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3)

辛亥革命网 2018-11-29 09:26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左玉河 查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

  性别与身体史解读也是新文化史关注的热点问题。杨兴梅的《以王法易风俗:近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干预缠足的持续呼吁》关注了知识分子对反缠足的呼吁,认为国家权力对缠足的干预与控制呈逐渐增强之势,但这并不是由于官方的主导而主要出自知识分子的要求。侯艳兴的《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一书,力图揭示近代上海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女性自杀的社会性别意义,曾越的《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考察缠足由盛转衰(倡导“天足”)、提倡“天乳”与“曲线”的革命、女体的公开、近代女性服饰的选择,以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等问题。王雅娟的《权力话语下的身体规训与社会变革》从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出发,借助权力和规训等新文化史理论,以身体之服饰、辫发、缠足为三个思考维度,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探讨近代以来“身体”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联。

  四、文化史的困惑与理论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基本趋向,是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及新文化史的活跃。改革开放初期复兴的传统文化史,是与经济史、政治史并列的以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它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并以史学研究方法为主。传统文化史研究坚持历史学的求真宗旨,着力弄清近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及其情况,进而揭示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传统文化史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尤其重视历史考证法,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所采用的解释框架主要是社会经济对文化影响的因果式关联性框架。复兴后的传统文化史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发展,但正因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忽视“解释性研究”,这种传统式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并没有得到较大突破,故传统文化史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显得比较平稳。

  真正激荡起近代文化史研究高潮并促使其向纵深发展的,是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社会文化史虽然提倡从自下而上的新视角审视文化现象,但在是否仍然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问题上有较大分歧。部分学者仍然将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确定为特定的文化现象并将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设,并不否认文化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存在,所不同的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但更多学者不赞同将社会文化史视为一种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作为新视角和新方法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与西方新文化史理念基本相同。新文化史翻转了学界对传统文化史的认知,不再将文化史视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史学分支学科,而是将其视为历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在新文化史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加以审视,这样便出现了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和研究方法的突破。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格局,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但也带来了文化史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传统文化史将文化史视为有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学科一种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学科的文化史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求真为目标,以历史学的实证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史研究及作为学科建设的文化史的主流。但存在的弊端是: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方法陈旧,以实证的方法研究文化史,可以弄清“是什么”的问题,但无法进而弄清文化现象“为什么”的问题,偏重于“描述性研究”而不重视“解释性研究”,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文化分析的方法难以运用。新文化史将文化史研究视为一种新视角和方法,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都可以进行文化分析,弥补了传统文化史研究方法成就和分析不足的弊端,但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异常广泛,不再将“文化史”视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根本否定了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因而“文化史”研究就丧失了起码的研究领地。这样,文化史研究出现了因学科属性差异而导致的方法困惑,出现了传统文化史偏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新文化史偏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两难问题。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对于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和方法属性上存在的根本分歧,严重困扰着当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两者之间能否协调?这实际上关涉中国文化史研究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实际上,两者是完全可以折中调和的。而调和之道在于两个方面:

  首先,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仍然以传统文化史所确定的对象和范围为限,不能像新文化史所强调的那样将一切历史都视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而是仍然将文化社会研究限定于文化现象及其发展情况,不能无限扩大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这就是说,仍然将文化史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承认其有独立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不能仅仅将文化史视为一种研究视角或研究方法而不承认其有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然后再在这个确定的研究范围内作为方法加以审视。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文化史研究采用的方法首先仍然是历史学的方法,注重实证性研究,以历史的求真为目的,充分重视其“描述性研究”的特性,在重建史实,在史实层面上弄清文化史的“是什么”问题,发挥其“实证科学”的特性。

  其次,文化史研究要采用新文化史的视角、理念和方法,对传统文化史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深度的文化解释,用新文化史所强调的文化分析、文化解释来研究被限定的文化现象(对象),着力发掘文化事项的内涵及意义,充分关注新文化史“解释性研究”的特性,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解释科学”加以重视,在历史学重建史实的基础上,注重文化解释,重点解决“为什么”问题,对文化现象作深度解释。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方面,采用传统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重建文化史实;另一方面,采用新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进一步解释文化史实。这样,便将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文化史的视角和方法探究传统文化史的内容,既弄清“是什么”的史实问题,又着力解决了“为什么”的文化解释问题,深化了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将求真的历史学方法与求解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将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结合起来,将“白描”与“深解”结合起来,文化史研究在新文化史的关照下得以深入。

  为此,新文化史关照下的文化史研究要注意三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用白描(浅描)的方法,将社会生活(文化事项)的表象呈现出来,回答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要用浅层解释的方法,说明社会生活表象的直接原因和表层意义,回答并解释“为什么”的问题;第三个层面,要用深度解释的方法,揭示社会生活现象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及文化意义,回答并解释“怎么样”的问题。既要关注社会生活,因为这是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立足点,更要揭示生活背后隐含的文化意义,这是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采用新文化史所强调的深度解释并着力于发掘文化事项背后的意义,是文化史研究值得探索的可行途径。

  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取得丰硕成绩,但目前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还处于“白描”及“浅释”层面,缺乏“深解”的理论自觉。文化史研究从“白描”阶段提升到“浅释”阶段,进而发展到“深解”阶段,是从传统文化史研究深化到新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为此,必须将“寻求意义”作为文化史研究的根本目标,从“深度解释”入手寻求历史活动的深层意义。深度解释,是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作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社会文化史及新文化史必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重要生长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将会加强,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思想史与观念史的结合研究将进一步受到重视。学界同仁已经有了许多年的探索实践并作了初步思考,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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