视的原因。笔者曾以“旧文化孕育出的新都督”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对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表现出的矛盾和尴尬做过分析，并得出过如下结论：一个人的文化思想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革命浪潮腾涌之际，受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支配的人，也可能被卷入革命洪流，为革命做一些有益之事。可是，当革命需要发展，在艰难竭蹶中需要坚持和辨明方向时，他们就难以跟上前进的步伐了。良者落荒而逃，洁身自好；劣者，或将成为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似乎可以说，这是被中世纪思想左右的人参加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必然归宿。由此，又给人们以如下启示：辛亥革命的失败，还应从人们文化思想的深层去寻找原因。此一观点，今天看来似亦无大谬。对个人如此，对“民众”这个群体，也应作如是观。如果民众甚至多数革命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对革命的目标及民主、自由、民权、共和等的认识还处于前述的那种状态，要想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何其难哉!

　　综上所论，辛亥革命能迅速取得倾覆清廷、革除专制的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民众觉悟到非倒清不可而对反清革命给予同情和支持；其失败，与民众对革命真义的觉悟甚低亦关系重大。正如胡汉民在阐述《民报》六大主义的文章中所说：“革命为就一时所为之事业，其举动与社会共之，故社会程度之高下，与革命成绩之优劣为正比例。人故恒言：欲得伟人之铸其群，非得群之先铸伟人不可。”故通过教育、宣传，全面提高民众觉悟，对取得革命胜利，巩固革命成果，将起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