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2)

辛亥革命网 2018-11-29 09:26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左玉河 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

  近代中国的新名词问题,长期以来是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但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界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并将新名词与新思想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黄兴涛从新名词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变革的关系入手,尝试着揭示近代中国新名词形成、传播之丰富微妙的思想史意义;冯天瑜对清末民初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反应及“封建”概念作了初步考察,郭双林等人对“国民”与“奴隶”二词的渊源及其在清末从古典意义向近代意义转化过程作了考察,刘学照就清末上海报刊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论述,薛恒从历史语言考察和语言解释学的角度对“封建”概念在中国近代的兴起和含义变化的过程进行了探讨,章清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脉络探讨“自由”观念,徐时仪从语义学和传播学角度出发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黄兴涛的《“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从语言、文学、性别、观念及文化交流等角度,对“她”字的现代性与社会认同进行了详细解读,堪称学界有关新名词研究的代表作。刘集林对晚清“留学”一词进行词源考察,侯旭东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流行的“专制”词语及其“中国古代专制说”产生、传播的历史及其后果加以分析等,都体现了这种从文化视角揭示近代新名词的研究趋向。张帆对“科学”一词涵义的考察、桑兵对近代“华南”一词演变的考察、郭卫东对“北洋”一词进行的分析,均着力发掘新名词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展现了文化分析的独特魅力。

  三、新文化史研究的活跃

  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之际,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所谓“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在西方学界悄然兴起。新文化史家着力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历史,正如伊格尔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中所云;“文化不再被理解为是精神阶层所专享的知识和审美的领域,倒不如说是全民都在经历的体验生活的方式。”作为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文化研究可以运用到历史学的诸多领域,一切历史现象均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都可以用文化分析方法加以解释。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工具。新文化史家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必然导致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日常生活、物质生活、性别、身体、形象、记忆、语言、符号、大众文化等,均被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视野而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

  西方新文化史引入中国并与社会文化史研究趋向结合后,出现了从传统文化史向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转向的新趋势,产生了许多颇具新意的新文化史学术论著。如湛晓白的《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一书,把时间制度与观念的演变置于晚清民国社会近代化整体变迁的过程中去考察,梳理了以公历、星期制、标准时、时刻分秒计时制等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时间体制在中国传播和建立的历程,以及近代时间为历法所赋值,为节庆礼仪所演绎,为政治文化所形塑的种种丰富的历史形态,并努力解读了其中所内蕴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再如张仲民的《出版文化与政治》一书,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晚清生理卫生特别是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传播,进而探讨人们生理卫生观念、生殖观念乃至性观念的变化。他的另一部著作《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这重点关注了清末民初中国的阅读文化建构及与之相关的“接受政治”问题、来自欧美与日本的新知识在中国如何再生产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派生意义与社会效果。再如黄东兰主编的《新史学》第4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及张仲民、章可编《以教科书为中心: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等著,着重探讨近代以来国人业已熟知的各类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即知识的建构性,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生活、语言、医学、社会等多个方面。而傅荣贤的《中国近代知识观念和知识结构的演进》一书,这在历时性分析近代知识观念与知识结构的总体演化轨迹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知识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医疗社会史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学术界出版了诸如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跨国和跨文化视野之下的历史研究》、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梁其姿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及《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等有代表性的著作。余新忠、杜丽红主编的《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一书,通过选取医疗社会史方面代表文章,强调将社会史的分析和文化史的诠释结合起来,不仅还原和描绘医疗史实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要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及其特定的文化含义。

  大众文化是近代以来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是新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史学月刊》2008年第5期推出的笔谈《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王笛对成都娱乐空间与大众文化关联的细致考察,姚霏对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文化分析,姜进等人在《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中对上海都市文化和现代城市公众空间的性别和阶层问题所作的探讨,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对民国时期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互动关系的考察,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对中华帝国晚期民间庙会的深入分析,均展现了从文化视角入手并以文化分析为手段探讨大众文化多重面相的新文化史趋向。

  符号、仪式与节日纪念是新文化史特别关注的领域,同样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成果。郭辉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一书,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何卓恩对国民党“双十节”纪念的分析,陈金龙、李军全对中共节日纪念及中共纪念中肖像政治的研究及李恭忠、陈蕴茜等人对民国政治符号的解读,均有新意。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一书,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了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并将之与国民革命和“党治国家”体制建立过程结合起来分析,展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变革进程当中一个相对隐晦的侧面。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与传播》一书,关注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建构,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藉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赖德霖的《民国礼制建筑与中山纪念》一书,通过考察民国早期礼制建筑及纪念物、南京中山陵的设计、中山纪念堂等问题,重新认识了中山纪念建筑作为政治符号和文化象征符号的深刻意义。此外,武洹宇对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骷髅符号的释读,李俊领对民国时期泰山政治文化建构的探究,均注意发掘文化事物背后的政治内涵和文化意义,充分展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趋向和特质。

  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及社会生活的关联,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从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与后殖民记忆等方面探讨历史记忆问题。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及忻平主编《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均关注近代历史记忆与政治活动、社会生活问题的关联。罗福惠等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一书,以民国以来各级政府、辛亥革命参与者、民间组织、学术界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为研究对象,以期加深对辛亥革命本身的研究,并透过百年来对辛亥革命的记忆与诠释,加深对近现代国家与社会的理解。此外,王先明从绅权角度考察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问题,郭辉、罗福惠还提出了“中共记忆史”设想,马建标关注了一战国耻记忆并对其进行政治文化阐释,候杰等人关注赛金花的集体记忆问题,孙江考察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等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中国近代记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代社会生活纷繁复杂,自然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上海辞书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20余部,涉及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胡俊修的《民国武汉日常生活与大众娱乐》、熊月之的《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忻平主编《城市化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李长莉等著《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等著作,对近代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风俗习尚、文化娱乐等诸方面的变迁轨迹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并力图揭示近代社会生活变迁的文化意义。姜进的《诗与政治:20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一书,则关注了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以演员和观众的访谈及越剧戏目的研究为基础,重新构建一个对于演员和观众充满意义的越剧的世界。韩晓莉的《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一书,以秧歌小戏为关注焦点,在北方农村社会百年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展现民间戏曲的生存状态,尤其重点关注国家如何对民间戏曲加以改造过程及其背后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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