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

　　“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相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

　　——（澳）骆惠敏

　　蔡锷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都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经历，以及影响一时的显赫功绩。然而，蔡锷的聪明，是以“无我的人格”为特征，而袁世凯的聪明，是以“有我的权力”为印记。其结果是“无我”的情怀战胜了“有我”的算盘，“人格”的精神战胜了“权力”的嚣张。最终蔡锷胜利了，成为维护共和制的为人赞誉的护国英雄；袁世凯失败了，成为复辟帝制的为人抛弃的历史罪人。在这里，聪明的品位，决定了聪明的高低和成败。

　　蔡锷与袁世凯年龄相差23岁，几乎差了一代人的年龄。然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人的活动却是难以分割的。没有蔡锷，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可能得逞于一时；没有袁世凯，蔡锷就不会成为功勋卓著的护国精英。因此，袁世凯应该“感谢”蔡锷，阻止了他复辟的成功，减少了他应负的历史罪责；蔡锷应该“感谢”袁世凯，成就了他的护国英名。这个从不同方向的组合，在民国史舞台上，演出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奇妙节目，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

　　一、袁世凯临死前的最后遗言：“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这个流传甚广的袁世凯遗言中的“他”，究竟指谁？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筹安会的领头人杨度，还是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梁士诒，或者另有所指，则只能靠猜测了，谁也难以说清。

　　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之际，在袁世凯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语无伦次地说：“此事（帝制复辟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尔等”又是指谁？也是谁都说不清楚的，只有袁世凯心里明白了。

　　当然，造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害”了自己，也就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从以上两段话中，似乎可以窥见连袁世凯本人都有了“后悔”之意，帝制复辟这件事做得并不妥当。然而，我们今天的学者，有人竟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有人还说，袁世凯复辟，是要“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是重开历史倒车”。在九泉之下的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百年之后还有人在为他复辟帝制“翻案”，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固然，在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有过显赫的功绩，所以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甚至，袁世凯曾兼“八大臣”之职，事实上成为清末朝政的中心，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的局面。

　　然而，开启近代化之门的袁世凯，进入民国以后，连连倒行逆施，最终以复辟帝制，堵塞了近代化的大门，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葬送了自己。

　　袁世凯复辟帝制，开头都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心里有鬼，并不光明正大，千方百计施以诈术。他的御用学者们，不过只说“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没敢说什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而我们的有的学者，却帮助袁世凯解套，说什么是探索的“尝试”，岂不走得更远了吗？

　　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死心踏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英国《泰晤士报》当时报道说：甚至“袁的一些挚友因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指复辟帝制），也都弃他而去。所有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恢复帝制根本是不削一顾的。”而且在护国战争爆发之际，“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 换言之，这几乎是全民反对的帝制复辟，怎么可能是“道路探索的尝试”，不是“重开历史倒车”呢？这是民心啊！正因为开倒车，违背民心，因此在蔡锷等人倡导下，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迅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支持，也引发了北洋派内部的分裂，促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袁世凯政治态度的变化，于是不到半年，袁世凯年仅57岁，也就呜呼哀哉了。恢复共和，这是护国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有史以来，从云南开始发动的政治事件，影响全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因而是云南人民的骄傲。

　　二、蔡锷的反袁复辟，是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帝制之际，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蔡锷去到天津，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等人商议对策，决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明确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人格精神是松坡精神（蔡锷精神）的内核。可以认为，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格理想的孜孜追求，焕发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抬着棺材上皇殿，以死相谏的海瑞等等，他们的悲壮、高昂、豪气，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人格的伟大精神和巨大魅力，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魂，千百年来被中国的优秀儿女继承和发扬光大。蔡锷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人格精神，为此而组织和发动了反袁护国战争。蔡锷的这种维护共和，追求正义，不怕牺牲，拼命去干一回的人格精神，和袁世凯追求自高无上的皇权力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蔡锷并不是始终反对袁世凯的。蔡锷与袁世凯的接触，可能肇始于1906年。这时的蔡锷正在广西训练新军，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这一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会办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命前往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这是蔡锷与袁世凯的首次接触与“合作”，只是因缺少文字记载而不知其详。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于1912年3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锷作为云南都督的地方大员，自然与袁世凯政府之间不免有电报、公文来往。在民初的几件政治事件中，蔡锷从维护国权、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支持建都北京，反对二次革命的武装斗争等，似乎与袁世凯不谋而合。不过，蔡锷与袁世凯之间并无私人往来。然而，蔡锷在云南的业绩及其领导的滇军的实力，似乎吸引了袁世凯的眼球。因此，在1913年二次革命以后，当蔡锷希望离开云南，另展宏图之际，梁启超遂在“袁世凯面前为蔡锷出力，促成其事”。袁世凯正求之不得，遂借养病为名，将蔡调往北京，加以控制。1913年9月28日袁政府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蔡锷何尝“叠电因病请假”，实为袁世凯借题发挥，正如他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蔡锷哪有什么“阴谋”？不过是袁世凯对非北洋系将领的一种天然怀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