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炯及《何天炯集》

辛亥革命网 2019-02-28 09:35 来源:团结报 作者:李长莉 查看:

何天炯,字晓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但是,在后世记述辛亥革命及孙中山革命的史书中,鲜少见到他的身影。

  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但是,在后世记述辛亥革命及孙中山革命的史书中,鲜少见到他的身影。孙中山、黄兴在日本创建同盟会时,何天炯是第一批干部之一,任本部会计兼广东支部长,因此有关同盟会创建的记述中会偶尔提及,至于他后来的活动行迹,则少有记述。

  ▶辛亥革命元老

  辛亥革命这场百年前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潮,是在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下,凝聚、汇集了众多海内外爱国志士,为了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共同奋斗的“群体革命”。这些志士都为这场革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由于资料及后人研究视野所限,一些为革命作出各种贡献的人物事迹还有待我们发掘与认知。何天炯就是这样一位以往少为人知的辛亥革命元老。

  《何天炯集》于去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编者积多年之功,在大陆、台湾、日本等多地广为搜集,拾零缀散、汇集整理而成,包括何天炯的文章言论、私人信函、诗词题字、文书资料,以及他去世后的纪念文字等,并附有几十幅图片,更直观、形象地展现了一些历史场景及资料真迹,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人物活动及资料的背景,还编写了《何天炯年谱》附后以供参照。这本书可以说是有关何天炯存世资料最为集中和接近齐全的资料汇编。其中有的是从未面世的私家所藏,有的是零星分散在中日文档案、报刊之中的资料。将这些散落在世事变迁的历史长河之中有幸留存下来的琐屑碎片连缀起来,终于使何天炯这位几乎被历史所遗忘的辛亥革命元老的形象与行迹,显露出了大概轮廓和轨迹。

  这些资料显示,何天炯自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一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直至1925年与孙中山相继离世。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东京同盟会本部长期驻守,接应来往同志,购买运送枪械,支持国内各处武装起义。1911年春,他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受黄兴、孙中山派遣,赴日本筹款购械,支持革命军与清军作战。进入民国以后,何天炯长期在孙中山身边协助其工作,1913年春,随同孙中山赴日本访问并考察实业,后来又参加反袁运动,随孙流亡日本,担任其秘书,参与创建中华革命党,任广东支部长。1917-1925年间,孙中山三度建立广州政府,对抗北京军阀政府以维护共和,何天炯也一直追随其左右,以党内公认“日本通”的专长,主要协助孙处理对日事务及筹款工作。

  由于何天炯的这一身份与经历,本集收录的这些资料,不仅展示了他个人的人生轨迹、活动行事、人际交往、思想感情以及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作用与贡献,同时,由于他的一些活动关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方面,且有些是非公开秘密进行,当时及事后少有人知,因而这些资料也揭示了一些其他记载所未见的史实,使我们得以对孙中山及其事业有一些新的了解与认识,对以往的历史记述有所补充及矫正。

  ▶致宫崎滔天信函

  本书收入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近130封,其中110余封原件为宫崎后人私家所藏,此前未曾公开。本书是第一次将这批信函全部公开,并增加了在其他地方收集的十余封,可谓现存最全的何天炯致宫崎滔天信函汇集。

  宫崎滔天(1871—1922),是终生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何天炯1903年赴日留学后不久,即与滔天相识,二人志趣相投,并长期携手进行筹款购运军械支援武装起义等革命活动,结下深厚友谊。所以,何天炯在离开日本与滔天分别后,仍与其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特别是在1915年何天炯由日本返国,二人预期会长期分隔异国两地,遂相约“一周一回通信”,互相告知对方情况,此后保持日常通信直至1922年(当年冬滔天病逝)。正因如此,滔天家中仅保存下来的何天炯来信就达百余封,为其家中现存所有中日人来信(包括滔天日本亲友)中数量最多者。这批信函起自1911年5月,止于1922年5月,持续达十一年。两位中日异国人士,远隔大海而保持通信持续时间如此之长,数量如此之多,间隔如此之密,不仅为孙中山革命阵营内之最,在中日交流史上也属罕见。

  这批信函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孙中山革命事业特别是与日本相关的情况,有些内容以往少有记载,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何天炯的许多信函以日本化名“高山英太郎”署名,即是为了掩人耳目及躲避海关检查。其特别紧要者何天炯还会在信中特别嘱咐滔天保密:“勿向第二人说及”或“此信看后请火烧之”等。这类内容大致涉及两方面:一是孙中山阵营与日本的关系,二是孙阵营内部情况。这些内容往往少有人知也少有记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

  首先,信函中透露了一些孙中山阵营与日本关系的“内情”。

  孙中山胸怀宏大理想却一直缺乏实力,只得向外寻求援助,他与日本有着特殊关系,故日本一直是他主要的求助对象,1917年后开始建政广州、对抗北方政府,也仍然延续这一路径。只是此时日本当政者对孙中山不抱信心,而倾向于更具实力和优势的北方势力,冀以攫取更大利益。孙中山只能通过一些老关系向日本民间势力方面努力,希望寻求他们的支持并进而影响日本政府,而日本一些民间人士也出于各种原因,对孙抱有一定同情或倾向。宫崎滔天与日本民间“亲孙”人士有广泛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孙中山与日本民间支持者、倾向者和关系者之间的代表人物及联络人。这时期何天炯在信中向滔天讲述党务事业的进展情况时,往往在信后附有“问候诸位”“列同志先生请代致意”等,有的甚至直请滔天将信中内容“向诸君解释”。可见何天炯也将滔天视为日本民间“亲孙”势力的代表和联络人,通过与他通信有时也有代孙中山阵营向日本民间关系人传达信息、寻求支持的意味。因此他们二人在一些时期的通信,在一定意义上起着孙中山阵营与日本民间“亲孙”势力之间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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