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靖国战争”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领导护法运动，建立护法军政府和发动护法战争之际，在中国西南的滇、川、黔等省(后扩大到鄂、豫、湘、陕部分地区)，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发动了“靖国战争”。这在云南历史上被称为“靖国运动”(或“靖国时期”)，与“护国运动”并称。何谓“靖国运动”?据当时云南都督府的公牍、函电、报刊报道，以及后来由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汇编的《会泽靖国文牍》的记载，所谓“靖国”，是因为“立法之被毁”，“是以忍痛兴师，冀纳政治于轨道，而奠国家之基础”【注：《会泽靖国文牍》序言。靖国联军总司令部编，1923年昆明版】。这就是说，兴师“靖国”是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法律(指《临时约法》)、维护共和国体，以奠定国家的政治基础。这个目标，和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是一致的，那又为什么不称为“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呢?唐继尧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发动“靖国战争”的?“靖国”和“护法”的关系如何?“靖国战争”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战争?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唐继尧等人在1917-1918年发动的“靖国战争”进行初步探索，并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熟悉“护法”和“靖国”历史的同志们。

　　一、“靖国战争”爆发的背景

　　护国战争的胜利，粉碎了袁世凯洪宪帝制，恢复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体，因而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各派反力量，以至全国人国都欣喜不已，同声欢庆共和民国的再生。随着黎元洪继任总统、同意恢复《临时的法》和旧国会，并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于是，孙中山认为目的已达，令各路民军，一律停战。唐继尧，岑春煊等人宣布销了军务院，各省亦相继取消独立。由于南北“统一”，出现了表面的全国统一局面，全国都是一派令人颇觉大有希里的“升平景象”。但实际上，护国运动只打倒了一个袁世凯，没有打垮北洋军阀集团，更没有能改变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统治，中华民国仍然是半殖国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及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且旧的社会阶级矛盾没有丝毫的缓和，新的社会矛盾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正在急剧发展。

　　北洋军阀系统，在袁世凯死后分裂为许多派系，其势力最大的是段棋瑞为首的皖系，皖系继承了北洋军阀的主力，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地位，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军政权力，其军队控制着安徽、山东、浙江、福建和陕西等广大地区，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拥兵占据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其实力仅次于皖系。其他各地军阀，也各霸一方，乘机扩张。原控制奉天的军阀张作霖，乘袁世凯称帝乱国之机，将东北三省置于他的势力控制之下，形成了自成体系、仅次于直皖两系的奉系军阀。此外，在北方还有一些依附或亲近直、皖两系的中、小军阀，他们都拥有军事实力，占据一定地盘，实行割据，竭力扩张，如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阀，割据苏、皖一带，以徐州为中心的张勋军阀集团等等。

　　在北洋军阀势力控制之外的中国西南，以唐继尧为首的云南军事政治集团，因护国战争的胜利，扩大了军事实力，增加了政治影响，乘机控制四川，支配着贵州，形成了滇系军阀。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乘护国战争之机，占领了广东，形成了独霸两广的军阀集团。此外，还有对滇系军阀具有依附性的贵州军阀、处于派系分裂而互不统属的四川军阀，以及广东军阀、湖南军阀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构成了中国的西南军阀。西南军阀都是在护国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在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有一致性，但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斗争，如滇、川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和桂、粤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

　　全国南、北军阀，在袁世凯专制统治崩溃之后，都在乘机争夺和扩张，矛盾斗争愈演愈烈，其争夺的焦点是全国政权。控制着北洋政府的皖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图利用中央政权尽量扩张皖系势力，削弱和消灭别的军阀，建立皖系对全国的独裁统治。总统黎元洪深感皖系对他造成了严重威胁，借助南方革命势力和西南军阀的支持，以英、美帝国主义为背景，限制皖系的扩张。从1917年3月开始，黎元洪和段祺瑞，在反对和坚持对德宣战问题上，爆发了“府院之争”，矛盾迅速激化。段祺瑞唆使皖系为主的各省督军，强求国会通过对德宣战案;黎元洪在国会支持下，于5月23日宣布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又纠集八省督军宣布“独立”，以武力威胁总统和国会。黎元洪请求拥有重兵的张勋入京“调停”，张勋乘机拥兵入京，迫使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并在段祺瑞、冯国璋等人的默许下，于1917年7月1日演出了拥戴已被打倒的宣统皇帝复辟的历史丑剧。张勋等人倒转历史车轮、祸国殃民，激起全国人民“普天同愤”。段祺瑞眼见他要解散国会和驱逐总统的目的已经达到，转而起兵打败张勋的复辟武装，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重新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鉴于护国运动胜利之后，象征中华民国共和国体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仍有被北洋军阀毁灭的危险，在段祺瑞挑起“府院之争”期间，孙中山即提出了维护民国约法的号召，指出军阀“谋解散国会，破坏约法，大局前途未许乐观”5、6月间，孙中山先后致电西南各省督军、省长，指出:“民国与叛徒不能两存，拥护民国与调和不可兼得。”【注：《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205-206页】。张勋复辟时，孙中山迅速发出了讨逆宣言，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又致电桂、粤、湘、滇、川、黔六省督军及各界人士，要求“火速协商，建立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并于7月6日，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南下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会议员纷纷抵达广州。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决定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联合已宣布“自立”的西南各省督军，共同反对北洋军阀。9月，护法军政府正式成立，选举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决心为恢复真正的共和民国而奋斗。

　　以滇、桂两系为主的西南军阀，对段祺瑞专权、破坏约法与国会，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段祺瑞对中央政权的绝对控制和准备用武力统一全国，即威胁到滇、桂两系的既得利益，并意味着他们企图分享全国政治权力和向外发展(扩张)的希望落空。对此，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表现得更为鲜明。唐继尧和陆荣廷还有所不同，陆荣廷是起自绿林的旧军阀，封建性比较明显，他和北洋军阀(特别是直系)的关系较为接近。唐继尧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加入革命行列的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因而思想上还多少保留一些民主革命的成份，特别是他和蔡锷李烈钩等人共同发动护国战争取得胜利后，唐继尧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因此，在“府院之争”中，他支持黎元洪反对段祺瑞。张勋复辟时，他即于7月3日发出了讨逆通电【注：《唐督军布告全国克日出兵诛讨复辟电》、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1日第4版】。唐继尧反对段祺瑞和张勋，既出于他还没有完全抛弃的民主革命思想，又因为北洋势力的扩张威胁到了他的既得利益和继续扩张，而后者是主要的。因此，唐继尧讨逆的动机和目的，和孙中山坚持继续进行民主革命而护法，是不一样的。唐继尧虽然愤恨北洋军阀，但又畏惧北洋武力，他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只在于希望分享权益和保持其割据地位，并不根本反对北洋统治。因而他反北洋是没有勇气的，并处处留下余地和后路。所以，唐继尧对孙中山要求他“团结西南力量出师护法”，一直不公开响应，当他的情报人员报告:“此派(孙派)急欲借重钧座以抗北京”，唐复电指示:“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7·5)云南档案资料】。很明显，唐继尧认为孙中山没有实力，他倡导护法，只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号召，唐则自恃有庞大的滇军部队，其军事实力达于川、黔，远至广东，在政治上，其部属常常吹捧他为“西南领袖”，甚至还说有人要推举他为总统【注：徐之琛在1917年7月12日致唐继尧密电中说:“太炎有举公为总统之电”。云南档案资料】等等。在此形势下，唐继尧既不能抛弃民主共和旗号，又不能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之下而进行护法斗争。于是，他在《编成靖国各军讨伐复辟叛逆电》中，特地打出了自己的“靖国”旗号，宣布“现已集中所部，编成靖国各军，克日出发，誓将廓清妖孽，还我共和”【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0-21页】。唐继尧从此自立门户、独树一帜。这就是唐继尧等人发动“靖国战争”的背景和出发点。

　　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再次遭到北洋军阀颠覆之时，宣布“靖国”“讨逆”，在客观上有利于“护法运动”。但应当指出，唐继尧等人是在既得利益受到北洋军阀的威胁之下才被迫“靖国”的，他们是为维护和扩张滇系军阀的政治军事权益而战。在这以后，随着“靖国战争”的进程而表现出来的滇系军阀扩张行动，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

　　二、“靖国”并非“护法”

　　北洋军阀毁法乱国，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一致愤怒声讨。孙中山的护法号召，在全国得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据当时的报纸刊载，全国各界人土，以至非北洋系的督军省长，均通电声讨张勋复辟。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伪宣统皇帝的“上谕”发出后，三至五天之内(7月3-5日)，就有广东省长、江西省议会、广西督军及省长等十二个省的军政界发出了讨伐复辟的通电【注：云南《护国报》1917年7月13-14日刊载】。在全国政治舆论的支持下，孙中山率领护法海军，并得到驻粵滇军和部分粤军等武力的支持，在广州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和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权相对抗。

　　孙中山在发动护法运动时，对于原为同盟会员、护国“功臣”，又拥有滇军实力的唐继尧，寄予殷切希望，力图借助唐继尧的实力，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在5月下旬和章炳麟联名致电唐继尧，劝他出师护法，又于6月6、8、9等日及7月上旬连续四次电滇、桂等省督军、省长，呼吁他们“克日出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注：《孙中山年谱》第20-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