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靖国战争”(3)

　　在“南北矛盾”斗争中，刘存厚公开站到了北洋军阀一边，滇系军阀企图控制和挟持川军共同对付北洋的努力落了空，唐继尧等人即迅速采取了“靖国首先靖川”的对策，宣布“以靖国之军，先尽恤邻之谊”，“思惟北征，宜先靖蜀”【注：《会泽靖国文牍》卷一，第27-28页。】，乃于1917年7月16日发出了讨伐刘存厚的通电，宣称“刻即躬率三军，吊民伐罪”。实际上，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在“靖国”的旗号下，借讨伐刘存厚“叛受伪职”和“附北”之名，迅速发动大规模的、以进攻刘系川军为目标的“靖国战争”，是预谋的，有计划、有准备的。滇军于1917年4月在成都战败后，滇系对四川的控制地位和滇军在川的处境岌岌可危。因之，滇系军政首脑们都在密谋挽回控制四川之策，一直在为重新控制四川而寻找时机和借口。他们在策划中提出:“吾滇不急收川，将来直无立足之地。……宜先发制人，由镕(罗佩金字镕轩)设法与川军开衅，即藉口进兵，占领成都。若虑此法用力太多、收效迟，尚有一稳健之法:由公(指唐继尧)速保西林(岑春煊)督川，…西林对滇感情较桂、粤尤厚，必能沆瀣一气。如此办理，既可无征服痕迹，又可留余力以对付全局。”，唐继尧完全赞成这一谋略，断然决定采取第一方案——武力征服。他亲笔批示:“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注：《李日垓致唐继尧密电《(19177，2)及唐继尧批语，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后来也说明，他早就决定重新攻占四川，只是一时未找到借口而未行动，幸喜发生了张勋复辟，刘存厚被伪命为“四川巡抚”，于是立即出兵“靖川”。他声称“川事不定，关于大局计划亦被牵制。前之所以审慎者，以师出尚无名耳。顷接戴(哉)电，刘已叛受伪职，则武力解决，亦甚正当。刻已着手进行。”【注：《唐继尧复岑云阶电》(1917，7.9)云南档案资料。】

　　作为封建军阀，其政治野心都是很大的，滇系军阀也不例外，他们决计以武力占据四川，其贪欲决不止于四川。滇系军政首脑们强调:滇军必须向外发展(扩张)，向外发展就要首先占领四川。复辟事件发生后，唐继尧的高参、驻粤代表及情报联络人徐之琛献策说:“对川及早出师，万不可缓。俾势力达到长江，始有逐鹿希望。”【注：《徐之琛致唐继尧电》(1917.7.4)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回复说:“最近消息，段已在北方得手，……滇军不乘此出发，将来更无发展希望，现已决定亲出督师。幸刘(存厚)先启衅，征之有辞。刻部队已陆续向川进发，并将滇、川各队编为靖国军。”【注：《唐继尧复徐之琛电》(1917.7，12)云南档案资料】。当张勋复辟已被粉碎之后，他们仍借口“讨伐张勋复辟”，驱使滇军，倾巢入川。唐继尧说:“现复辟事将次解决，非乘此机会，迅将川事奠定，大局何能进行?刻已与镕轩、如周(刘显世字如周)并力以图。”“滇现拟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注：《唐继尧致李曰垓、李烈钓电》(1917.7.15)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等人决定全力“定川”，在军事上积极行动的同时，还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靖川”的所谓“必要性”、“正当性”，要求南方军政界要人支持滇军对四川的战争。唐继尧在致李烈钧电中强调:“惟川事不亟收拾，恐北京乘机插入，则棘手殊甚。望与西林、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各方要人妥协设法，俾得将川事付滇收拾。”【注：《唐继尧致李烈钧电》(1917.7.26)云南档案资料】。

　　滇系军阀集团经过周密策划和部署后，将滇军改编为“靖国军”，共八个军，将其主力第一军(顾品珍军)、第二军(赵又新军)、第三军(庾恩旸军)、第四军(黄毓成军)等四个军，以及新编的叶荃第八军、由四川汉军张煦部改编的第七军等部，共六十个营，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十余个营【注：《李日垓致李烈钓电》(1917.11.3)云南档案资料】。共约四万余人的兵力，称“靖国军滇黔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亲自督师，对刘存厚指挥的川军第一师(周道刚师)、第二师(刘存厚师)、第三师(钟体道师)等部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当时，战线绵延数百里，战场遍布整个川中盆地，时间从1917年7月直至1918年2月，把刘存厚各军赶出成都，战争才初步中止。战争的早期(1917年7-11月)，由于四川军民在“一致对外，驱逐客军”的口号鼓动下，同仇敌忾地抗击滇军，又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致使滇军遭到全面溃败，丧失了整个川中盆地，直退到滇川边界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唐继尧自己承认是“因北军加入，敌势益张，我军不支，分道退却。又因军[川]人纵火，扰我军心，枪械人员损失甚巨”。迫使他慌忙电李曰垓，要李赶快请岑春煊出面与冯国璋商议调停【注：《唐继尧因滇军在川战败电李日垓请岑春煊调停电》(1917，1，12)云南档案资料】。在滇军危急关头，顾品珍率军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突袭重庆成功，于12月4日攻占重庆，北洋军吴光新部战败退回湘、鄂(此时吴光新的上司段祺瑞内阁已倒台，北洋军在湘、鄂战事吃紧，吴军不能再坚守四川)，刘系川军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赵又新、黄毓成等部滇军，乘机由川南对刘军发动反攻，于12月14日夺回泸州。这时，顾品珍军和王文华所部黔军，联合川军熊克武部，由重庆向成都进攻，1918年2月25日，“川、滇、黔靖国联军”共同攻占成都，刚由北洋政府任命(1917年12月)仅两个月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省长张澜，及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赖心辉旅等部，败退陕南汉中地区。到此，唐继尧等人发动的以夺取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中止了。

　　唐继尧指挥滇黔军，联合四川国民党人熊克武(属政学系)、石青阳(属拥孙派)等部川军，打败了北洋系支持的刘存厚系统的旧川军，重新控制了四川，任命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四川督军(后经护法军政府任命)，杨庶堪为省长。四川省的军政权力，名义上由川人熊克武、杨庶堪掌握，实际上是滇军在黔军和熊系川军配合下，武力割据四川，各地的行政权都由驻防该地的军队支配，各地军事长官自行任命地方官员，为驻军筹集粮饷。熊克武无法应付军费困难，被迫“指定各军饷款，概就驻防县局拨给”。从滇军防区开始的四川境内军阀割据的特有形式—“防区制”，从此正式形成。

　　唐继尧于1917—1918年在四川发动混战取得胜利后，踌躇满志，于1918年9月，亲自出马重庆，召开了滇、川、黔、鄂、豫等省“靖国联军”军事会议，取得了“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之名。他以准备“北伐”为名，要求由联军总司令部特设机关，掌管四川的盐税(四川的基本财政收入)和兵工厂，但遭到熊克武等人的抵制，未能达到目的。

　　唐继尧因重新控制四川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就不打算再推进他的“靖国战争”、进行“北伐”了。当讨刘战事刚结束，唐继尧即部署滇军驻扎于四川各要地，从成渝之间的盆地腹心地带，直到川东的万县、夔、巫长江孔道，都由滇军驻防，战前在川中、川南的顾品珍、赵又新两个主力军，战后仍驻扎自贡、泸州为中心的川中、川南一带经济、军事要地。当川军进入泸州南部时，赵又新立即电唐继尧、熊克武:“务恳锦公(熊克武字锦帆)分电各该司令，此后各队驻防区域，勿得混杂。”唐继尧即批给熊克武:“川南现由赵、顾两军主力驻扎，……若他军搀入，即使招安军，亦难办事，应如电由锦帆制止，并将川南划为赵、顾两军驻防区域。”【注：《赵又新请划定防区致熊克武、唐继尧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6.30)云南档案资料】。此后，唐命熊部川军出援陕西，熊又要求滇黔军东下湘鄂北伐，唐要保持和巩固既得利益，熊要保其微弱的实力，双方都不愿离川出战，以至展开明争暗斗。熊克武指责说:“今滇军大部尽屯内地，黔军亦置秀(山)、酉(阳)、綦(江)、南(川)，以示归马放牛之意。言念前途，不寒而栗。现湖南战事异常进步，粤省亦正出兵攻略闽赣，我三省联军反蛰居腹地，……而护法目的，始终难圆满达到也。”【注：《熊克武以滇黔军应出川援鄂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8.6·30)，云南档案资料】。石青阳又向唐继尧报告，熊克武并不按计划追击刘、钟和援陕，说:“熊总司令电令北路各军暂取守势，并划分区域，指定防守任务。”唐则讥讽道:“熊对陕亦取守势，真眼光太小。”【注：《石青阳致唐继尧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711)云南档案资料】。黔军王文华部则把重庆视为征服之地加以占领，坚守不让，王给唐继尧、熊克武电称:“吾黔商务与渝城有莫大之关系，……不能仅视为川省之治区:我军夺自北军之手，牺牲甚钜，非欲占川省之地，乃欲得战略上之要点，并以维持川黔商务。”唐继尧自己的军事占领做法使王效尤，无言以对，无可奈何地表示:“此间攻守计划完全不能实行。黔军守渝，已成不易之事。”【注：《王文华致唐继尧、刘显世、熊克武电》及唐继尧批语、(1918.711)云南档案资料】。熊克武以督军名义坐镇四川，他惟恐滇、黔军就此占领和割据四川不走，但想尽了办法亦未能使滇、黔军出川“靖国”“北伐”，他赌气宣布交出军民两政，率先出师东下，“以竞护法之职志”【注：《熊克武为交出军民两政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87，8)云南档案资料】。唐继尧、王文华等人明白熊克武不过是以此要挟他们，故毫不为动，不加理睬。

　　滇、黔军重新占领四川之后，完成了对川武力割据。唐继尧等人发动“靖国战争”的目的已达到，他们即不再劳师东下，再冒损失滇军主力之危险。同时，唐继尧等人也明白，滇军主力是不足以东下湘鄂和北洋军逐鹿中原的。所以，攻克成都之后，唐继尧就和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等人，通过岑春煊等国民党政学系分子，和北洋军阀暗中勾结，进行停战议和，要求互相承认各自的割据地位而结束战争。为了和北洋军阀勾结议和，他们排斥坚持护法的孙中山，乃于1918年5月改组了护法军政府，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延芳、孙中山、林保怿、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废除了元帅制，迫使孙中山下台，致使孙中山坚持继续民主革命的护法运动，遭到了第一次失败。

　　由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唐继尧等人在1917-1918年之间所发动的“靖国战争”，不是真正的护法战争，不具有民主革命的进步性。它是一次十足的西南军阀大混战。

　　说明：

　　原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会长、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代兴写的《论“靖国战争”》，登载于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三辑第406至42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