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综述

　　2016年，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丰硕，各个领域均有拓展和深化。今年学界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海内外学者强化合作，学科之间深化交流，重点研究新意迭现，研究领域开疆拓土

　　今年出版的《两岸新编近代史》集中了两岸学界诸多优秀的研究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两岸研究的新成果，是一次共写史书，建立共识的有益尝试。同时，利用中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史料数据库，以及新型的地理学和统计学软件和方法研究近代史，成为今年多次会议的一个共同话题。限于篇幅，本文拟以专题形式对本年度的热点问题和代表性论著作简单梳理。

　　热点纪念研究

　　“周年纪念”是近代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传统，也带动了相关主题成为该年的学术热点。今年正值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近代史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长征的学术研讨会。学术会议的召开，极大推动了长征研究的发展。同时，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涌现出来，其中既有对红军领导权变迁、红一、四方面军从分到合的历史进程、蒋介石是否对红军“放水”等问题的探讨，如杨奎松：《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黄少群：《长征中红一与红四方面军由分到合历史必然性探讨》；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等；也有对《红军长征记》这样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如于化民：《长征早期叙事的鲜活画面与生命张力——以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为中心的文本解读》。另外，相当数量的经典研究和资料汇编得以问世，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的《红军长征史》、朱晓宇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和《红军长征纪实丛书》，这些都为长征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今年还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北京、南京、上海、台北等地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学术纪念活动。今年也有许多优秀著作问世，如尚明轩：《孙中山图文全传》，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日)武上真理子著，袁广泉译：《孙中山与“科学的时代”》及澳籍华人黄宇和：《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孙中山研究口述史》12卷本采访了近百位研究孙中山的专家学者，以口述史的方法对既有研究作一总结回顾，颇具新意。

　　许多期刊推出了孙中山研究的纪念专栏，相关论文涵盖了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各个时期，如左玉河：《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的探讨》，周利生、王钰鑫：《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再认识——以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互动为考察中心》，李国芳：《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及熊秋良：《新中国成立以来孙中山诞辰“逢十”纪念活动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但令孙中山的形象更为立体丰满，也加深了对孙中山背后的时代的认知。

　　此外，今年也是西安事变爆发80周年，学界除了召开学术会议外，也有李义彬的著作《西安事变事略》，曾景忠：《西安事变发生后奉系旧部和东北籍人士的反应》及冯兵：《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其形象的重塑》等论著。

　　抗战史研究

　　抗战史依然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1期与第2期邀请了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与笔谈，探讨抗日战争如何继续推进，指出抗战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有新视野（比较视野、国家视野、国际视野）、新方法（军事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新境界（共有、共鸣、共享）。今年也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四卷本，肖如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研究》，解学诗主编的《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杨栋梁翻译的日本学者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1931-1945)》及史义军的《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抗联史事考》。

　　国内外的多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将眼光转向底层，体现出研究者关注相对广泛、失语的弱势群体的研究自觉。战争中中国民众痛苦与抗争的个体经验得到了充分重视，除了徐旭阳的《灾难·屈辱·倒退和抗争——抗日战争时期湖北沦陷区历史研究》外，美国萧邦齐的《苦海求生：抗战时期的中国难民》，日本石岛纪之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美国学者周锡瑞、李皓天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等相关译著，也被国内学者翻译出版。

　　研究论文关注面更为广泛，在对日关系、士兵教育、战地救护、军备建设等研究领域均有建树，如彭敦文：《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陈默：《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与训练》，段金生：《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张德明的《国难下的基督教与民族主义：1931—1937年华北基督教会抗日救亡运动论析》及毛光远：《抗战前国防危机加深与国民政府整顿军备——以马政建设为中心进行考察》等。

　　今年出版的抗战研究资料也是出版多部，如有《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79—2011)》《伯力审判庭审记录》《二战日军暴行报刊资料汇编》《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料》《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日本侵华战争珍稀档案汇编与翻译》《抗战阵亡将士资料续编》《日军侵华期间中国劳工伤亡调查(1933.9-1945.8)》等。

　　经济史

　　晚清经济史研究是今年近代史研究为一大热点。刘增合认为清末新政期间初步建立了近代预算制度，能够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但本身也存在缺陷。（刘增合：《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王昉、燕红忠、高宇指出营口的“过炉银”，为营口贸易及其市场覆盖区域提供了交易媒介和信用工具，是一项极具特色的区域货币体系。舒满君、曹树基通过分析光绪年间发生在安徽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呈现出一套不同于常征的税收机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整合重组。（舒满君、曹树基：《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王国平和张燕指出，晚清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转型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王国平、张燕：《论晚清苏州工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的拓展》）

　　此外，吴景平的著作《政商博弈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黄正林的专著《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朱荫贵的《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李金铮的《“土货化”经济学：方显廷及其中国经济研究》，朱英的《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应该注意的若干问题》及皇甫秋实的《中国工商界谋求战后发展的努力》等，也多探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

　　政治史

　　近年来，打破晚清、民国的时段限定，寻找近代政治与社会的连续与断裂，已经成为研究者的一种自觉。桑兵在《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一书中，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亲历者日记的细致考察，挖掘其观念和心态变化，探求巨变下民众的复杂感受。黄兴涛、朱浒主编的《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试图将晚清覆亡与民国肇建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放在同一平台探讨，试图勾勒出鼎革之际更为复杂生动的历史场景。张仲民则在其《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一书中，以文化史的视野，透视外来新知如何在地化，并被大众所接受，为清末民初的变与常提供了另一角度的思考。李文杰的《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从职官制度角度梳理外交官群体的起源和流变，颇具启发性。李在全在《民国初年司法官群体的分流与重组——兼论辛亥鼎革后的人事嬗变》一文中，认为民国的司法革命应引起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