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因人立法,孙中山开了个坏头(2)

辛亥革命网 2016-10-09 10:20 来源:凤凰评论《高见》 作者:马勇 查看:

作为革命的先行者,围绕着怎么评价孙中山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事实上,除了革命史的视野之外,观察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即真正的历史学的视野。

  凤凰评论《高见》:把南京临时政府的权力移交到孙中山手上,这个共识是如何来的?

  马勇:当时,赵风昌建议去筹备南京临时政府的时候,已经是12月21号了,临时政府1月1号就成立,这中间只有几天时间,几天时间就把架子搭起来,张謇这拨人贡献很大。

  同盟会的高层干部有几次会议。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也不是满票,这里边也有争执,但争来争去,大家还是回到了1905年的东京共识——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俄国变革之后,变革中国的愿望非常强大。所有的革命党人,非法组织,都集中到东京去了,大家摒弃所有的私人成见,共推孙中山为同盟会的总理,之后宋教仁是执行长。实际上,它的架构是一个影子政府的格局。

  推孙中山属于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看法。而且在当时,让大总统处在一种名誉的状态,大家觉得很好。但是一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就不干了。他说临时大总统没权,理想不能实现。当然这个论据的材料不是很充分,但是从后边孙中山的材料可以往前推论。1921年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时候,他所有的建构,都是要掌握实际权力,非常大总统依照总统制原则,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以下不设国务总理。我们如果不去恶意揣测,而是善意的理解,这是为了推行他的革命理念。

  但是,各种因素导致他非下来不可的时候,孙中山心理上还是很别扭,一方面他要制定一个《临时约法》来约束未来的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在国家的架构上,放弃了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国会掌权。

  凤凰评论《高见》:孙中山因人立法,该总统为内阁制,为什么能够得逞?

  马勇: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因为袁世凯不负责任。袁世凯在官场里是个很圆滑的人,他对原则的坚持不是很坚定。当革命党人提出总统制改为内阁负责制,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约束的时候,袁世凯大概想到的是,这个临时大总统只是一年,《临时约法》也只管一年,很快就可以过渡过去,包括他在内,当时谁都没有想到,《临时约法》会成为民国早期纷争的主要因素。

  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袁世凯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管这些条款你执行不执行,这首先是原则问题,我必言之。组织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也是这样,加入者必须按手印,宣誓对他个人效忠。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不管有多少人反对,尽管那是很荒唐的原则。但是袁世凯就在很多的原则上不太坚定,这就是旧官僚的习气,缺少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他觉得到时候总有权变。

  所以回头来看,孙中山有这么个想法,其他各派,都没有坚持原则,处在息事宁人的状态,没有像美国人当年制宪会议一样,把法律、契约的制定,看做是很严肃的事情,在原则问题上一点都不能让,大家可以争论六个月。

  1921年,章太炎就此反省,他就讲,民国十年来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当时参与革命的人,参与国体变更这一拨人不负责任。但是基本法律的制定,要超越性地去考虑。从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现在,公开通过和私立的有一百多个宪法,立法的时候都带有立场,实际上没有几个经得起考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急切地想重回稳定,重回大一统,这种心态导致了后来的政局跌宕。

  伦敦蒙难是对孙中山的加持

  凤凰评论《高见》:我看过好几种孙中山的传记,在对孙中山的革命叙事里面,强调了孙中山的大量“革命事迹”,其中就包括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发动过的十次起义。但是,除了黄花岗起义规模和声势大一点,其余的好像都是局部,规模和影响特别小。

  马勇:更重要的就是,有的起义和他没有关系,但后来都硬套到他身上。这是国民党在晚清之后的革命叙事,当然是出于其政党宣传的需要了。

  一千年之后描写这段历史,那些都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孙中山没有一次是在中国的核心地区发动的起义,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武汉。在武汉,就是中部同盟会也没有做。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回溯的时候自称,一年前我们中部同盟会就在这里组织起义。但是,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孙中山的价值在于,用一种倒逼的办法,用炸弹在外部在威胁着这个体制。载泽给朝廷的报告表明,清廷内部高层对外边仍炸弹,不说恐慌,至少觉得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事。只有立宪才能平息外部的暴力革命,才能容纳孙文这一拨人,不断扔炸弹的事才能制止。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革命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逼出一个改良来。

  孙中山策动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广州黄花岗起义,他的目标也就是去攻打两广总督府,另外就是广西的镇南关起义,这完全都在外围。而且,多少次他不在现场,把其他的团体组织都算成同盟会成员。所以孙中山的起义,是很明显的代理人战争,他就属于经纪人,向华侨募捐,之后把钱交给马帮,在中国搞一个起义,找新闻媒体来报道一下,影响越大越好。孙中山不是吴樾。在晚清政治革命当中,吴樾、汪精卫是直接冲到第一线的,他们是暴力革命真正的实施者。汪精卫侥幸活了下来,如果当时真的出了事情的话,那就是一死了之了。上一代学者,专门去研究所谓孙中山领导的每一次起义,2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就很荒唐,他们把一个细节无限的夸张,而且又没有军事地图,完全靠回忆,那不是瞎扯吗?

  凤凰评论《高见》:说到革命倒逼改良,回顾一下孙中山正式的亮相,我总觉得,他在伦敦蒙难,实际上是清政府在帮他成名。如果清政府没有在伦敦去抓他,国际媒体、国内媒体不会一致去报道,那他作为革命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不可能那么大。

  马勇:在孙中山的研究当中,好多人也这么讲。实际上,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者,经历类似的人很多,就在1895、1896年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了这么一种意识,觉得满洲人不行。但1896年孙中山伦敦蒙难,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就把他从一个区域性的造反者,推举为一个具有世界声望的革命领袖了。在这一大拨革命者群体当中,还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就是章太炎,章太炎成名也主要得益于1903年的《苏报》案。从工部局的档案来看,如果不是这件事情,章太炎就是东南局部区域的一个怪怪的名士。但是这么一搞,清政府为了他在上海租界法庭打官司,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去对付一个人,一下就把章太炎抬举起来了。孙中山当年就是这样的典型。在专制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型过程中,统治者经常会有这样的举动。

  当年孙中山伦敦蒙难算是天意。1896年10月11日,他在伦敦被中国驻英国公使馆抓住,他能够把一个纸条扔下去,还真有人捡了,还就真给了他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救了他,23号获释。在那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孙中山没有获救,可能是放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运回国内,也许路上就死掉了。

  孙中山伦敦蒙难,一方面是政府给他加持了;另外一方面,在孙中山几次都可以回头的时候,清政府却没做好。我一直有个观点,所有的革命者都有向回走的可能性。因为革命不是目标,仅仅是手段,革命最初的目标是要推动你的改革。像1906年,清廷宣布要走向宪政了,结果不宣布开放党禁,不宣布释放政治犯,这个时候,就把这些人逼向革命。孙中山多少次希望回国,清政府糟糕的就是分化瓦解革命党。1908年唐绍仪到日本去,他要求日本政府把孙中山赶出去,把康有为赶出去。这都不是正当路径。如果在1906年,清政府把孙中山招回来,孙中山还会很欣然,最多就是谈条件,得多少议席,之后他在议会里边发展自己的势力。就这点来看,清廷得势的时候不知妥协,这是个大问题。

  访谈嘉宾: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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