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雄宁调元传》前言

　　 宁调元（1883－1913），派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大一，又称仙甫、太一、辟支、士逸，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早年立志反清，先后加入华兴会和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革命宣传活动，为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成立后，他积极投身民国建设，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踊跃参与筹划“二次革命”，并为之献出了生命，为捍卫民主制度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

　　1883年8月22日（清光绪癸未年七月二十日），宁调元诞生于湖南醴陵县之南的东富乡芷泉潘家塘（今湖南省醴陵市东富镇芷泉村潘家塘组）一个耕读世家。

　　宁调元幼承庭训，读书过日成诵，12岁时，开始阅读《庄子》《离骚》，继而师从刘师陶初学为诗。1903年，宁调元肄业渌江书院，从吴德襄研习音韵、训诂和考据。是年9月，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速成班，受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教习“革命排满”思想的影响，并加入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积极参与组织长沙起义。因事机不密，长沙起义未及发动而流产。宁调元没有暴露身份，仍留长沙负责联络工作，继续与黄兴等人保持联系。同时，为倡办渌江中学，奔走于长沙、醴陵之间，终将学校办成。

　　1905年春，宁调元明德学堂保送赴日留学日本，7月初抵达东京后，入早稻田大学学法学，“尽结交当代革命巨子”，并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自是得一意于党。每作一事，辄为同辈先，踔厉直前，不计成败，同乡诸子尝笑君为滔天之荒唐，呼为滔公”。是年11月，为了镇压中国留学生中的革命运动，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人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取缔规则》），宁调元与秋瑾、陈天华、杨卓霖、姚宏业等积极投身这场斗争，鼓动留学生罢课抗议，并力主罢学归国，于年底返抵上海，与姚宏业筹办中国公学，以解决归国留学生继续求学问题。

　　1906年初，宁调元奉命返回长沙，与周震鳞等组织同盟会湘省分会，并回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校务，暗中与洪江会首李香阁、龚春台、宋弼唐等人相联系。4月6日，中国公学干事姚宏业因办学经费困难，留下绝命书，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中国公学后，效法陈天华投水而死。宁调元闻噩耗后非常悲愤，即与禹之谟、陈家鼎、覃振等人于5月23日组织长沙各校学生近万人，公葬陈、姚二烈士于岳麓山，但因此触怒守旧派，湘省当局密谋查拿究办宁调元等首要之人。胡元倓闻讯后即劝宁调元于7月17日离湘赴沪躲避。

　　抵达上海后，宁调元寄居租界，与陈家鼎、傅尃等人创办《洞庭波》杂志，宣传排满革命，“抨击汉奸满虏，不遗余力”。《洞庭波》杂志出版之后，“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夥，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与此同时，宁调元与时聚上海的革命志士柳亚子、高旭、秋瑾等人往来密切，共谋革命大计。10月，宁调元等人的革命活动为清政府当局侦知，两江总督端方命员与租界当局联系，谋划逮捕租界的革命党人，宁调元只得重返日本躲避，到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任《民报》干事，协助章太炎等编辑《民报》，并继续编辑《洞庭波》杂志，后决定改名《汉帜》发行。

　　190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爆发。消息传到东京，孙中山、黄兴决定派遣宁调元、谭人凤、周震鳞、洪春岩、何弼虞、胡瑛等人归国亟谋响应。但当宁调元等人抵达湖南之时，萍浏醴起义已告失败，宁调元回到醴陵，寻访起义会党不遇，只好复返日本，但途经岳州时被清军所捕，并于1907年1月28日押解至长沙。

　　被捕后，宁调元写下《绝命词》，做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但湘省当局拿不出足以定罪的任何证据，而醴陵廪贡生刘泽湘（字今希）为宁调元事“诉于县，请以百口”担保，并力言“时局阽危，宜为国家惜人才”，时任醴陵县令汪文溥亦“据以上详”，使“当道意移”，于是此案被搁置。于是，宁调元由挺身求死转为囹圄求生，在狱中坚持学习，每天读书百余页，并通过记述近200位明末清初“或建义起兵，或投阁寻死，或服黄冠为道士，或削发入空山”的爱国志士事迹、绝命词、遗言、遗书等，编写成《碧血痕》一书，以反映他们不屈反清、不事清朝、不为清民的民族气节，借以砥砺自己反清革命的斗志。在狱中坚持学习的同时，宁调元仍时刻关注着狱外的革命斗争，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支持反清革命事业。他在《长沙日报》上先后发表《去私利篇》《论风俗之蠢》《论开国会之宜缓》等文章，抨击时弊，宣传革命思想。他委托并支持刘谦、李隆建等重建同盟会湖南支部，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劝勉章太炎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继续尽力办好《民报》。他积极参与筹建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并起草该社的重要文献之一《南社序》，主张继承明末应社、复社、几社的传统，创作反映富有时代特点的作品。他赋诗支持同盟会员于右任、杨毓麟主编的《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希望该报发扬精卫填海的精神，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并借助舆论的撼山之力来激发国魂。

　　1909年11月1日，经同盟会员文裴等多方奔走营救，并由谭延闿、龙璋等人联名具结，宁调元终于出狱，结束了两年零九个多月的监禁生活，重新获得自由。狱中三年，宁调元读书2000余种，作诗填词近600首，并完成了《南幽文集》《叹逝集》《碧血痕》《庄子补注》等著作多部，被称为“囚徒诗人”和“监狱学者”。

　　宁调元出狱后，经周震鳞推荐，应原明德学堂教习陆鸿逵之召，于1910年3月17日到达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辑，特辟“大一丛话”“我之言”“时事小言”“滑稽新闻”“议场谈屑”“是是非非”“京都杂记”“燕尘琐录”等栏目，撰写和刊载大量时政报道、时事评论和杂文，以隐晦曲折的笔调，讥讽时政，揭露时弊，嘲讽君臣，辛辣地抨击满清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以多种形式巧妙地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情感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热情，“言论一时风靡”。宁调元总编的《帝国日报》也因此而受到反动势力的憎恨。御史胡思敬参劾<帝国日报》“对朝廷体制有大不敬之行为”，要求清政府封闭报馆，拿办主笔。京师审判厅借端传讯该报发行人，处以罚款。宁调元临危不惧，运用清政府新颁布的刑律，据理力争，反控审判厅“紊乱律章”，使审判厅由原告变成被告，赢得了报界同仁的赞赏，被北京报界公会推赴日本考察实业。

　　宁调元途经上海时，武昌起义爆发。宁调元立即改变东游计划，乘轮西上，来到长沙，被湘督谭延闿聘为秘书，继而被派驻上海，任湘省驻沪特派员。期间，宁调元与孙武、刘成禺等发起成立民社，创办《民声日报》作为机关报，宁调元任总编。不久，宁调元因回湘办理祖母丧事而去职。后来，鉴于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与同盟会对立，宁调元遂郑重宣布退出民社。

　　同年4月，宁调元经谭延闿委任赴广东任三佛铁路(三水至佛山段)湘省总办。任职期间，宁调元清廉自守，从严治路，认真查办路局工程师蔡某滥用浮报，勾结不法之徒，私印客票出售，从中贪污巨款一案，不数月积弊为之一扫，路风大变。在此期间，宁调元与将同盟会广东支部长谢英伯介绍入南社，并成立南社粤分会，与蔡哲夫、邓尔雅、王君衍、黄节、谢英伯等人饮酒赋诗，互相唱和，砥砺革命意志。8月15日，袁世凯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革命元勋张振武与方维。此事使宁调元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即于年底由粤返沪，奔走于沪、皖、赣之间，与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商议武装反袁计划。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宁调元闻讯星夜由湘走沪，会见孙中山、黄兴，力主武装讨袁，并自请赴武汉谋划，寓居汉口德租界日人开设的富贵旅馆，与湖北革命党人季雨霖、詹大悲、胡秉柯等人秘密组织鄂省革命机关，筹划在武汉举事。但因事机不严，引起黎元洪警觉，于6月24日，突然派军警搜查汉口《民国日报》馆，发现有关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以及军人条例等文件，当场逮捕了编辑周览、杨端六、曾毅等人。于是，黎元洪下令全城戒严，分头缉拿革命党人。詹大悲、季雨霖等人见事机已泄，于25日晚率众攻打汉阳制造局等数处，均归于失败。城外南湖炮兵营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全营覆没，大批革命党人及下级军官被捕杀。26日，宁调元与熊樾山在富贵旅馆被捕，并从其随身携带的皮包内发现江西都督李烈钧所开特别通行证及密电本、部分机关收支账单等。7月5日，宁调元和熊樾山被引渡到武昌，关押于湖北省军法局陆军监狱，交军法课审讯。

　　宁调元被捕后，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刘揆一、杨度、谭人凤、孙武、张謇、陈家鼎、汪文溥、高旭、黎尚雯以及众议员等数十人纷纷致电致函袁世凯、黎元洪，要求将释放宁调元与熊樾山；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后，也于次日致电黎元洪，愿以扣押的黎部军官余大鸿、汤则沸两人交换宁调元、熊樾山。黎元洪置之不理。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于8月4日下令将宁调元和熊樾山“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27日，宁调元和熊樾山以“内乱罪”被判处死刑。9月25日，宁调元英勇就义于武昌湖北省军法局内，年仅30岁。宁调元牺牲后，宁调元三佛铁路局旧属晏阁芗购棺收殓，由宁调元同窗好友刘谦将灵柩运返醴陵，安葬于醴陵西山。

　　1923年，柳亚子在叙述南社历史时，深情地称宁调元“青磷碧血”，“足蔚为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