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广东的“和平光复”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不到一个月，全国许多省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而广东却在一个月后才宣布独立，落在许多省份之后，这是为什么？

　　广东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自从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举行武装起义。广东是群众革命情绪最高涨的省份，粤籍华侨对辛亥革命作出了特别大的贡献。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震惊了全国甚至世界，孙中山认为这次起义为造成革命形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话完全符合辛亥革命进程的史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不到一个月便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宣布脱离清廷独立，11月9日，广东与福建同日宣布独立。广东是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省份，但独立却在很多省份之后，其原因大概是：1.革命党人多次在广东举义，清廷在广东的防范特别严密；2.多次起义失败，广东革命党人元气大伤，而且，武昌起义爆发后一段时间，革命党的重要的领导人不在广东，无人主持；3.其他省份新军多在独立中起重要作用，但广东新军于1910年春庚戌起义失败后，原来的革命骨干或牺牲，或被捕，或被遣散；且清朝官吏特别加以防范新军，把新军主力调离广州，而把广州防务交给比较保守的巡防营等军队负责；4.其他省份的独立，谘议局往往也起到重要作用，而广东谘议局却被守旧绅士把持，以腐败著称，在商民中没有威信；后来在讨论独立时，虽以谘议局作为议事地，绝大多数议员却没有参与。广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但又受到以上情况的制约，所以，广东的光复进程就与其他省份有很大的不同了。

　　下面，介绍一下广东光复的过程。

　　清朝最后一任两广总督张鸣岐，在1917年才37岁，当时是著名的能员，清廷把他派到革命党人活动最频繁的两广，就是希望他能成为清朝在华南统治的中流砥柱。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广东时，他即下令集中兵力加强广州防务，严禁报纸登载有关革命的新闻，一方面极力联络士绅、拉拢商人，甚至宣布停征一些各界居民最痛恨的捐税。但是，人心倾向共和，完全不变地维持清朝的统治已不可能，张鸣岐乃联络一班绅士，企图以“滑头自保”的办法应变。

　　在张鸣岐的授意下，1911年10月25日由在籍翰林、广府清乡总办江孔殷等人出面在广州的西关文澜书院举行各界会议，主持人是曾任贵州巡抚的80老翁邓华熙。士绅在会上提出“利用官府改良独立”的办法，会议通过不向“乱事”省份拨饷械、成立监督官吏改良政治总机关、派人赴香港与革命党人接洽等三条议案。这些决议反映了广东官绅并不想脱离清廷，他们企图以“滑头”的骑墙态度敷衍群众和革命党人，实际上是为了抵制革命。

　　当日，新任广州将军、满族权贵强硬派凤山，刚登岸就被预先埋伏的革命党人炸死，此事使广东官场大受震惊，官员们更惶惶不可终日。

　　广州商人十分不满10月25日的会议，已参加了同盟会的商人谭民三和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等人认为10月25日的决议“断不济事”。在他们的策动下，广州商人10月29日在爱育慈善堂集会。与会者反对士绅们模棱两可的态度，认为“现共和政府势力已成”、“现专制政府万不可恃”，决定“应即承认共和政府”，并派人向总督和革命党人两方面表达商人承认共和制度的意愿。当日下午，在文澜书院举行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大会，宣布上午会议的决定。在同盟会员的安排下，一些工人、商人打出独立的旗帜。广州城不少商店以为真的实现了独立，纷纷放鞭炮庆祝，少数商店悬挂的龙旗被人扯下。驻防广州的旗人代表当众发表演说保证不会用武力对抗，而会议则公决保护旗人的生命财产。当日大会的主导是广州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商人举行这次集会是想促使张鸣岐宣告独立，但当时局势尚未明朗，武昌的革命军又受到挫折，张鸣岐拒绝接受商人的要求，派人扯去独立旗灯，拘捕了几个人，并出告示禁止鼓吹独立。这次商人发起的独立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表达了人心所向，为日后广东“和平光复”打下了基础。

　　在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朝官府对广东的基层社会已基本失控。广州城有重兵把守，尚能勉强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在广州城外，却是绿林好汉随意活动的天地，而很多著名绿林头目，已经加入了同盟会。士气涣散的清朝官兵，根本无法应付漫山遍野的“盗匪”和起事的农民，而且一部分军官和士兵已受到革命党人的策动，随时会转向革命。在广州城内，商人与下层居民早就对清朝统治极为不满，人心普遍倾向共和。黄花岗起义失败后40多天，革命党人黄世仲就在广州的《南越报》上连载“近事小说”（实为报告文学）《五月风声》，详细记述起义经过，歌颂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揭露清朝官吏、官兵残杀无辜、扰害百姓的种种恶行。这篇“近事小说”在广州连续公开刊登，清朝官吏居然没有去追究查禁，这在今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当日广州的报纸，不管是否革命人所办，无不抨击清朝统治、赞扬革命党人，否则就没有销路。经常有人结伴去拜祭黄花岗烈士，报纸也刊登出有关新闻。清朝官员要干预也干预不过来，只好装糊涂了事，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人心便几乎一边倒的趋向革命。在清廷大厦将倾之时，张鸣岐更不敢贸然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镇压。

　　同盟会也加强了军事部署。同盟会在广东起事，主要的联络对象是会党、绿林人物，而这些人物又直接间接同农民，尤其是破产失业的农民有联系。当时，珠江三角洲城乡居民很多要购粮而食（因大量农田改种了经济作物），“米贵”成为困扰广东社会的严重问题。革命党人用“革命成功后食平（便宜）米”做口号，吸引了不少贫苦群众。尽管官府得到乡村士绅的支持，但已无法维持清朝在乡村的统治秩序。不过，因为形势发展之速大大出乎同盟会高层之意外，所以，同盟会在华南的最高负责人胡汉民对光复广东的部署显得有些缓慢，他在10月29日才从越南西贡前往香港，然后派朱执信等人潜入广东内地发动民军。幸而在广东的其他革命党人一直在进行工作，所以，10多万民军很快就组织起来向广州进发。然而，各路民军互不统属，指挥、训练、装备、后勤都有很多问题，虽然造成了兵临城下之势，但要靠民军攻下清军重兵把守的广州城是很困难的。

　　革命党人在发动民军的同时也争取用和平的方法。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曾致函张鸣岐促其投降，在广州的革命党人一直同张鸣岐的代表江孔殷保持接触，对掌握兵权的李准、龙济光也分头做策反工作。水师提督李准是镇压黄花岗起义的刽子手，与张鸣岐有矛盾，此时看到大势已去，想取得革命党人的谅解。胡汉民向李准的代表表示，只要李准愿意将功赎罪，一切可既往不咎；要求李准亲书降表，通电反正，驱逐张鸣岐、迫龙济光投降，交出所指挥的军舰、要塞、军队。李准一一承诺。连张鸣岐这时信心也动摇了，通过江孔殷向革命党人表示不打算据粤顽抗。

　　这时，香港的革命党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京陷帝奔”的假消息。这并非事实，但在当日却是很容易被人相信的消息。其时李准已说服了龙济光不要为清廷效力，并打电话告诉张鸣岐自己已归顺革命军。张鸣岐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同意广东独立。11月8日，张鸣岐派代表到总商会，向各界人士（主要是七十二行商人）宣布将广东交还给广东人。当天，各界代表会议决定次日在谘议局开会宣布广东独立，随后又选举张鸣岐、龙济光为正副都督，再选举革命党人胡汉民、汪精卫、陈景华等在粤办事。商人要求脱离清廷、建立共和制度，除了是接受了革命党人反满的主张外，主要是认为清朝的统治继续下去会秩序大乱，建立了共和制度后就可以安心营业，所以，他们支持尚掌握军政大权的张、龙等汉族高管任正副都督；为了表示承认共和制度的合法性，又加选了胡汉民等人。于此，可以看出商人政治上的保守和无知。

　　11月9日，各界代表在谘议局集会，大会正式作出决定：“欢迎革命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各国”。会议确认了前一天对张鸣岐、龙济光的选举，但张已经在前一晚出走，龙也不敢接任副都督。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员乘机提出选举胡汉民任都督，马上得到大会的赞同。胡汉民得讯后即从香港抵达广州就任。

　　在省城光复前，已有化州、新安、香山等少数城镇被民军收复，省城光复后，其他府、县也先后“和平光复”。

　　胡汉民到广州后组织广东军政府，不久，各界代表大会增选陈炯明为副都督、黄士龙为参都督。黄原为新军标统，并非革命党人，但颇得商人好感。后来，黄士龙企图提出三都分权，由自己掌握军权，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黄不安于位，绝望逃去。胡汉民于1912年12月21日随孙中山前往沪、宁，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代理都督，1913年4月胡回粤复任。

　　在广东军政府，不仅正副都督是同盟会员，各部（后改为司）部长基本是同盟会员（原来一些非同盟会员的部长不久辞职或去世），后来成立的临时省议会，多数县知事也是同盟会员。立宪派、旧官僚在广东军政府没有重要影响，担任高级职务的也很少。

　　广东是革命党人经营多年的省份，它的光复大大鼓舞了全国人心。广东又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重要支柱，广东派出的北伐军，兵精饷足械利，在保卫南京、抗击清军的战斗中功劳卓著。广东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等，是同盟会中政治上最接近孙中山的一派，在当时，他们不失为有理想、有作为的革命党人，操守也算廉洁，所以，在他们掌权时广东出现了一些新气象。例如，在临时省议会中曾经安排有妇女代表10人，在当日的亚洲是一创举。此外，革命党人还根据同盟会的政策与《临时约法》，颁布了一系列具有民主精神的法令。

　　从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起，到1913年8月4日“二次革命”失败止，革命党人在广东执掌政权1年9个多月。以后广东又陷入乱局,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甚至轻而易举侵占了广州。革命党人的奋斗和失败，留给后人很多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