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孙中山研究

辛亥革命网 2019-01-02 09:00 来源:团结报 作者:周兴樑 查看:

我国的孙中山研究起步很早,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大致经历了复苏勃兴、走向繁荣、常态发展三个阶段。

  我国的孙中山研究起步很早,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民国史研究中更占有特殊地位。1949年后孙中山研究工作,经历过曲折的发展道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大致经历了复苏勃兴、走向繁荣、常态发展三个阶段。

  “孙学”研究由停顿快速复苏勃兴

  (1978-1984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重视对孙中山的学术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他肯定孙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及“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并号召全国人民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广大学者响应此号召,很快就掀起研究孙中山的热潮,为我国“孙学”研究工作开了个好头。然而,接下来的十年“文革”,全国之“孙学”研究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局面直到1976年结束“文革”后,才开始有了改变。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社会科学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孙中山研究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也马上开展了起来。广东此间成了并一直是全国率先实现改革开放的前沿。当时的广东省市史学界成为复兴我国“孙学”研究之“领头羊”。1978年初,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等在广东省社联主办的《学术研究》上,首先刊出《二十世纪的孙中山预见》一文。有人认为:该文“明确表明孙中山研究要再起。”一年后,由中山大学、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与广东历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79年11月在广州市流花宾馆举行。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举办的、以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此研讨会有两大明显特色:一是规模较大、与会学者之阵营颇为齐整。参会之专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史学工作者141人”,另还“有两位香港学者”,及美国、日本学者各一人,他们共向会议提交论文84篇,资料和索引4种。二是该会之研讨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为中心,有陈先生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文,集中地论证了孙领导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及这场革命运动之重大历史意义。这次研讨会所产生之影响是巨大的,并由国内扩展至日本。日本史学界之刊物“转载了这次讨论会的纪要,并评论说:‘中国的孙中山研究复活了’”。

  接下来的五年,我国的“孙学”研究很快地开展起来,并在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热潮:中国史学会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先后举办了两个大型学术研讨会——10月的武昌国际研讨会和12月的长沙青年会议;因为孙中山是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所以这两次研讨会都有一些研究孙先生事功的论文。此外,广东、山西、北京、四川、宁夏、河南、安徽、贵州、浙江、湖南等省市的史学会,及北大、人大等高校,也各自举办了同类的学术会议。到1984年时,广州又举办了两次大型学术会议:一是孙中山研究国际研讨会,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会议主题;二是纪念国民党“一大”60周年学术讨论会,标志着学界已将孙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列为“孙学”研究之重要内容。正是这些研讨会,都成了展现孙中山学术研究再度兴起的重要平台;它们彰显出此间之“孙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复苏,而是在研究领域及内容方面比先前有了拓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首先,党和国家为社科研究创造了良好环境,并大力扶持孙中山研究工作。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史学界受此鼓舞,先后成立了一批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学术机构。其中较重要者有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孙中山研究室(所),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孙中山研究室(所),华中师范学院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室(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室等;另还有中南五省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民革中央、广东省民革及中山市的孙中山研究会等。至1984年初,以胡绳、刘大年分任正副会长的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也在北京成立。此外,湖南、江苏、四川、浙江、广西等省区,也纷纷建立“孙学”研究机构,而全国各地缅怀孙中山革命业绩的纪念馆、堂、室等,则陆续恢复或兴建起来。上述各种机构,成为凝聚专业研究团队,及培养专门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有力地推动了“孙学”研究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开展进行。

  其次,史学界和政协职能部门,陆续发掘整理与编辑出版了一批孙中山的研究资料。如由中山大学、广东省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三个单位相关机构合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至1984年时已出了第一、二、三卷,其余各卷正在编辑中,《孙中山选集》已修订再版,《孙中山年谱》则出了两种。此外,各地还出版了多种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档案或史料专辑及回忆录,如《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孙中山的家庭出身与早期事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等;一批有史料价值的旧书,如《革命逸史》《南洋与创立民国》《华侨革命开国史》等,也已再版重印。学界对国外“孙学”资料之翻译与介绍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所有这些皆为人们开展孙中山研究提供便利。

  再次,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孙中山研究专业队伍,正在形成和逐渐扩大。尤其是一批青年学人通过攻读学位及参加“孙学”研讨会已渐露头角。如在1981年10月武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与会学者中,61岁以上占12.5%,51-60岁占28%,41-50岁占41%,40岁以下占18.5%,在读研究生6人、大学本科生1人;年轻人占与会者的五分之一。而在参加同年12月于长沙举行的全国纪念辛亥革命70周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91人中,“平均年龄三十三岁,最小的只有二十二岁”;该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5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比较优秀的。全部论文“通过由十四位专家、教授组成的评议小组反复评议,评选出一等奖四篇,二等奖十篇,三等奖十五篇”,并于会后由中华书局编出了会议论文选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特邀出席会议的老、中年专家为此专门撰文指出:“青年一代在经历了十年内乱的浩劫后,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后继有人。”这使一批批年轻的专业科研人员,陆续地补充到“孙学”研究队伍中来,从而保证了此项科研工作可持续发展。

  复次,孙中山研究方面的中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和扩展。如前述,1979年在广州开的首次学术会议就有美、日及香港的四位境外学者与会。接下来,1981年在武昌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美、英、法、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七个国家,以及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四十四人”与会,他们向会议“提交了二十五篇”论文;1984年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研讨会,“有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学者十六人、香港学者三人”与会。期间,中方的知名学者也多次出访日本、美国等地开展学术活动。内外“孙学”研究成果交流,也在积极进行,如大陆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已引起国外人士注目;我国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学者出版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之著作,及史料结集《国父全集》和《国父年谱》等,均受到了内地研究者的重视;某些外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陆续翻译出版。诸如此类的学术交流活动,已取得了推动和促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的积极效果。

  最后,我国史学界1979-1984年的孙中山研究成果,在数量、质量及研究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20余年,而开始步入新的佳境。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此间“正式出版了学术著作近百种,资料汇编也近百种”,如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尚明轩的《孙中山传》、李时岳等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陆锡祺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肖石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王志光的《孙中山的反帝思想》及《纪念孙中山先生》(图片集)等等。此外,《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册,《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上下卷,《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册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及几种版本的《中国近代史》,都有专门章节论及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二是“1980-1984年间,仅发表于各种学术刊物与论文集中的论文,不下一千篇,可以想见当时热度之高”。这些专著和论文,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哲学思想,及其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华革命党、护法运动、首次国共合作等各个历史时期活动之探讨,皆较前广泛而深入;各种专题性研究也有所扩展。这一前所未有的情况,昭示着“孙学”研究将很快走向繁荣和深化。

  “孙学”研究走向繁荣深入

  (1985-1999年)

  1985-1999年间的孙中山研究,可谓是一路高歌猛进。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全国的孙中山研究工作日渐活跃与繁荣,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此间的“孙学”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第一,有关孙中山研究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在各地接二连三地陆续举行,彰显出“孙中山热”不断升温。20世纪80年代后半段举行过多次孙中山研讨会,其有代表性者:一是1985年3月,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为纪念孙先生逝世60周年,在河北省涿县举行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对国内外以往之“孙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回顾与述评。与会学者在此基础上,还认真商讨今后应如何进一步加强“孙学”研究工作。这次重要的国际研讨会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推动作用。二是孙中山研究学会、中山大学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等,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于1986年11月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为主题,着重讨论了孙先生革命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特征。具有三大特色:其一,论题涉及孙思想活动的很多问题,专题研究色彩较浓,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孙学”研究的视野。其二,有些论文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或深化。如有学者从中国的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三个“逻辑层次”,来论析辛亥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颇为新颖和具代表性。其三,40岁以下的参会学人约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表明年轻学者现已成为大陆“孙学”研究之骨干力量。三是由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等与日本孙文研究会于1990年8月,在中山市联合召开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不仅是首次由不同国家之学术团体共同举办的学术会议,而且规模空前,具有开创性意义。着重讨论了孙中山的国际观、亚洲观与文化观,及其与亚洲各国、港澳地区和同时代人物的关系等问题。

  进入90年代后,“孙学”研讨会仍在各地方兴未艾。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1、中国史学会于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孙逸仙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学术座谈会。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学者,及日、美等外国专家51人与会,提交了40多篇论文。他们着重讨论了孙中山关于建设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主张及蓝图等问题。2、中华炎黄文化研讨会和上海师大等于1996年10月,在上海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现代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各地及日、韩、美、德等国之专家100多人。他们提交的论文,重点讨论了孙关于中国现代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设想方案等问题。3、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与广东省社联于1996年11月,在中山市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们向大会提交的110多篇论文,紧紧围绕着“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研讨。

  第二,“孙学”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关于中国大陆1985-1999年间所出之孙中山研究著作与论文,笔者据《孙中山志》内所载,统计出各类著作167种,这显然是个不全的保守数据;至于此间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量,则应以数千计之。正是这大量的论著面世,使学界这一时期对孙先生之研究,比以前要进步得多、细化得多和深入得多。现将概况简述于后:

  首先,研究孙中山的主体史料及重要史料集相继出版,为“孙学”研究之拓展深入创造了条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已于1986年出齐,接着又有《孙中山集外集》《孙中山集外集补编》,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等陆续出版。此外,还有《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孙中山与广东:广东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及《纪念孙中山先生》(图集)等大批重要史料集,也先后面世。

  其次,学界此间有一批研究孙中山生平行谊与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拓展深化其思想研究之论著面世。此类著作于1985-1989年出版的主要有:李文海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金冲及主编的《孙中山研究论文集》、张磊的《孙中山论》、陈锡祺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集》(增订版)、刘兴华的《孙中山思想论稿》等。对于90年代相关论著之情况,王杰研究员在《孙中山研究》述评中认为,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孙中山基金会丛书”,大部分是孙中山研究的上乘之作,包括金冲及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张磊的《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黄彦的《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姜义华的《大道之行——孙中山思想发微》,李吉奎的《孙中山与日本》,林家有的《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邱捷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刘曼容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等。“其他如莫世祥的《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段云章的《放眼世界的孙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明同与卢昌健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兴樑的《孙中山的伟大思想与革命实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有不少创新”。广大学者此间还有专门研究孙中山经济、法律、外交、教育、军事、社会主义等思想之专著出版。

  再次,对孙中山各革命阶段行谊之研究,较前有所拓展和深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此间出版了几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新著。二是对孙中山护法时期思想践行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相关论著除已提到的《护法运动史》外,还有《护法战争史略》《护法舰队史》《孙中山与护发海军论集》等。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行进的轨迹。三是对孙先生晚年改组国民党与领导国共联合战线掀起国民革命高潮的事功,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相关的论著有《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及译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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