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封建，何为专制(3)
辛亥革命网 2018-11-30 10:45 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三）地主制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的关系
周秦之际以降的地主制社会，始终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相为表里。下以中唐以后的段落加以说明。
中唐以降，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普遍化，土地买卖频繁，所有权转移迅速，加之诸子平均析产，使财富一、二代后即行散离。北宋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这种情状：“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则家遂不存。”
鉴于此，张载力倡“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第259页）程颐（1033－1107）认为士大夫均应立家庙、四时祭祖（《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2页）；南宋朱熹（1130－1200）也主张“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近思录》卷九·制度），意旨都在严格宗法制度。这些构想，除政治、伦理层面的考虑外，防范因土地私有、诸子析产导致家族财富流散，也是重要目的。可见，地主制需要借助宗法制的维系力量，这是巩固农耕经济及其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
地主－自耕农制的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高度分散的、封闭的，需要一种统合机制，去实现某些大目标（如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交通、抵御异族入侵、维持社会秩序等），于是君临一切的、强势的专制国家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广阔地基上巍然矗立。而专制君主政治则多把地主视作可靠的依凭阶层，秦汉两代均明令商人不得为官，又明令无资产者不能择补为吏（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此即汉景帝所谓“有市籍不得官，无赀又不得官”（《汉书·景帝纪》）。
那么，什么人既有资产又非市籍经商者呢？当然只有地主。地主成为专制帝王选拔官吏的基本群体。隋唐以下实行科举制，虽无身份限制的明文规定，但能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又孜孜不倦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产而无市籍的地主子弟，“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地主－自耕农家庭的自诩之语。当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渐入科举行列，读书晋仕者也不在少数。
二、贯穿秦至清的专制政治
封建制的又一基本属性，便是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中国的殷商西周（及某种程度上的魏晋南北朝）实行此种制度，西欧中世纪、日本三幕府（镰仓、室町、江户）亦实行类似制度，称其为“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可称“亚封建社会”），名实相符。而晚周以降，尤其是秦汉以下，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淡出主流，而代之以考选、任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制愈趋强化。
▲西周分封制和西欧中世纪采邑制度
（一）纵贯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
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专制王权的早熟与长期延续。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早在公元前4、5世纪的战国即已初兴，齐、魏、赵、韩、秦、楚、燕等七雄相继建立君主统摄大政的郡县制国家，法家及时总结其要旨。商鞅学派说：“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又说：“故君操权一正以立术。”（《商君书·算地》）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更将君权“圣化”，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他还视“君”为“道”的人格化，君的使命是“体道”。这都是对专制君主集权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所作的论证。而秦朝一统六合，使这种“独制”“独断”的“要在中央”的君主专制在全国得以实现。
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尊号议，站在权力峰巅的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之名，取“煌煌上帝”之意，构成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使专制王权获得帝制形态，“圣人执要”的专制帝制，至此实至而名归。
以公元前221年嬴政（前246－前211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7－1912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中央集权于涨落间愈趋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