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辛亥革命网 2018-11-29 09:26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左玉河 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与新文化史的兴起。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在“文化热”讨论中重新起步,并围绕着文化史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探究,产生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随着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的转向,文化史研究内容日趋广泛,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研究深度不断强化,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形成。

  一、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复兴,是由思想解放运动直接引发的。人们从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对文化问题进行反省,对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由此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文化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出版了诸如龚书铎的《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张岱年的《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多达600余篇学术论文。这些学术论著关注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认识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的敏感问题,如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重新认识,如对“中体西用”论的重新评价,如对五四精神的重新审视等;二是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如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现代因素以谋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如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及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建立中国本位的“化互为体用”说,等等。

  随着19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近代知识分子、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诸如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吴廷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王金铻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许纪霖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等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从文化近代化视角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化人物,成为学术界的趋向,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曾国藩、李鸿章、杜亚泉、陈序经等,均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众多的学术论著。此外,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过去比较忽视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出现了诸如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等研究成果。

  正是在文化专题史研究深入的基础上,全面反映近代文化发展风貌的综合性文化通史著作陆续出现。其中比较重要者有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汪林茂的《晚清文化史》及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上下册)等。其中由史革新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和黄兴涛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在体例和观点上有较大突破,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领域权威的通史性著作。耿云志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系列著作分为9卷:《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耿云志著)、《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郑大华等著)、《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邹小站著)、《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郑匡民著)、《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王中江著)、《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宋惠昌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左玉河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张剑著),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文化转型问题,紧扣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并提出了诸如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近代学术体制化的趋势、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等许多新见解,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

  此外,包括京派文化、沪派文化、湖湘文化等在内的近代区域文化史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既有像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那样的宏观性著作,也有像陈伯海主编的《上海文化通史》、曲彦斌主编的《辽宁文化通史》、刘硕良主编的《广西现代文化史》、金海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近代内蒙古地区文化史研究》、朱汉民的《湖湘文化通史》等各地编撰的当地文化史著作,区域文化史研究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势头。

  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

  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刘志琴于1988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并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此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个新学科得到迅猛发展。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出版后,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新词语与观念变迁、历史记忆、身体性别史、社会风俗等,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路向,是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其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1990年代以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并出现了两种研究途径:一是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辨析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以马敏、朱英等人为代表。尽管两派差异较大,但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欧洲近代市民社会有着根本区别。近代茶馆、公园、剧院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瞿骏的《辛亥前后的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一书,围绕清末民初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会馆等城市公共空间展开,研究范围包括舆论中的“革命”、形塑革命中的舆论变迁、新革命英雄谱系、革命烈士的生成、追悼会的现实情境、革命形象在生意中的呈现与流变、革命后的上海城市乱象与城市控制、民众日常生活等。王敏等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一书,选取了1843-1949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的几种典型类型,如公园、戏园、电影院、游乐场、咖啡馆、跑马场等,叙述其沿革兴衰的历史过程,着重探讨其与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试图再现成都的公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象,勾画在公共生活的最基层单位上日常文化的完整画面,并通过挖掘在成都茶馆中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大小事件,建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历史叙事和微观考察,从而以一个新的角度观察中国城市及其日常文化。他的另外两部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和《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则着力关注底层的大众文化,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

  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社会心态史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注意并出现了众多研究著作,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等。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民众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嬗变,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社会观念史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方维规对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念进行了追踪式考察,刘慧娟对近代“国家”观念的考察、蔡永明对“外交”观念的考察、董丛林对太平天国时期“谶谣”的考察、金普森等人对“国货年”运动的考察及丁贤勇新式交通对人们时间意识影响的考察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成果。杨念群的《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一书,探研了清朝“正统观”建立的复杂背景及其内容,并考察江南士人在与清朝君主争夺“道统”拥有权的博弈过程中,如何逐渐丧失自身的操守,最终成为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协从者的悲剧性命运。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通过中西现代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不同于史学界公认的另一种划分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思想史分期方案,特别是通过数据库的应用,突破了过往思想史研究以代表人物或著作为分析依据的局限,开启以例句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新方法。马敏的《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一书,则关注了近代商人观念及法律意识、政治意识等演变。魏光奇的《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罗福惠的《辛亥革命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等著作,则关注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演变。许纪霖的《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从传统的天下观念遭受现代性冲击入手,讨论了儒家、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晚清的地方认同和个人认同、五四的“世界主义”、文明与富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等等中国近现代思想革命中的尝试,最后提出了“新天下主义”的认同模式。此外,郭双林对辛亥革命知识界平民意识的考察,李恭忠对晚清“共和”表述的考察,孙燕京对清末立宪派政治心态的考察,罗检秋对知识界关于“文明”认知的考察等,均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与观念变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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