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云南自治讨贼军(2)

　　“云南自治讨贼军”还只看到唐继尧“不敢公然与我国会产生之孙大总统为抗”的现象，不了解唐继尧在“护法”等旗号下，暗中与南北军阀勾结，破坏孙中山北伐的种种活动。如与桂系军阀莫荣新等配合，解除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的兵权，拘捕 张开儒，枪杀崔文藻，瓦解了支持孙中山北伐的滇军。唐继尧认为孙中山北伐是“为彼一二人争地盘”，因此他“毅然决定，先救云南，后维大局”，于是带兵回滇复辟，与顾品珍争夺云南政权。所以，“云南自治讨贼军”声讨唐继尧“违反民意，背抑潮流”；认为唐继尧“逆迹昭著，吾滇人岂能再予优容，为其权利心所利用”，于是决定“为保持省际地位，省民人格，排除障碍，贯彻护国主旨，联合滇中军民，组织自治讨贼军，共声讨之。”

　　以马幼伯等人为首秘密组织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以维护“护国精神”、“贯彻护国主 旨”为主要旗号，在政治上反对唐继尧的假“民治”，反对唐继尧与吴佩孚的勾结，拥护孙中山先生，并且希望直接得到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支持，以“云南自治讨贼军”武力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云南自治讨贼军的政治主张，保持着护国运动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进步性，他们反对唐继尧统治，拥护孙中山先生，这种政治军事行动及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一定进步性。同时，还要看到，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已经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打出“民治”、“护国精神”的旗帜，已经不能反映历史前进潮流的要求，只不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尾声在云南的一个微弱的反映罢了。

　　其次，我们看一下云南自治讨贼军反对唐继尧统治，拥护孙中山先生，并希望直接获得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支援，那么，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是什么态度?与它有什么关系?云南自治讨贼军主要组织者马幼伯是老同盟会员，早在1906年就加人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曾一度赴日本留学，护国战争时出任护国第一军军法处长，1916年孙中山先生命马幼伯为川西慰问使.。马幼伯与孙中山先生有直接联系。孙中山先生曾以亲自签名“孙文”的着大元帅服的照片赠“幼伯仁兄”[ 孙文赠马幼伯照片.笔者存翻拍件。]。赠照片时，应当有书信往来，可惜赠照片时孙中山给马幼伯的书信未保存下来。1922年唐继尧回滇复辟后，据《马公幼伯事略》载:“孙总理中山以唐氏对广州国民政府无诚意，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于是马幼伯“乃召集同志，秘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这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曾写秘密信件给马幼伯，要他“相机图滇”，于是马幼伯等组织了秘密倒唐机关。我们知道，这秘密倒唐机关就是“云南自治讨贼军”。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孙中山给马幼伯的密信，也无从知道孙中山要马幼伯相机图滇是否有什么具体计划，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马幼伯与孙中山的联系，可以看到云南自治讨贼军的设立，与孙中山对马幼伯的某种牵制唐继尧的示意是有直接关系的。

　　马幼伯等秘密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后，马幼伯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抄件，通过某种途径，直接报送到广州政府孙中山先生那里，孙中山先生亲自批阅了这一个反对唐继尧政府的秘密军事政治组织的同盟草约，这是至今保存下来的孙中山先生与马幼伯为首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之间有直接联系的最珍贵的资料，它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关系及态度，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政府的态度，以及这时期孙中山先生的艰难处境。孙中山就《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给马幼伯的批复如下：

　　“幼伯先生……：接诵瑶章，猥蒙慕饰，歉之。以诸公爱护共和。追思先烈，至诚悱恻，义至正也。惟近日政情万变，政府亦无暇及此。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

　　孙中山先生给马幼伯的批复表明:(1)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认为马幼伯等人“爱护共和，追思先烈”，是正义之举；(2)因“近日政情万变”，孙中山广州政府“无暇及此”，无力给予实际力量的支持；(3)今后的发展，要“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要待大局稳定，有力量时，再给予辅助。这明确地表示了孙中山先生对以马幼伯为首的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同情和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由于时局的艰难和相距遥远，孙中山先生无力也无法给云南自治讨贼军反对唐继尧的活动以实际的有效的支持。

　　这个给马幼伯等人的批，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政权的态度。孙中山先生对背离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转而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的唐继尧政权，已经失去信任，虽然无力给反对唐继尧政权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以实力上的支持，却给予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表示了对唐继尧政权的否定态度。

　　云南自治讨贼军组成，开展了秘密倒唐活动，并努力争取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支持，对唐继尧政权构成了某种威胁。1922年7月，云南自治讨贼军的秘密倒唐活动“为奸人所卖”[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又因云南自治讨贼军由于政治上的软弱，以维护“护国精神”为号召，已经不能动员和组织起革命力量。所以.于1922年7月，唐继尧获得密告后，立即采取行动，在昆明桂香楼摆下“鸿门宴”，派武装人员到马幼伯住地华国寺巷下送“大红帖”(请帖)，请马幼伯赴宴。马幼伯感到倒唐活动已经暴露，这次赴宴有去无回，于是与妻子马甸媛告别，在武装人员的跟随下，离家赴宴。[《访马幼伯外孙李开林、李琴书、李开武、李琴玲等记录》1983年10月27日笔者采访，据回忆：“外婆在世时说过，在民国十一年七月的一天，唐继尧下请帖，用大红请帖来请，请去桂香楼，外公考虑到，这回怕要遭危险了，可能有去无回，给外婆讲了(外婆是民女，回族，名叫马甸媛，.这名字是马幼伯取的) 。唐继尧派了两个背枪的兵来下大红请帖，就请走了。两个兵一直跟着，去了就没有回来。” ] 果然，在桂香楼，唐继尧拘捕了马幼伯等人，并于7月6日将马幼伯、刘古愚、那仕周、李纯、李吾、崔文英等人杀害。[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据说，马幼伯等被捕后，孙中山先生曾打电报来营救马幼伯等人，但电报到云南，马幼伯等人已遭唐继尧杀害了。[《访马幼伯外孙李开林、李琴书、李开武、李琴玲等记录》1983年10月27日笔者采访，据回忆说：“在这以前，孙中山写信给外公，讨伐唐悸尧，被人告密，抓去后，孙中山还拍过电报来，人已杀害了。”此外，笔者1983年10月26日采访马少华(马幼伯的女儿)的邻居李氏老人谈：马幼伯被唐继尧请去做客，被抓起来，和另外的几个人一起拉出去杀了。听说孙中山还打过电报来救，电报到，人已杀了。]唐继尧杀害了马幼伯等人，血腥地镇压了云南自治讨贼军之后，又派人给马幼伯的遗属马甸媛送去“礼物”，马甸媛拒不接受，将送来的物品抛弃在大街上。这表明唐继尧在这时，一方面以铁血手段来镇压云南自治讨贼军，另一方面，对马幼伯的遗属又采取表示抚慰的手段，以缓和人们对杀害马幼伯等人的不满情绪。云南讨贼自治军就这样在唐继尧的镇压下被消灭了。

　　从云南自治讨贼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护国运动结束后，政治力量发生了新的分化与组合，云南地方政治力量也同样发生了变化，.掌握云南地方政权的唐继尧，由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蜕变为地方军阀，成为滇系军阀的首领，在云南实行军阀统治，他不再容忍继续贯彻“护国精神”，不容许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势力存在，血腥地镇压了云南自治讨贼军，消灭了政治反对派。而在全国政治格局中，唐继尧转向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合作，而背离孙中山先生，成为孙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继续主张“贯彻护国主旨”的云南自治讨贼军成员马幼伯等，从过去曾经支持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转变为反对唐继尧的军阀统治。在全国的政治格局中，则是拥护孙中山南方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反对唐继尧与吴佩孚的勾结，而力求得到孙中山先生的直接的有力支持。所以，云南自治讨贼军1922年夏季反对唐继尧政权的斗争，不仅是云南地方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势力，反对唐继尧军阀统治的一项重要斗争，而且是与孙中山先生反对南、北军阀的斗争有直接关系的一项重要斗争，使这项斗争成为云南现代史上不能忽视的一个历史事件。

　　说明：本文载1992年第3期《四川文物》杂志第50页至55页。作者林荃，系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林荃先生随文章刊登了马骧照片、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照片、孙中山赠送的戎装照片、孙中山致马幼伯信函照片。孙中山信函的内容是：“幼伯先生暨诸同志先生钧鉴：接诵瑶章，猥蒙慕饰，歉之。以诸公爱护共和。追思先烈，至诚悱恻，义至正也。惟近日政情万变，政府亦无暇及此。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去覆。致颂侠安。孙文。六月九日”。马幼伯牺牲于1922年阴历7月初6日，阳历是8月28日。孙中山先生写此信的时间是在马幼伯牺牲前两个月。与马幼伯同时被害的5人中，“李吾”姓名应为“李梧”，大理人，“李纯”姓名应为李成武，是李梧的侄子。当时滇军中有一位坚持正义的军官林铁汉，唐继尧命令他当监斩官，要他杀害这六位革命志士，他不愿意干这伤天害理之事，拒绝执行命令，唐继尧就杀害了他。

1922年6月9日孙中山给马幼伯的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