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联大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群众性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是五四纪念的必然组成部分。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当年运动本身的过程、人物，和时代意义、总体评价等。不过，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考察五四运动之后不同阶段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组织形态、运动方式，也是一个重要对象。因为任何一场运动，尤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革命，更能体现其价值的正是它对社会演进的深刻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聚集了众多五四当年闯将、五四精神薰陶下成长的知识精英，和以继承五四传统为旗帜的西南联合大学为载体，就这个问题做以初步介绍。这不仅由于西南联大与五四有着天然的特殊情结，也不仅由于这所高等学府是抗战时期学术教育界最重要的思想园地，更由于师生们在抗战建国形势下对五四精神进行了许多有着许多重要的新思考与新理解。这些，对研究如何继承和发扬五四光荣传统，无疑具有极为典型的解剖价值。

　　一、说不尽的“五四情结”

　　“五四”是青年的节日，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对“五四”更是情有独钟，并且其五四情结一直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

　　1938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十九周年，也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这天，刚刚从长沙风尘仆仆集中到云南边城的西南联大蒙自分校，不顾旅途劳累，便召开了简朴而隆重的纪念大会。当时，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半壁河山，坚持抗战成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头等任务，蒙自分校的五四纪念密切结合了这一形势，呼出了“继续‘五四’的精神，消灭汉奸，抗御暴敌，打回老家去”的时代强音。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蒙自分校的北大同学，这天单独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这个西南联大五四纪念的第一份文献中，它阐述“五四”意义时，指出是“在北京大学的领导下，全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冲破了数千年传流的桎梏，对世界，对中国，对全国同胞，发出了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呼号。”接着，它连用三个“第一次”说明五四运动的历史作用，即“第一次明白地揭露了时代的真相”；“第一次使全国同胞觉悟到中华民族的安危”；“第一次表现了民众所具有的伟大的力量，揭开了他们身上的所担负着的历史的使命”。这些文字，充满了青年人对“五四”的认识与自豪，也体现了抗战初期西南联大青年学生围绕宣传抗战、坚定信心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的努力。

　　和全国人民一样，云南人民也对北大、清华、南开在救亡图存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云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三所学校的学生“在中国的文化上，在中国民族的解放史上，都有着光荣伟大的贡献。从五四运动直至卢沟桥事件发生，在每一次国内的救亡运动中，他们始终是很英勇的站在全国民众，全国学生的最前线。就在抗战发动以后，全国民众以及学生界的救亡浪潮空前高涨中，他们仍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岗位，没丝毫没有退缩，落后，表现出他们为国家民族而向敌人拼斗的英勇迈进的精神。”[①]

　　让五四精神代代相传，让五四传统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扬光大，是联大师生的共同心声。北大同学的《告全国同胞书》体现了这一信心，表示要在全面对日抗战中“完整地建设起一个新的、光明的中国”，同时认为五四运动提出的任务和要求还没有完成，“五四运动启发了今日的斗争，我们要在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完成五四运动所提出的任务”。为此，他们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和正在前线作战的同学宣誓：“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决不放弃这种责任。我们不畏艰难，不慕安乐，不为恶习所染。我们要深入到全国各地，为中华民族的对日全面抗战，担负起各方面需要的工作。”[②]

　　1939年，西南联大尚属初创阶段，新校舍修建未竣，无法举办全校集会。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同学们纪念五四的热情。5月4日晚上，他们参加了全市大、中学生的火炬游行。游行队伍在云南大学操场接过火种，由北门进入城区，经华山南路、正义路、金碧路、得胜桥、护国门、穿心鼓楼。联大学生的万余人沿途高唱抗战歌曲，怒吼声响彻云霄。[③]这是西南联大首次参加地方的纪念活动，故有人评论说，这次五四纪念把联大学生和云南青年亲密地融合在一起，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五四”精神的力量。[④]

　　青年人喜欢以活泼、热烈的情绪拥抱五四纪念，当年五四的亲历者，则常常在这一天抒发沉淀的情怀。这年火炬游行前，昆明文化界教育界在省教育会召开座谈会，临时主席是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西南联大查良钊首先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说明西南联大承担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如何保持五四精神，梅贻琦、黄钰生教授，及北平研究院代院长李书华、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等，围绕这一中心相继发言。报载他们的演讲“大意均为阐述五四运动以来，启发新中国影响甚为深大，与思想解放，民族复兴等”。[⑤]并一致认为“我们要检讨过去，为将来开辟一条光明的路”。[⑥]

　　西南联大独立组织的五四纪念始于1940年5月。4日这天，学校在落成不久的新校舍隆重举行“五四青年节纪念大会”。后来在西南联大校园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学生壁报，这时已崭露头角，“青年”、“南针”、“励学”、“群声”、“热风”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壁报社，这天联合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这年五四纪念中，一些同学还响应献金号召，从不多的生活费中捐出1074.94元。[⑦]

　　与往年一样，1940年的五四纪念，昆明市也组织了火炬游行。游行是冒雨进行的，但雨点、冷风没有熄灭青年人的热情，反而淹灭在雄壮的抗日歌声中。[⑧]这次游行的报导没有记录参加的学校，但肯定少不了联大青年的身影。

　　西南联大的五四纪念并非一帆风顺。“五四运动在最初为干政运动，后来成为文化运动”[⑨]，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1938年蒙自分校五四纪念会演讲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呈现低潮的注脚。因为正是“五四”的“政治”属性，使得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一些进步同学离校疏散，造成此后三年的五四纪念失去了应有的光彩。这种局面持续了三年，直到国内各阶层反思正面战场军事失利原因的1944年才得到扭转。

　　二、如何发扬“五四传统”

　　西南联大的青年政治热情，复苏于1943年暑假后。1944年，联大青年的活力在五四纪念中得以展示，1945年达到高潮，从而在大后方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改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为青年节。这个决定引起全校师生的愤慨[⑩]，反而促使他们对这一年的五四纪念重视起来。

　　5月3日，西南联大历史学会举办的“‘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拉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帷幕，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在会上做了发言。会上，雷海宗、周炳琳、闻一多分别回顾了当年的亲身经历。接下进行的“五四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讨论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老同盟会员张奚若教授的发言，将“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做了比较，吴晗与雷海宗虽然在学生是否应该过问政治上意见不一，却也体现了“五四”提倡的自由精神。而闻一多最后发出的“打倒孔家店”呼吁，则反映了“五四”赋予青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共识。会议结束前，同学们还讨论了国定青年节问题[11]，认为“政府把青年节改为三月二十九日，是毫无理由的”，纷纷“要求恢复五四做青年节”[12]。

　　“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贡献是思想启蒙，从提倡白话文到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西南联大最值得骄傲的资本。不过，他们的眼光并未停留在当年，而重视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发展。5月4日晚，“文艺”壁报社举办的“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就体现了这一主旨。这天晚会，邀请了八位对中国新文艺做出贡献的教授演讲，这个消息吸收了大批青年，以致场地容纳不下，不得不改期举行。

　　5月8日重开的晚会改由国文学会召集，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共同主持[13]，会场也改为宽畅的图书馆前大草坪。这天晚会的参加者超过三千人，不仅有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学生，还有许多中学生，用“盛况空前”四字形容毫不过份。一位记者在消息中激动地写到：“有什么能够代表联大精神吗？记者认为就是今天这个晚会。你不见，在傍晚的时候，昆北街上，公路两头，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着新校舍奔去。这时可以用一句俗话形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真的他们有着远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诚与热望，而这会真也可以比喻做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过去有人说联大像一潭止水，而现在则是止水扬波，汹涌壮阔。”[14]

　　这次大会从晚7时开始，进行了五个小时，“从始到终，一直在肃静、宁谧，热烈，渴望的氛围里进行着”，罗常培说，这“真让我们这班中年以往的人深切地觉着青年人的可爱”。[15]会上，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十位教授分别演讲了“新旧文体的辩争、散文、戏剧、诗歌、小说等各种作品的收获，西洋文学的影响，以及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等方面，回顾和评价了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发展。由于会议举办的非常成功，闻一多做结束，他希望今后在联大应有更多我这种座谈会、讨论会，并建议“利用杨振声先生渡美之便，让我们用今天晚会的名义，向于硕果仅存的新文艺引导者胡适先生转致敬意，并报道今晚的盛况”。[16]

　　闻一多兴奋地提议请即将赴美访问的杨振声把这天的情况带给胡适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