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集》勘误
辛亥革命网 2019-01-24 14:02 来源：《特立学刊》2018年第6期 作者：邓江祁 查看：
杨天石、曾景忠在其所编《宁调元集》中，对宁调元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间作了考订，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们的考订结果中也存在一些过于宽泛或讹误的情况。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有关史料，
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宁调元于1913年9月英勇就义后，其遗著由傅尃、刘谦等人收集，经柳亚子等人整理后，编为《太一遗书》，按诗、词、文、 札记等体裁分卷排列，于1915、1916年陆续刊行。1988年,杨天石、曾景忠编《宁调元集》（以下简称《宁集》）时，将《太一遗书》列为该书的上编，并考订了其中一些诗文的写作时间，从而为准确理解宁调元这些诗文的内容，推动宁调元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杨天石、曾景忠对《太一遗书》中部分诗文写作时间的考订也难免存在一些过于宽泛或错误的情况，对于全面、深入、精准研究宁调元及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有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其中部分诗文的写作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订和勘误，以使之更为精准，并考订了部分杨天石、曾景忠未作考订的诗文的写作时间，共计63篇。下面，按其在书中的标题和顺序，将这63篇诗文时间的考订情况予以刊发，以期对于广大读者正确阅读和使用《宁调元集》以及今后宁调元文集的重新修订工作有所俾益。
1. 《狱中闻杨卓林被捕感赋（1907年）》[1]40。《宁集》以此诗标题和内容将其写作时间订为1907年，似太宽泛。杨卓林被捕的具体时间虽然至今已难以确定，但据笔者查考，萍乡、浏阳、醴陵市政协合编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中收有杨卓林及与杨卓林一同被捕的廖子良的供词，其中廖子良的供词中有 “（一九0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扬州）总机关部，卓林持一个铁球（杨自制的炸弹）与学生视”[2]139之句，而杨卓林的供词后有“十二月十六日夜杨卓林供” [2]138之字样，这样，可大致确定杨卓林被捕在公历1907年1月24日至1月29日之间。又查，宁调元1907年2月初押入长沙监狱后，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络绎不绝，并能阅读到当时报纸和杂志，因此应当在杨卓林被捕后不久就知道了此消息。由此可知，宁调元此诗的写作时间可订为1907年2月。
2.《八月十五夜漫书二律（1907年9月22日）》[1]67。《宁集》以此诗标题的有“八月十五”四字而将其写作时间考订为1907年9月22日，实误。第一，倘若如《宁集》所标，此诗作于1907年，那么此诗第二首中的“去年今夜重回睇，冷杵疏砧响隔墙”之句，就说明作者前一年（1906年）的中秋处于“冷杵疏砧响隔墙”（牢狱）的环境之中。但历史事实是，1906年的中秋节正值宁调元好友高旭与何亚希在上海结婚之日，当时正在上海编《洞庭波》的宁调元欣然出席其婚宴，并赠诗祝贺。这就证明此诗的写作时间不应在1907年。第二，此诗的末句为“遥念南楼诸伴侣，尔独何辜限河梁”，化用了曹丕《燕歌行》中“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之句，表示对“南楼”朋友的思念，说明此时宁调元的朋友都在南方，而自己独自在北方。第三，据笔者查考，此诗曾以《中秋感咏》为标题、“大一”为笔名，发表在1910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即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七日）的《帝国日报》上。经查，宁调元于1909年11月1日出狱，此时正在北京任《帝国日报》的总编辑，而1909年的中秋节，宁调元是在狱中渡过的。综合此诗发表的时间节点，诗中反映的地点以及去年诗人的处境等信息分析，我们不难推知，其写作时间应为1910年的中秋节，即公历1910年9月18日。
3. 《题杨椒山先生狱中《苦阴雨》诗后》[1]81。《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宁调元1908年5月16日致傅尃信中说：“《苦阴雨》诗，过原作远甚，无量欢喜。” [1]1986月又有二信致高旭，均言及其《苦阴雨》之诗及和作之事。[1]212由此可知，此诗应作于1908年5月初。
4.《柬哀蝉（1908年）》[1]82。《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诗曾发表于1908年6月1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18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6月19日。
5.《再答哀蝉，用前韵（1908）》[1]83《狱中杂感四律（1908年）》[1]85－86。《宁集》根据诗中内容而将此两件诗作的时间均标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二件诗作曾发表于1908年7月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0期，前一件原名为《接哀蝉手书并承和七律一章因再叠前韵以答之》，后一件原名《感事杂咏四章》，署名均为大一。因此，此二件诗作的时间均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7月9日。
6.《伤春五什（1909）》[1]95。《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9年，似太宽泛。经查，此诗中的第三首（锦瑟抛残廿五弦）以《感怀》为题发表于1909年7月出版的《庄谐杂志（附刊）》1909年第二卷第1－10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9年7月。
7.《夜起书愤（1909）》[1]98。《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经查，此诗原名《书愤》，曾发表于1909年1月22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40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发表日期订为1909年1月22日。
8.《元日书怀，补和啸樵师（1909）》[1]100。《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9年，似欠准确。查此诗标题为《元日书怀》，点名了作诗时间为己酉年（1909年）的元日。元日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故此诗应作于己酉年正月初一，换成公历即为1909年1月22日。
9.《点绛唇（1908年）》《如梦令 感事（1908年）》《桃源忆故人（1908年）》[1]157－158。《宁集》将此三词时间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三词曾发表于1908年7月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0期，署名大一。其中，第一阕原名《感怀 点绛唇》，且第一句不是“棘地荆天”，而为“地老天荒”；第二阕原名《虞美人 感事》；第三阕原名《感怀 调寄桃源忆故人 寄哀蝉》因此，此三词的时间均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7月9日。有学者以《如梦令 感事（1908年）》中有“帝子花衰还种，寄语东皇珍重”之句，便判断此词“当是为光绪驾崩、溥仪登基而作” [3]193，但光绪帝死于1908年11月24日，显然是对此词的误读。
10.《祝天梅结婚（1906年）》[1]119。《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6年，似太宽泛。据笔者查考，高旭与何昭（字亚希）于1906年10月2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上海举行新式结婚仪式。此时正在上海编辑《洞庭波》的宁调元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赋此诗以为祝贺，且诗中有“鹊桥佳会恰中秋”之句。故此诗应作于1906年10月2日。
11.《简天梅（1906年）》《再叠前韵（1906年）》[1]119－120。《宁集》将此二诗时间订为1906年，应太宽泛。如前所述，高旭与何亚希于1906年10月2日在上海结婚之日，宁调元献有贺诗。对此，高旭即有和诗奉还，而宁调元先后又分别作《简天梅》《再叠前韵》回赠，其中前作之序中有云：“前寄四诗，承以原韵相答，谨叠前韵，以谢盛意。”由此可知，此二件诗作应作于1906年10月。
12.《唐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1907年）》[1]123。《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7年，应太宽泛。据笔者查考，1907年11月5日《广益丛报》上刊有《感事》（一呼一吸一障碍）一诗并有序，悼念因不满清政府专制统治和国内政治、实业腐败而在黄石港投水而死的醴陵籍留日学生唐镇礎，署名太乙。笔者还发现，《宁集》中此诗只有诗的部分，而缺序的部分。宁调元在《广益丛报》上发表的此诗则有序，其中记述了唐守楩1907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八日）投水而死的原因及经过，并说：“越十有二日，噩耗达湖南，予闻而悼之……感慨而赋之……”由此可知，宁调元“越十有二日”“感慨而赋之”之日即为1907年9月7日。[4]因此，此诗应作于1907年9月7日。
13.《哭禹之谟烈士二十首（1907年）》[1]123－124。《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7年，似欠准确。据笔者查考，宁调元在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记事中记述了禹之谟被捕、受刑、就义的情况，最后写道：“是日成《悼禹烈士诗》二十章。”可见，此诗应作于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907年7月7日。
14.《哭杨卓林武士二十首用前韵（1907年）》[1]125。《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7年，似欠准确。经查，杨卓林于1907年3月20日就义于南京，而此诗有自注云：“去岁十一月一日，与卓林分手。”如前所述，宁调元1907年2月押入长沙监狱后，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络绎不绝，并能阅读到当时报纸和杂志，因此应当在杨卓林就义后不久即得噩耗，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07年4月。
15.《吊秋竞雄女侠十首（1907年）》[1]127。《宁集》将此诗时间定为1907年，亦欠准确。经查，秋瑾于1907年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而此诗有自注云：“去岁十一月十八日与女士握别。”可知，秋瑾被害后不久，宁调元就通过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得知噩耗而作此诗。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07年8月。
16.《自题画帐三绝》[1]131－132。此诗原未署日期，《宁集》亦未考订其时间。但笔者于1910年6月7日出版的上海《民声丛报》杂志第一卷第2期上发现登有此诗，署名大一。再查，1910年7月，宁调元曾致信高旭说：“弟今年来未作一词，诗仅十余章，……付上《都中感咏》及《题画帐》诗数首，望有以正之。”[1]221可见，此诗应作于1910年7月以前。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0年6月7日。
1. 《狱中闻杨卓林被捕感赋（1907年）》[1]40。《宁集》以此诗标题和内容将其写作时间订为1907年，似太宽泛。杨卓林被捕的具体时间虽然至今已难以确定，但据笔者查考，萍乡、浏阳、醴陵市政协合编的《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中收有杨卓林及与杨卓林一同被捕的廖子良的供词，其中廖子良的供词中有 “（一九0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扬州）总机关部，卓林持一个铁球（杨自制的炸弹）与学生视”[2]139之句，而杨卓林的供词后有“十二月十六日夜杨卓林供” [2]138之字样，这样，可大致确定杨卓林被捕在公历1907年1月24日至1月29日之间。又查，宁调元1907年2月初押入长沙监狱后，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络绎不绝，并能阅读到当时报纸和杂志，因此应当在杨卓林被捕后不久就知道了此消息。由此可知，宁调元此诗的写作时间可订为1907年2月。
2.《八月十五夜漫书二律（1907年9月22日）》[1]67。《宁集》以此诗标题的有“八月十五”四字而将其写作时间考订为1907年9月22日，实误。第一，倘若如《宁集》所标，此诗作于1907年，那么此诗第二首中的“去年今夜重回睇，冷杵疏砧响隔墙”之句，就说明作者前一年（1906年）的中秋处于“冷杵疏砧响隔墙”（牢狱）的环境之中。但历史事实是，1906年的中秋节正值宁调元好友高旭与何亚希在上海结婚之日，当时正在上海编《洞庭波》的宁调元欣然出席其婚宴，并赠诗祝贺。这就证明此诗的写作时间不应在1907年。第二，此诗的末句为“遥念南楼诸伴侣，尔独何辜限河梁”，化用了曹丕《燕歌行》中“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之句，表示对“南楼”朋友的思念，说明此时宁调元的朋友都在南方，而自己独自在北方。第三，据笔者查考，此诗曾以《中秋感咏》为标题、“大一”为笔名，发表在1910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即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七日）的《帝国日报》上。经查，宁调元于1909年11月1日出狱，此时正在北京任《帝国日报》的总编辑，而1909年的中秋节，宁调元是在狱中渡过的。综合此诗发表的时间节点，诗中反映的地点以及去年诗人的处境等信息分析，我们不难推知，其写作时间应为1910年的中秋节，即公历1910年9月18日。
3. 《题杨椒山先生狱中《苦阴雨》诗后》[1]81。《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宁调元1908年5月16日致傅尃信中说：“《苦阴雨》诗，过原作远甚，无量欢喜。” [1]1986月又有二信致高旭，均言及其《苦阴雨》之诗及和作之事。[1]212由此可知，此诗应作于1908年5月初。
4.《柬哀蝉（1908年）》[1]82。《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诗曾发表于1908年6月1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18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6月19日。
5.《再答哀蝉，用前韵（1908）》[1]83《狱中杂感四律（1908年）》[1]85－86。《宁集》根据诗中内容而将此两件诗作的时间均标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二件诗作曾发表于1908年7月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0期，前一件原名为《接哀蝉手书并承和七律一章因再叠前韵以答之》，后一件原名《感事杂咏四章》，署名均为大一。因此，此二件诗作的时间均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7月9日。
6.《伤春五什（1909）》[1]95。《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9年，似太宽泛。经查，此诗中的第三首（锦瑟抛残廿五弦）以《感怀》为题发表于1909年7月出版的《庄谐杂志（附刊）》1909年第二卷第1－10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9年7月。
7.《夜起书愤（1909）》[1]98。《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9年，应太宽泛。经查，此诗原名《书愤》，曾发表于1909年1月22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40期，署名大一。因此，此诗的时间可以发表日期订为1909年1月22日。
8.《元日书怀，补和啸樵师（1909）》[1]100。《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9年，似欠准确。查此诗标题为《元日书怀》，点名了作诗时间为己酉年（1909年）的元日。元日即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故此诗应作于己酉年正月初一，换成公历即为1909年1月22日。
9.《点绛唇（1908年）》《如梦令 感事（1908年）》《桃源忆故人（1908年）》[1]157－158。《宁集》将此三词时间订为1908年，似太宽泛。经查，此三词曾发表于1908年7月9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0期，署名大一。其中，第一阕原名《感怀 点绛唇》，且第一句不是“棘地荆天”，而为“地老天荒”；第二阕原名《虞美人 感事》；第三阕原名《感怀 调寄桃源忆故人 寄哀蝉》因此，此三词的时间均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08年7月9日。有学者以《如梦令 感事（1908年）》中有“帝子花衰还种，寄语东皇珍重”之句，便判断此词“当是为光绪驾崩、溥仪登基而作” [3]193，但光绪帝死于1908年11月24日，显然是对此词的误读。
10.《祝天梅结婚（1906年）》[1]119。《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6年，似太宽泛。据笔者查考，高旭与何昭（字亚希）于1906年10月2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上海举行新式结婚仪式。此时正在上海编辑《洞庭波》的宁调元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并赋此诗以为祝贺，且诗中有“鹊桥佳会恰中秋”之句。故此诗应作于1906年10月2日。
11.《简天梅（1906年）》《再叠前韵（1906年）》[1]119－120。《宁集》将此二诗时间订为1906年，应太宽泛。如前所述，高旭与何亚希于1906年10月2日在上海结婚之日，宁调元献有贺诗。对此，高旭即有和诗奉还，而宁调元先后又分别作《简天梅》《再叠前韵》回赠，其中前作之序中有云：“前寄四诗，承以原韵相答，谨叠前韵，以谢盛意。”由此可知，此二件诗作应作于1906年10月。
12.《唐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1907年）》[1]123。《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7年，应太宽泛。据笔者查考，1907年11月5日《广益丛报》上刊有《感事》（一呼一吸一障碍）一诗并有序，悼念因不满清政府专制统治和国内政治、实业腐败而在黄石港投水而死的醴陵籍留日学生唐镇礎，署名太乙。笔者还发现，《宁集》中此诗只有诗的部分，而缺序的部分。宁调元在《广益丛报》上发表的此诗则有序，其中记述了唐守楩1907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十八日）投水而死的原因及经过，并说：“越十有二日，噩耗达湖南，予闻而悼之……感慨而赋之……”由此可知，宁调元“越十有二日”“感慨而赋之”之日即为1907年9月7日。[4]因此，此诗应作于1907年9月7日。
13.《哭禹之谟烈士二十首（1907年）》[1]123－124。《宁集》将此诗时间考订为1907年，似欠准确。据笔者查考，宁调元在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记事中记述了禹之谟被捕、受刑、就义的情况，最后写道：“是日成《悼禹烈士诗》二十章。”可见，此诗应作于一九0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即公历1907年7月7日。
14.《哭杨卓林武士二十首用前韵（1907年）》[1]125。《宁集》将此诗时间订为1907年，似欠准确。经查，杨卓林于1907年3月20日就义于南京，而此诗有自注云：“去岁十一月一日，与卓林分手。”如前所述，宁调元1907年2月押入长沙监狱后，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络绎不绝，并能阅读到当时报纸和杂志，因此应当在杨卓林就义后不久即得噩耗，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07年4月。
15.《吊秋竞雄女侠十首（1907年）》[1]127。《宁集》将此诗时间定为1907年，亦欠准确。经查，秋瑾于1907年7月15日就义于绍兴，而此诗有自注云：“去岁十一月十八日与女士握别。”可知，秋瑾被害后不久，宁调元就通过前来探监的革命党人得知噩耗而作此诗。故此诗的写作时间应订为1907年8月。
16.《自题画帐三绝》[1]131－132。此诗原未署日期，《宁集》亦未考订其时间。但笔者于1910年6月7日出版的上海《民声丛报》杂志第一卷第2期上发现登有此诗，署名大一。再查，1910年7月，宁调元曾致信高旭说：“弟今年来未作一词，诗仅十余章，……付上《都中感咏》及《题画帐》诗数首，望有以正之。”[1]221可见，此诗应作于1910年7月以前。因此，此诗的写作时间可以其发表日期订为1910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