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的革命家变身“国父”：孙中山崇拜与民国政治文化(4)

　　被亵渎的“国父”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南京的汪伪政权，为了显示自己才是孙中山的正宗继承者，更加强调“国父”崇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强行接收北京协和医院，意外发现一盒孙中山内脏切片和腊块标本，还有一册临时照片。此系1925年该院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手术时暗中留下，孙中山家属、随伺的国民党人均不知情。汪精卫获知此事欣喜异常，1942年3月，专程派“外交部长”褚民谊与侵华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等人交涉，将此标本带回南京中山陵安放。汪伪当局为此大造声势，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国父遗脏敬谨安放礼”，俨然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的重演。

　　1943年2月，汪伪国民党中央决定制定“崇敬国父仪式”的具体办法，比如拜谒中山陵时的严肃礼节、群众集会时“向国父陵寝遥拜”、外宾到达南京时首先赴陵园参拜等，通令“全国”一体执行。此举的理由是：

　　中华民国之产生，出于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手，故国人尊之为国父，允宜万方崇拜，中外景仰。惟崇敬之道，首重仪式……盖如是可使因崇敬国父之伟大人格而尊重中华民国之国格，服膺国父的思想而尊重三民主义的思想，匪特徒重形式之景仰而已。

　　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一样，汪伪政权定期组织“国父逝世纪念”、“国父诞辰纪念”活动，而且相关程序更加细致。比如1943年11月的“国父诞辰纪念”，汪伪国民党中央要求“全国”同时举行纪念仪式，“礼节悉依中央祭典，由广播电台传达（唱国歌时全国同时齐唱）”，来不及参加礼者“于规定祭告之时间一律须就所在地肃立致敬”。这种仪式，与帝制时代的祭祀典礼颇为相似，均为一种对秩序的主观想象。1942年，汪伪当局成立了“孔庙管理委员会”，人员、经费由“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兼任，负责南京朝天宫孔庙的管理。并且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次祭孔典礼，其组织工作、程序安排、具体仪式，均与纪念孙中山诞辰、逝世的活动类似。当然，如此细致的程序安排，并非真的为了崇仰“孙圣人”、“孔圣人”，而是想通过这种步调一致的仪式行为，将“全国”、全体被统治者纳入高度纪律化的体系之中。

　　汪精卫甚至亲自为谒陵活动开列具体注意事项。1943年3月12日，汪精卫手令伪国民政府参军处：

　　本日在国民革命烈士礼堂行礼后绕行灵座时语音嘈杂，秩序紊乱，殊失肃穆严敬之仪。以后如遇祭孔庙、先哲祠、国父陵寝、先烈祠时，应注意事项如左：……（三）在国父陵寝礼堂行礼后绕行灵榇一周时，必须注意以下数点：（1）一人一列先后相随，不可二人并列，尤不可由后蹿进及由旁闯入；（2）行步时步履宜轻，步武宜迟速维均，（3）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右入绕行一周立即退出，不可停步，出至寝门口一鞠躬，由门左出，立于礼堂原处……

　　一个政权的最高首领竟然专注于如此琐事，汪精卫及其政权此时的实际状态已可窥见一斑。

　　综观汪伪时期的“国父”崇拜，虽然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但它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是一脉相承的。经过十余年的累积，这种崇拜已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成分，具备了惯性的力量，对当下政治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是汪精卫处处突出“国父”这块招牌的原因。“国父”崇拜走到如此形式化的地步，且沦为汉奸政权的护身符，被抬到九天之上的“国父”孙中山倘若有灵，不知复将作何感想。不过，汪伪政权愈是强调对“国父”的崇仰，就愈加暴露出自己虚弱的实质。

　　比较分析与思考

　　对于国民党人主导的孙中山崇拜，还需要借助于更宽泛的背景，即世界范围内的领袖崇拜现象，以及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势和国家认同情况，才能看清其意义和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领袖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正如安德森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时指出的，存在着两种民族主义，一种是“真实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一种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领袖崇拜也可以这样来看，即既存在着自发的领袖崇拜，也存在着“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领袖崇拜灌输。

　　自发的领袖崇拜，是指存在于社会本身、普通民众之间的对于英雄人物的崇仰，这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和行为，近代美国华盛顿崇拜的兴起即为典型。按照布尔斯廷的分析，一方面，刚刚建立的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古老的英雄传说，“亟需一个崇高的、值得崇拜的民族英雄”，来充当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的象征。另一方面，商业头脑对这种社会需求把握得很准确，并积极将民族认同的需要与商业利益的追求结合起来。最早将华盛顿生平事迹加以神化的威姆斯，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愿意努力，你就可以用老乔治的骨头赚很多钱”。商业利益与民族认同的结合，催生了华盛顿崇拜并推动其持续进行，在增强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增进美利坚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则是政治集团甚或政治领袖个人本着扩大政治影响、增进政治权威的目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种种宣传，或者倡导各种公共性的行动，来树立某个领袖人物至高无上的政治形象。反观民国时期的孙中山崇拜，其兴起纯为国民党中央的创制、发动，其进行亦基本由“党”、“国”一体的国民党当局所主导、推动，可谓“领袖崇拜的系统灌输”的典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开始推行一系列措施，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统一党员的意志，巩固党的力量。党内一些权势人物，也希望利用“孙中山”这一符号背后的文化资源来加强和巩固现实的政治权威。于是，孙中山崇拜热潮在国民党内部迅速升起。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又试图通过孙中山崇拜来整合民众信仰、塑造“党国”权威，于是将它推向全国，使之成为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正因为此，孙中山崇拜表现为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民众的自发性、主动性在这里缺席。与其说这是一种大众崇拜，还不如说是国民党中央对其党员和国民的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

　　当然，这种自上而下的孙中山崇拜，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孙中山逝世后处于内忧外患的国民党，需要统一党员的意志，加强政党自身的凝聚力，以实现孙中山的未竟理想。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认同仍处于建构过程中。既然传统的民族英雄，乃至上古神话当中的黄帝，都可以作为这一建构进程的文化资源；作为“倡导共和，肇我中夏”的开创型伟人，孙中山当时就被认为堪与美国华盛顿、俄国列宁媲美，他的事迹、思想和形象当然是建构新式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本此意而利用之，确实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但问题在于，倘若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灌输，纯为形式化的运作，并且以政党，甚至是党内少数权势人物的自身利益为重，其积极意义便大受限制，甚至适得其反。对此，1928年舆论界的一番警告颇值得玩味：

　　……中山在历史上，已自有其不朽之地位。故关于中山个人者，盖棺论定，不劳赘述，不但吹毛求疵为不可，即歌功颂德亦不虚也。察自国民党取得政权以来，一部分人之于中山，有非偶像化不止之势。……凡言纪念者，须纪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纪念其革命性。……凡自命中山信徒者，苟不泯私从公，以中山之精神奋斗，则转盼又成落伍者，而中山之不朽则自在也。是以愿党政军各界，其凛然瞿，其瞿然兴，其勿以为形式上崇拜中山，便足获人民信任。其打倒一切虚荣利己之病根，而为人民大群尽公仆责任，庶几为所以纪念中山之道，亦为保持自己个人政治的生存之道也。

　　这段话可谓鞭辟入里，语重心长，不仅指出了怎样才是对已故领袖的真正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革命之后”的“革命党”提出了诚挚的忠告。对于一个以谋求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自由、平等、幸福为标榜的政党而言，这种忠告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此后的事实来看，国民党并没有接受这一忠告，依然将孙中山崇拜作为手段，试图通过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来建构国民对“党国”的认同。可以说，政治文化方面的僵硬和固步自封，是国民党最终沦为“落伍者”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