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国，也影响到国外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这就是新的革命风暴和中国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五四运动，到今年已经是四十周年了。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五四运动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爆发在一九一九年，若是追溯它的发生和发展，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就北京大学的范围内来讲，也要追溯到一九一七年，才能明了这一运动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北京大学到今年已经成立了六十一周年。在五四运动的那一年也已经有了二十一年的历史。在清代末年，这个“京师大学堂”，虽然是在变法维新的要求下创办的，却只能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是涂上一层买办色彩作为“进步”的妆点，实际上是保持着陈腐的封建文化的传统。就是经过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这所大学在基本上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校名改为一直沿用到现在的北京大学。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个十月革命，在中国起了深刻的影响，启示了中国解放的道路。这一年，北京大学也有了新的变动。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样，才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学内，孕育而且爆发了一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北大”换了蔡元培来做校长。蔡元培是前清的翰林出身，却是一个有开明思想的教育家、学者。他曾经两次留学欧洲，在国内很有声望，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辛亥革命后，他是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他当时认为大学教育是个根本问题。他到北大后，就聘请了一些当时的有名人物来做教授，象李大钊同志当时就任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蔡元培是主张兼容并包的，请的各方面的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一些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这就不但在北大形成了一种学术空气，名符其实地成为当时的最高学府，而且把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学者集中在一个大学里，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新的力量，这个影响是很大的。在一九一七年的暑假里，北京大学连续地招生三次，及格的就录取，不受名额的限制，这样，也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也使有些学生意外地得到了投考的机会。我就是因为有第三次的招考，才赶上了报名，考入了哲学系。

　　当时的北京大学，只有马神庙（现在的景山东街）和译学馆两处校址。文理两科都在马神庙上课，法科是在译学馆。图书馆就在马神庙的公主楼。一九一八年才盖起了红楼，文科移到红楼去上课，哲学系在四层楼上。图书馆就搬到红楼的第一层去了。

　　自一九一七年起，改革得最大的是文科各系，象哲学系、历史系和中国文学系，这三个系的性质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别，各有自己的基本课程，不相混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三系新聘请来的进步教授也最多，当然这里所说的进步，都是就当时说的，在今天看来，有不少是名望很高，却并不进步，无论在政治上，在学术思想上都有这种情形。

　　一九一七年开学很晚，我已经记不清是那一天了，大概是在十月革命，十一月七日前不远的日子。一开学，学校的各方面马上都活跃起来。在十一月十六日出了创刊号的北京大学日刊。接着，陆续成立了各种社团，象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讲习所、学生储蓄银行和消费公社等，都在日刊上登广告，并且报导各社团的活动。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倡过美育代宗教，当时课外的艺术活动那么多，跟这不无关系，而且请到的导师多是第一流的人物，画法研究会的导师是陈师曾，音乐讲习所所长是萧友梅。当时也请来了王心葵，这位全国闻名的古琴家。

　　另外，还成立了新闻研究会，由校长秘书徐宝璜来主持，《京报》主笔邵飘萍，在五四前的一段时间内，每星期日的上午来校一次，讲演他的新闻采访经验等题目。这个会的活动特别多，影响也比较大。

　　当时校内的学术思想活动和社会活动是很活跃的，特别是到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随着政治上的变动和外交的吃紧，随着新旧思想的斗争的展开，就一天比一天开展，一天比一天活跃。平常，除了北京大学日刊每天出版外，还有在宿舍的影壁上、墙上，随时出现的海报、布告等，有人发出什么号召，就有人响应；说开会，就有人去。开会的地点，大些的会，在饭厅开的时候多，要说话的，站在板凳上就说起来。甚至在厕所里开辟“厕刊”，互相辩难。

　　北大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社团组织，一般都是放一个签名簿在号房，谁愿意参加就可以自由签名。

　　学术思想斗争跟社会活动同时在北大活跃。

　　北大日刊，虽然每天出版，却因为它是公报的性质，比较呆板，不便于传播思想或展开思想斗争。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却又是属于学术性的刊物，主要刊载学术研究的论文，并非开辟一个学术思想论争的园地。在“月刊”出版的前后，在北大创刊了好几份刊物。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出版了一种也是月刊的《新潮》，是由主张新思想的学生在教授们的支持和合作下创办的，当时在思想战线上，是一支很有力的队伍。在第一期上登的一篇短文，反对封建道德的“万恶孝为首”，就在学校内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大。

　　国民杂志，也是北大学生办的，不过，不以北大学生为限，而且这个杂志是一般的综合性刊物，在当时的思想斗争上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国故》月刊，却是跟《新潮》对立的主张旧思想拥护旧道德；提倡旧文学，反对新文学；保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旧派刊物。

　　但是，历史最久、传播民主主义文化最有影响的刊物是《新青年》。这个刊物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道德，反对旧礼教，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对旧文学、文言文，大胆地倡议文学革命，主张白话文，《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旗帜。在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他所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都发表在《新青年》这个刊物上面。李大钊同志正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所说的那种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先进分子。这个中国的先进分子庄严地向中国人民宣告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一个庄严的宣告。这就是说，指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青年》这个刊物，主要是李大钊，在这个刊物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是李大钊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跟胡适的改良主义展开了斗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的讨论。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了。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十八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和平会议，这就是所谓巴黎和会。这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操纵下的为宰割战败国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停战的消息传来以后，我们在北京东单牌楼推倒了那座国耻的克林德碑，在中山公园一进门的地方，原来是个格言亭的，这时候却建立了一座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牌坊，那是一座既不美观也不壮观的纪念牌坊。

　　巴黎和会召开了，特别美国总统威尔逊临到巴黎去参加会议时曾宣布他的和平条件十四点，政治独立、领土完整……更引起了我们的幻想。但是，到后来，半点也没有做到，所以，有人说，威尔逊发明了一个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当时的北京政府是亲日的。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他们，进行掠夺和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人民中反日情绪一直没有消退。五四前一年，留日学生曾罢学回国，震动一时，后来就有不少人参加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常常发动抵制日货，不过，常常都是在卖国媚外的政府强制下解除了抵制，或用其他方法加以破坏。抵制运动在当时是很有力量的斗争武器。就象日本帝国主义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专门造谣，终于被我们抵制掉了，谁也不看，报贩也不给发卖，最后，只好在日本侨民的范围内流通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都是安福系有名的卖国贼。曹汝霖是交通总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陆宗舆是币制局总裁，也是中华汇业银行的老板。

　　五四前不久，在驻日公使章宗祥带着日本小老婆回来商量如何卖国时，留日学生跟送丧似地送他，白旗丢了一车厢，他的小老婆都被吓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