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靖国战争”(2)

　　唐继尧等人则把他们的政治希望，寄托在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上，对于孙中山的急切呼吁，“虛与委蛇”，不公开表示支持或反对。遍查唐继尧的《会泽靖国文牍》第一卷，唐在8月11日发表护法通电之前的近三个月期间(即孙中山最急切地呼吁他护法之时)，他先后发出“靖国”、“讨逆”文电共五十六件，其中没有一件是发给孙中山的，而全部是发给冯国璋、段祺瑞和北洋系的督军、省长，以及南方一些军政要人的。唐继尧把希望寄托在冯国璋等人身上，反复电恳冯国璋出来“消弭祸乱”、“共救危局”当段祺瑞起兵攻击张勋复辟军时，唐又立即拥护段祺瑞“讨逆”，表示“愿负弩矢，以为前驱，谨率三军，翘企待命”【注：《唐继尧致天津段总司令共同征讨电》，《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8页】。于此可见，唐继尧是把北洋政府当作共和民国政府来维护的。可是，段祺瑞在击败张勋，重新夺得北京政权之后，他不仅不理睬唐继尧的热忱拥戴，反而支持刘存厚，反对滇军入川“靖蜀”。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皖系将领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令吴率领北洋军两个混成旅，由湖南岳州启程入川。到这时，唐继尧对冯、段北洋政府的幻想才告破灭。他出于对北洋军入川的恐惧和愤怒，于8月11日发出了《阐明四义拥护约法通告京内外电》，宣布护法。唐继尧在通电中宣布:总统仍应复职，应即召集国会，国务员须经国会同意，由总统任命，按律惩办称兵抗命祸首等四条主张，但根本不提与孙中山护法的关系，更无响应之意。实际上唐继尧的护法声明并非他真实的政治主张，在这个表面的护法声明背后，他仍在暗中向北洋军阀表示希望妥协。唐宣布护法后，仅事隔五天，他就密电段祺瑞身边的梁启超说:“苟利于国，固不必拘之文法(指“临时约法”)相绳，……殊段益肆凌逼，湘、川既临以重兵，……继尧悲愦填膺，是以不顾一切，而有真日之通电(按:即8月11日“护法通电”)，明知势难办到，但骑虎之勢、不得不尔……。”【注：《唐继尧致梁任公电》(1917，8，17)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给梁启超的密电，完全道出了他宣布护法，是由于段祺瑞不让他继续控制四川，割据川、滇、黔，并非真正为了民国和约法。

　　更有甚者，唐继尧为了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的政治需要，竟反对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他在得到其驻粤代表徐之琛报告护法军政府已经成立时，复电说:“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销，亦得一番交换利益。”【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9·16)云南档案资料】，这表明唐继尧等人，还打算把已经成立的护法军政府，作为他们攻城掠地的助力，甚至准备把军政府作为他们和北洋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

　　尽管非常国会和护法军政府十分尊重唐继尧，给予他仅次于大元帅孙中山的高位，可是唐继尧却不屑于接受这个崇高的尊位，他表面谦让，一再借故推辞，实际上是为了不至堵死和北洋军阀达成妥协的通路，才不接受元帅职的。他向梁启超、段祺瑞表白心迹说:“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近如粤省以元帅见举，亦正复电力辞，足见鄙怀也。”【注：《唐继尧致梁启超密电》(1917.10.8)云南档案资料】。同时，他也是为了不得罪桂系军阀，希望与桂系保持一致，故称“元帅一职已专电奉辞。盖此间所闻，组织军政府非桂粤当局所愿，恐因此愈失同情，转多窒碍，故决然辞去。”【注：《唐继尧复张开儒等密电》(1917·9，16)云南档案资料】。

　　滇系军阀集团对于如何对付孙中山及护法军政府，曾研究过多种方案。他们提出:“中山尚拥虚名，欲谋新组织也，能否设法去之!如欲去之，则内部又多一纷扰，不如各谋军事之进行。俟结束之期稍见端倪时，再谋较易也。”【注：《郭同请联合直系长江三督排除孙中山致唐继尧密电》(1918.2.14.)云南档案资料】滇军首领之一、靖国滇军第四军军长黄毓成提出:“(非常国会)竞以此推孙，亦殊与法理事实相背。缘彼非常国会，未甚合法，且实力又未能支配南方。…今者已有军事会议，再由各省推举代表民事，与孙之非常国会并立而三。对于总统问题，暂采一虚位制。如此，则无组织政府之名，而有其实。”唐继尧赞赏这些反护法军政府的方案，他批示:“所见亦是，向(相)机与南方各省一商。”【注：《黄毓成建议另组政府抵制孙中山致唐继尧密电》及唐继尧批示(1918。2，8，)云南档案资料】正是由于这些反护法军政的方案的实施，滇系军阀伙同桂系军阀，通过国民党内反孙的政学系分子，修改了护法军政府组织大纲，悍然改组了军政府。

　　从唐继尧以上的宣言和行动可以看出，由于他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等关系，在当时全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虽然举起了“靖国”旗号，并于8月11日发出“真电”宣布护法，但他的真实政治主张并不是要维护民国的共和体制及其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是因为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不承认滇系军阀对滇、川、黔的割据，且用武力与之争夺四川，“临以重兵”，“凌逼湘川”，才迫使唐继尧宣布“护法”的。唐虽宣布“靖国”、“护法”，但他并不支持真正护法的孙中山及军政府，甚至反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阴险地企图把军政府作为与北洋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的交换条件。所以我们说，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的“靖国”并非“护法”。

　　三、“靖国”止于据川

　　护国战争之后，在四川，各种军事政治力量都围绕着对四川的控制权展开了斗争:滇系和北洋系、旧川军系和国民党政学系及拥孙派，都直接、间接地对四川展开了争夺。1917年“靖国战争”爆发之前，在“南北对峙”中的滇、川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它表现为川、滇军阀的斗争，却又反映南、北军阀的矛盾，以及四川省内各派的矛盾等等，但其基本线索还是清楚的。唐继尧集团，在护国战争后期，有计划地把滇军主力调进四川，乘机控制“西蜀天府”，并图进而“逐鹿中原”，要求在全国政权中和西南地区范围内都有滇系的份额。护国战争结束时，蔡锷因病离川，护国第一军参谋长罗佩金，代替蔡锷署理四川督军，留川黔军司令戴裁署理四川省长。罗佩金掌握了四川兵权，戴戡成了四川的政府首脑。在当时国家并未统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军队实际掌握在各军事实力派手中，不是统一的国家军队。因此，在四川军政界人士看来，“就军事而言，赶走了北洋军，进来了滇、黔军。就政治而言，由北方的专制统治，转变为滇、黔人的共治。四川人民并没有掌握自己的省政”【注：熊克武:《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第12页】。罗佩金作为滇军将领，受唐继尧支配，从滇系的利益出发，他竭力巩固和加强对四川的军事控制，这是必然的。川军将领刘存厚等人指责罗佩金在整编军队、分配军饷等方面，采取“强滇弱川”政策，可能是不无根据的，刘存厚指责唐继尧在辛亥革命时就有“并吞川省之谋”，罗佩金督川以后，“西南政策一变而为云南政策，并川之心，于是决矣”【注：《刘存厚申诉川乱由来电》(1917.8·12.)《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12页】。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滇、川军阀之间，是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尖锐矛盾的。1917年4月，在成都爆发的滇、川两军混战，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后必然导致的军事冲突。由于矛盾加剧，滇系军阀自然益思加强控制四川之策;川军将领刘存厚等人亦竭力加强联合，并寻求后台，以对抗滇军。

　　当时，北京中央政权在段祺瑞控制下，继续推行袁世凯未完成的“武力统一”政策，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和西南军阀都是它要武力消灭的对象。段祺瑞轻视缺乏武装的南方革命力量，重视拥有军队的西南军阀势力，滇系军阀是西南军阀中的两大主力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北洋政府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是“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注：《徐树铮电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2页】。这就是说，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第一个目标是广东，因为广东是西南宣布“自主”各省的联络点，又是南方革命力量的中心和护法军政府所在地，攻破了广东，就夺取了南方各派反北洋势力的共同基地，并切断他们的海外交通枢纽。其第二个目标就是滇系军阀控制下的四川，因四川是川、滇、黔三省的重心，其战略地位和经济、政治价值都十分重要。北洋政府对川、滇、黔长期鞭长莫及，要控制四川，只有利用滇、川两军的矛盾，支持刘存厚等川军势力反对已进据四川的滇军，是最有效的策略。所以段祺瑞和刘存厚在北京的代表吴莲炬等人保持接触，直接授意刘存厚反对驻川的滇黔军【注：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124页】。

　　唐继尧等人感到，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如果在四川取胜，不仅损害滇系的既得利益，而且威胁到滇系的未来生存。因此，尽管已在1917年4月爆发了滇、川两军的成都之战，滇军被刘存厚军赶出成都，退守川中、川南，到张勋复辟时，唐继尧还是希望和刘存厚等人“弃嫌修好”，共同对付北洋系。唐以“西南数省与国休戚，滇川尤唇齿相依”为理由，呼吁川军将领们“允宜尽解前嫌，释戈御侮”，共同对付“北系中人”【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4-6页】。

　　以刘存厚为首的四川军阀，在川滇对立矛盾中，需要寻求支持者和后台，他们虽然知道投靠北洋系是危险的【注：熊克武说:“周道刚想利用吴光新驱逐滇黔军，后得悉吴带有数旅之众的北军，恐慌起来，借反客军名义，拒阻吴入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13页】。但也不惜采用这种“饮鸩止渴”之法，利用段祺瑞北洋政府的支持，以驱逐滇黔军。刘存厚在4月成都之战前，即以胡文澜、吴莲炬(共和党参议员)为驻北京代表，积极奔走于北洋军政要人之间，争取北洋系对刘系川军的支持。因此，张勋复辟帝制时，就很自然地选中刘存厚为四川的代理人，以伪宣统皇帝之名封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存厚得到晋封伪职，是“欣喜欲狂”的【注：吴光骏:《刘存厚的早期活动与“刘罗”、“刘戴”之战》，《四川军史料》第一辑，第128页】，但他还没有来得及正式声明受职，段祺瑞已进兵讨伐张勋，刘也就跟着转而“声讨张勋复辟”，表示拥护共和了。接着，段祺瑞夺得了北京政权，刘存厚即宣布拥护北洋中央政府，声明“存厚以川军夙志，惟知拥护中央，破坏之行，未敢强附”【注：《刘存厚驳唐继尧、刘显世电》(1917·8·6)《四川军阀史料》第一辑，第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