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的革命家变身“国父”：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3)

　　仪式的推展

　　在国民党人的控导下，纪念孙中山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制度化的准宗教仪式，与精神偶像的塑造和集体信仰的整合紧密结合起来，被用于加强国民党阵营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集权统一的党治国家的建构。

　　总理纪念周

　　早在1925年3月31日，国民党在京中央执行委员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的议案，并训令全党，以后每逢开会，应先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肃听。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再次训令全党，重申前述恭读总理遗嘱仪式。

　　1925年4月，“为灌输大元帅主义精神于各官兵头脑中永久勿忘起见”，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七条“总理纪念周条例”，要求所属各部于每周一上午十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具体程序如下：向孙中山像行三鞠躬礼，默念三分钟，各官兵同时宣读孙中山遗嘱，官兵长演说孙中山的主义及革命历史。“对于本条例如有阳奉阴遗（违）等行为，一经查觉或举发，除将其应负责之官长撤差外，并另予分别议处。”上述规定并非具文。到1925年5月15日，粤军总部的纪念周已经举行至第三次，仪式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亲自主持，并请顺道而来的汪精卫发表演讲。这是国民党阵营中最早的制度化的总理纪念仪式。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正式通过如下决议：海内外各级党部会议场所应悬挂总理遗像，凡集会开会之前应宣读总理遗嘱，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八条，要求国民党各级党部、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由各级党部常务委员或各该地最高长官主持，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仪式（程序大略同前），以“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党员）不得无故连续缺席至三次以上，违者分别处罪”；“对于纪念周执行不力或有阳奉阴违等情事者，一经查觉或举报，将其应负责之常务委员或长官撤差外，仍另予分别议处。”

　　这些决议和条例，正式确立了总理纪念周仪式在国民党体制内的法定地位。随着国民党逐渐掌握全国政权，这一仪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取得了国教仪式般的地位，不仅频繁出现于政治生活领域，还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领域。直到1947年4月，南京政权“行宪”之际，国民党中央才决定，各机关团体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免读国父遗嘱，不悬挂党旗。

　　谒陵纪念

　　国民党人从一开始就决定把中山陵建成一个开放的仪式空间。陵墓图案征求条例中规定，祭堂前必须有“可立五万人之空地”，以便举行祭礼。1929年6月1日孙中山正式安葬，6月2日起陵墓开放三天，一时游人如织，途为之塞。1929年9月，陵园管理当局──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颁布《谒陵规则》，规定中山陵祭堂每天都对游人开放。据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警卫处不完全的统计，从1929年9月到1931年5月，谒陵者即有33.5万人，最多的月份达67,000人，最少的也有2,000人。1932年谒陵者6.5万人，1933年11.5万人，1934年19.7万人，1935年24.9万人，1936年16.4万人。

　　众多谒陵者中，既不乏自发的、零星的游人，更常见的是有组织的谒陵队伍。孙中山正式安葬的第二天，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等要人就前往谒陵，在祭堂行礼。此后，国民党当局借助组织途径，围绕中山陵持续展开了一系列近乎仪式化的行为。每年元旦、国庆日、孙中山忌辰纪念日、孙中山奉安纪念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中央当局往往在中山陵举行大型纪念典礼，集体参谒陵墓，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各特任官、在京各机关文官简任、武官上校以上官员都必须出席。特别是孙中山诞辰日、忌辰日和奉安纪念日，全国各地、各机关还要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少则几十上百人，多则成千上万人，近乎于宗教仪式。此外，国民党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期间，或者遇上重大的临时事件，中央当局也要组织集体谒陵活动。各级党政军警机关、社会团体、学校，包括一些外地的组织，往往在其活动计划中安排集体谒陵项目。显然，国民党人想通过持续而大规模的谒陵纪念活动，使国人不断重温“总理”／“国父”的追求和期望，由此凝聚整个国家当前和今后的记忆和认同。

　　实至名归

　　在国民党当局主导和全方位推动下，到1930年代中期，“国父”形象已经实际建构起来；但“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却要到抗战期间。

　　早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各地的悼念活动中，“国父”称呼即被广泛使用。1925年3月21日，胡汉民等留粤国民党要人联名发布宣言：“今孙大元帅不幸薨逝，汉民等痛丧国父……《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社论中多次称孙中山为“国父”，该报刊登的文章标题中也使用“国父”一词。1925年4月广州举行追悼大会，国民党当局的祭文称：“……先生死而民国丧其国父，吾党亡其导师，世界弱小民族失其救星。”各界挽联更是广泛使用“国父”一词。北京《民国周报》挽联云：“国父云亡……”上海华东公学追悼大会挽联云：“……四百兆人民同悼国父……”江苏吴江县震泽税务所所长崔荫芳挽联云：“……未竟全功亡国父……”江苏无锡追悼大会，共产党人秦邦宪挽联亦提及“追悼国父”；江西赣县茅店商界挽联云：“……皇天夺我国父，人群失了导师……”南洋麻厘吧阪中华会馆学校挽联云：“……薄海悲号哭国父……”华侨黄元标挽联云：“伟哉孙公，……惟华盛顿共享英名；呜呼国父，……与俄列宁同芳史册”。可见国人已明确将孙中山与华盛顿、列宁相提并论，并誉之为中国“国父”。不过，该词此时尚为民间用语。即如胡汉民等人宣言中所言“国父”，亦不具备正规名称的性质。

　　1929年孙中山正式安葬期间，国民党当局的正式文书中除了使用“总理”称呼，亦出现了“国父”一词，如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宣传标语“总理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正式祭奠文书中使用得更频繁。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榇从北京西山碧云寺起灵南运，南京当局特派迎榇专员林森等作〈奉移文〉云：“……维国父之弃世兮，忽忽乎逾四……”〈启灵告辞〉云：“……于穆国父，功侔汤武……”。灵榇抵达南京后停灵公祭三天，国民党〈中央党部祭文〉提到“国之父，人之师”，〈国民政府诔文〉云：“……弘惟总理兮，先觉先知；民国之国父兮，人类之导师……”国民政府考试院祭文三次提到“国父”，〈监察院诔文〉云：“……国父殂丧，海咽山崩……”。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作、发给各地于奉安期间使用的挽歌，歌词中不使用“总理”，而使用了“国父”称呼。可见，孙中山的“国父”头衔已得到事实上的承认，只是未经正式行文确认而已。

　　“国父”名分的正式确立是在抗战期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陪都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领衔提议：“请中央通令各省市，此后应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以表崇敬。”这一动议的提出背景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国民党人对孙中山的崇仰之情，也有藉此凝聚国人认同、激励抗战士气的现实考虑，还有汪精卫集团打着“实现国父遗志”旗号另立汉奸政权、混淆视听的特殊形势。1940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林森等人在六中全会提出的议案。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训令：

　　案奉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凡我国民，报本追远，宜表尊崇。兹经本会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一致决议，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在案。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通令全国一体遵行。……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至此，孙中山的“国父”名分正式确立，并逐渐在各种正式场合和官方出版物中使用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