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历史虚尤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2)

　　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件事情上。(1)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0年6月，朝鲜发生内战，美军入侵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并乘机越过三八线，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使我东北重工业基地暴露在美军炮火之下，也使我国随时有被美军入侵的危险。为此，党中央决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当时无论国力还是军力，交战双方都相差悬殊。这种情况与我军在抗日战争时大不相同，即使与解放战争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志愿军虽然指挥英明、战术得当、作战顽强，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就把美军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毕竟是凭着血肉之躯和勇敢精神在同美军的钢铁比拼。这种情况使中国加快现代国防工业及作为其基础的重工业建设，显得格外迫切。(2)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定。这一计划是党中央根据国民经济恢复状况，指示有关领导同志和经济工作部门，从1951年下半年起着手编制的。大家经过反复讨论，一致认为“一五”计划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制造业上，也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3)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的“一五”计划建设。1952年8月，中央派出周恩来、陈云等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一五”计划建设一事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在工业资源勘察，工业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提供，以及派遣经济、技术顾问和接受留学生、实习生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援助(这与抗美援朝有关)。9月24日，周恩来、陈云回国，中央当晚召开书记处(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据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就是在那次会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薄一波还说：“对于他的论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没有提出异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也说：“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以上三件事说明，是抗美援朝战争加剧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迫切性，是“一五”计划的制定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上了日程，是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一五”计划建设使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正是这一切导致党中央作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而不是由于毛泽东急于搞社会主义而放弃了新民主主义政策。

　　为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因为，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得到了苏联进行全面援助的允诺，但我国的资金和人才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的状况依然如故;苏联援助的只是设备，而厂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工厂投产后的原材料供应、职工队伍扩大后的生活配套等等，仍然要靠自己解决。另外，苏联援助我们的设备是要钱的，而我们能够用于偿还的主要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这些产品，必然会加剧国内物资供应的紧张。如果工商业继续以私营为主、经济体制继续以市场为主，很难适应那种形势的需要，只有采取生产资料国有化、集体化以及计划经济的办法，才能把有限的资金、原材料、人才等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从而用于大规模工业基本建设。再者，当年援助我国的苏联、东欧国家都是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援助方与受援方的工作衔接好，用今天的话说，也需要体制上接轨。这些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再按原先设想的那样采用新民主主义政策，而需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看，任何大的决策都有利、有弊。是否实行要看利、弊平衡的结果。我国要在工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商品率很低的情况下，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难免会造成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经济活力相对不足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看到，也都指出来了。而且为了尽可能减少弊病，早在“一五”计划建设后期，我们党就提出过“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设想和按照农轻重为序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全实施。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了重工业过于突出的状况，并将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应当看到，无论当年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了多少问题，正是那个决策，使我国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得以在苏联援建的基础上，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不到30年时间就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大大缩短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并为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改革开放后短短30年时间就将我国的经济总量上从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二位。这种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发展中大国中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带来的所有问题在这个基本事实面前，分量都要相对轻得多。如果当年不是及时由新民主主义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就会落空，我们就不会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在落后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可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失误，相反，是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抓住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不仅不是什么走了弯路，相反，是为中国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抄了一条近路。

　　二、关于如何认识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

　　在如何看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合法”、“不民主”，不符合“普世价值”和西方“宪政”等等谬论，通过对这些错误观点的批判，树立这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并由我国宪法所规定、是大多数人民主的实现形式的观点。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归根结底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而不实行多党轮流执政，军队由共产党领导而不搞“国家化”，这一切最深刻的根源都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人民内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这种利益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党制度也只能是由代表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

　　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同样是由其经济制度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实行私有制，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在政治上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多个政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只由哪一个党执政，否则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同时，军队也不能由哪一个政党单独领导，而必须实行非党化、国家化，否则多党轮流执政就无法实行。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毕竟同属于资产阶级，因此，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归根结底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西方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虽有利益之争，但在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压制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反抗、保证西方发达国家始终主导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等方面，彼此利益又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一党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就说：“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掌权，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所谓“非党化”“国家化”，并没有改变其由资产阶级政党绝对领导和为资产阶级专政忠实效力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