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的革命家变身“国父”: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

辛亥革命网 2018-12-24 10:05 来源:《二十一世纪》 作者:李恭忠 查看: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史上的重要表征,民国时期“国父”符号的塑造,是一个自觉、系统、持续的过程,尤其值得考察。本文对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面相,并期望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近二十年来,随着新文化史学的活跃和政治史的复兴,符号、形象、仪式、纪念物成为国外政治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近来亦开始为汉语学界关注。作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史上的重要表征,民国时期“国父”符号的塑造,是一个自觉、系统、持续的过程,尤其值得考察。本文对此作一大致梳理,以呈现民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面相,并期望引发更深入的批评和研讨。

  形象的物化

  1925年3月12日,“革命尚未成功”之际,国民革命的精神导师和最高领袖孙中山却先行病逝。4月2日,遗体移往北京西山碧云寺暂厝,国民党人随即着手在南京为孙中山修建陵墓。对于中山陵的设计,国民党人有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体现“开放的纪念性”:陵墓既要突出鲜明的纪念性,全面彰显孙中山的“国父”、“革命导师”形象;又要体现平民精神,兼具游览功能,便于游人参观、休憩,富有现代公园气息,表达出时代新气象,从而作为一个巨型的时代符号,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的“中国”的象征。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建筑方案,基本贯彻了这一立意。实际建成以后的中山陵,整体结构简洁,各项建筑从南到北、由低到高次第排列,依山势构成一个开阔的斜面,显得明朗而宏壮,彷佛一个安坐的巨人,正敞开胸怀欢迎谒陵者的到来。另一方面,中山陵的图案、色彩和文字衬饰,处处体现朴实庄重之感,在在强调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追念和尊崇,昭示着后来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真实的孙中山已不复存在,而通过这种物化途径,孙中山的形象庶几得以长存。

  着手修建中山陵的同时,留守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筹款五十万元,在广州修建孙中山纪念堂和纪念图书馆。当时,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困窘,但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比如要求政府职员捐薪、向人民收取呈词附加费、销售孙中山纪念章、发动各校学生向全社会劝捐、要求各县县长担任额定募捐任务,等等,千方百计筹措这笔款项。尽管因为时局和经费原因,中山纪念堂未能如期开工,但广州国民党当局如此重视这件事,说明它并非寻常建筑可比。

  内中深意,《广州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作出了详细阐述。社论首先指出兴建这类公共建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从来是有共同生活的,在群聚间往往以一种建筑物,把那种共同生活表征出来。旧时……对于家族,对于神教,昔人还有一种公共的建筑物,去表现其家族之思想及神教之威力出来,而现在到了国家主义的今日,没有一种东西所以象征“国”的,岂不是使人民陷于不知所以团结之危险乎?

  既然家族时代的人建祠祀祖,神权时代的人建庙以拜神,“今日非有国无以生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一纪念国父之祠也……今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然则我们何可不建庙以纪(念)此革命之神也。”社论作者认为,今日爱戴国父、纪念革命之神,与以往祀祖拜神,道理是一样的,“不过今日的热诚用在更有用的地方罢了。”因为,“中山先生为中国之元勋,他的自身,已为一个‘国’之象征,为他而建会堂与图书馆,定可把‘国’之意义表现无遗。”于是作者大声呼吁:“爱你的国父,如像爱你的祖先一样,崇仰革命之神如像昔日之神一样,努力把‘国’之意义在建筑中象征之出来,努力以昔日建祠庙之热诚来建今日国父之会堂及图书馆!”

  这篇社论可谓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国民党人的政治文化观,即公共符号的文化“表征”或“象征”功能,在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国民革命的精神支柱,孙中山的躯体既已不能复生,于是需要实体性的纪念物来表征其主义和形象。哪怕是一座孙中山塑像、一个以其命名的建筑实体,也可以让人们心中的记忆和情思得到寄托、得以外现,从而焕发出异样的热情和力量。从国民党人的举措和言论来看,他们显然非常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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