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四运动回忆

　　一九一九年北京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时代的运动，是中国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它在革命过程中的历史意义是很重要的。作者当时在北京国立工业专门学校读书，曾亲身参加这一运动，现在把运动的起因和运动经过的情形回忆写出，或者不无可供史料参考之处。惟事隔四十余年，难免记忆模糊错误的地方，敬希阅者加以指正。

　　一、五四运动的起因

　　（1）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十月革命新文化传播的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四年九月，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派兵进占了我国山东的胶州青岛。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向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端仇恨，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浪潮。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北洋军阀段祺瑞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大量借款给北洋军阀政府，增加它的势力，使它与南方对峙，延长中国的内战，以便日本对中国大肆侵略。一九一八年二月，苏俄革命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协约国东方战线发生了变化，同时协约国也不愿苏俄的势力发展，因而它们有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企图。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想乘此机会取得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并代替帝俄时代在北满的地位，另一方面企图假道中国，攫取资源，并控制中国的军权，遂以“共同防敌”的阴谋诡计，勾结北洋军阀政府与它共同出兵。五月中旬，北洋军阀政府甘愿充当走卒，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包括陆海两方面）。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全体一致罢学回国抗争。留日学生一千多人回国后（作者也是当时留日学生罢学回国的一人，因不愿再到日本，才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除派代表团到北京向反动政府请求废除“军事协定”密约外，并分头到各省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军阀侵略中国的种种罪恶行为，同时进行组织救国团，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这次运动，又一次在全国掀起了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仇恨和热烈抵制日货的高潮。

　　一九一七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引起了热烈的革命浪潮。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积极地在《新青年》杂志上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思潮。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美、法等协约国正在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及时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布尔什维）的胜利》两篇义正辞严的文章。这些革命新文化的传播，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对于当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起到很大的启发，从而鼓舞了热爱祖国的思想意识。青年学生一方面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和产生了仇恨，另一方面又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这就打下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

　　（2）巴黎和会召开，中国外交完全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多的激烈战斗，到了一九一八年十月，协约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德奥两国不支，请求休战，缔结了休战条约。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则是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既是参战国之一，应派代表出席和平会议，遂由北洋军阀政府指派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徵祥任首席代表，并派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魏宸祖，及南方驻美代表王正廷为代表，共组代表团出席会议。当时中国一般人对于这个会议感到兴奋，寄于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协约国已经打败了强权的德国，公理占了上风，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因此，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特权的希望七条：即（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警察；（三）裁撤外国邮局及电报机关；（四）取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主。并向和会提出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在大战期间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去的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归还中国。

　　和平会议为英、美、法、日、意五国所控制，尤以英、美、法三国为会议的核心。中国代表提出希望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和“二十一条”，他们说这些问题不在和会议论范围，一概拒绝。关于中国领土青岛问题，虽与讨论德国殖民地列入议程，但因英、法两国与日本先有密约，承认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归日本，暗中袒护日本。美帝国主义不愿日本独霸中国，企图在它一向主张“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策略下，对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故美国总统威尔逊支持中国代表的意见。日本代表以青岛是日本向德国作战取得的，并且中国政府曾经在一九一八年九月照会日本换文中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是有理由的。中国代表驳斥说：一九一八年九月的中日协定，是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不能认为有效。继后美国建议先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由和会暂收，俟中国按照协约国办法将青岛开作商埠，再将前项权益交给中国。日本代表抗议此项办法，并扬言如山东青岛问题不按照日本的意愿处理，则决不加入国际联盟。又因北洋军阀政府已签订断送青岛的卖国协定，美国也只好让步不再坚持它的意见，同意日本的要求。这样中国代表对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归还中国的要求，遂遭到拒绝而完全失败。四月三十日，和会议决山东的条款共有三条，即“凡尔赛和约”中由第一五六条至一五八条，把德国在山东所得的一切权利如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都放弃归日本所有。

　　巴黎分赃会议，中国的要求和希望完全落空。和会为敷衍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曾把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被德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归还中国，这就算是分给中国的赃物。中国人民到了这时，才认识到所谓“公理”，所谓“永久和平”和威尔逊所倡导的十四条宣言，都是骗人的空话。

　　二、五四运动经过

　　（1）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的爆发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五月一日传到北京，三日又由各报传出中国外交失败的原因，系因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与日本秘密订立高徐、济顺两铁路借款协定时同时交换了一个换文，里面表示“欣然同意”日本占领青岛的办法，以致中国代表受此四字的束缚而完全失败。北京人士得悉青岛交涉失败的恶耗，无不愤恨，各校学生更加义愤填膺。四月底，北京各校学生已有“五七”示威游行的决议，并曾通电全国各报馆各法团希望于是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协力对外，以保危局。吓得青岛交涉失败后，各校代表即于三日晚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有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写成“还我青岛”四字血书，大家情绪极为愤慨激昂，当即决议提前于四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当晚有些学校没有知道参加会议，四日上午，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又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然后整队出发游行。并规定游行路线由天安门出中华门，先到东交民巷，向美、英、法、意四国使馆陈述青岛必须归还中国的意见，促使他们注意，并电告各该国政府。然后转入崇文门大街，东长安街，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将旗帜投入曹宅，表示群众的愤怒。

　　当天下午一时半，各校学生齐集天安门，计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汇文大学，民国大学，警官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等共计十三个学校的学生五千多人。学生每人手持一面白旗，旗上写着“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誓死争回青岛”，“取消军事协定”，“反对强权”，“抵制日货”，“严惩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打倒卖国贼”等标语。学生沿途并散发传单，传单内容大意说，现在日本在巴黎和会要求吞并我国山东的青岛，这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的主权，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公使馆去要求各国维持公理，望全国工商各界一致起来“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语。

　　游行队伍于下午二时出发，到东交民巷西口，有外国雇佣的保卫队把守，不准学生队伍通过。由代表向各国公使陈述请求意见，并要求准学生队伍通过，终以庚子条约特权的束缚，没有允许通过。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外差不多等候了两个钟头，终未得通过使馆区域东交民巷，大家都感到在自己的国家首都，都没有通行的自由，痛恨帝国主义和热爱祖国的心情，更加激愤高涨。

　　当时大家认识到著名的亲日派卖国贼有三人，一是交通总长曹汝霖，他是以前袁世凯政府的外交次长，同日本公使日置益交涉签订“二十一条”的中国代表；二是驻日公使章宗祥，他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胶济铁路经营权和济顺（济南到顺德）、高徐（高密到徐州）两铁路建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三是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他是一九一五年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大家对于卖国贼非常痛恨，主张非打倒严加惩办不可。于是游行队伍遂按照原计划经东长安街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沿街市民，伫立观望，多有拍手表示同情的，足见群众对于爱国运动是同样富有热情的。大约四点半钟的时候，学生大队到了赵家楼曹宅，曹宅早有准备，前后门都紧闭，内有一百多名军警保卫，有五个学生不避危险，由后门旁的窗子扒进去，把门打开，大队学生即一拥而入，全身武装的军警，到处布置岗位，见学生人多势众，也不敢干涉制止，持枪直立，呆若木偶。曹当霖听得学生拥入，即越墙逃出。章宗祥这时也在曹宅，还与日本新闻记者在客厅谈话，被学生发觉，捉住痛打了一顿，若不是日本新闻记者舍身加以维护，在学生盛怒之下，会把他打死。学生找不到曹汝霖，愤怒情绪，难以遏止，所有曹宅室内外摆设器物，尽行打坏，有的竟放起火来烧他的家。大多数学生见遭宅燃烧起来，才纷纷散出。这时军警反动头子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坐着汽车率领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立即下令逮捕少数尚未散出的学生，计共捕去三十二人，其中北大有易克嶷、曹胤虚、许德珩等十九人，高师有熊梦飞等八人，工专有董望翘（云南腾冲人）、李更新（湖南人）二人，其他三人为中国大学及汇文大学校学生。

　　被捕的学生，当晚即被军警机关讯问，并逐一搜查身体，意在追究放火责任，但三十二人中，并无一人身带火柴。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统治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

　　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中实力派有两系：一为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又称皖系。是亲日派；一为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是亲美派。安福系军阀认为学生五四运动，是直系军阀和其他政客（指研究系林长民等）指使的，目的在排挤安福系退出政治舞台。实则这次学生破天荒的运动，纯系赤忱的爱国心所驱使，绝无任何派系所能利用。安福系军阀主张以严厉办法镇压学生运动，解散北京大学，免去蔡元培校长职务，其中尤以徐树铮最为反动，坚持以高压手段对待学生。而直系军阀冯国璋等，主张对学生采取缓和办法，释放被捕学生，令各校长严加管束。各派系军阀主张虽不同，而本质则完全一样，都是要消灭学生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空前的五四运动，立刻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北京学生即于四日晚把军警捕去的学生将被反动政府加以非法处理向全国发出呼吁支援，全国人民都一致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学生由五日起，即采取各校一律罢课行动，要求反动政府释放被捕同学。又由于北京学生曾通电全国号召于“五七”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反动政府深恐又激成事变，因此也不敢采取安福系严厉镇压学生的办法。

　　北京各校，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进步，认为学生爱国运动，热忱可嘉，应当维护而不应加以摧残，对于被捕学生积极进行营救。其它各校长，惟蔡的马首是瞻，也协力一致营救。军阀政府受到全国各方面的压力，乃于五月七日把捕去的学生全数释放。在释放学生之先，军警当局要各校长担保释放的学生以后要随传随到，不得违误。国立八校中，以工专校长洪（钅容）最为落后反动，他是日本高工学校毕业的，平素对学生一味压制，除死啃书本外，不许有其他活动，校中连体育活动球类都没有，真是死气沉沉。五四是星期天，学生持校旗参加游行运动，第二天还受到洪的谴责，认为是违法乱纪，并责备不应把校旗抬着去。同学夏秀峰激动的说：“这是工校的光荣。”洪向夏追问你是何人？名叫什么？大家同学高喊：“这是我们全体同学的一致行动，是我们的良心所驱使，只有亲日派卖国贼才说我们是违法乱纪。”洪乃面红耳赤而退。七日，洪与其他校长去保释工校被捕同学董望翘、李更新二人，先在校中集合全体同学讲话，再三叮嘱以后要遵守纪律，不再有轨外行动，并望劝告董、李两同学保释出来后，切勿离开北京，以免今后军警传讯时无法交人。全体同学坚决保证董、李两同学释放后决不会离开北京。洪乃放心去保。由此可知军阀政府虽然释放被捕学生，并不是就从此无事。

　　五四运动的第二天，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开紧急会议，除议决各校即日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外，并讨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作为指导学生爱国运动的永久机构。当即推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草拟组织大纲于六日提交各校学生代表会议通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当即于是日宣告成立。学生联合会组织主要分两部分：一是评议部，负决议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一是干事部，负办理评议部所议决一切进行事项的责任。评议部的评议员，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组织。干事部则委托北大的学生干事会代为办理，这样干事部执行评议部议决事件也较为便利迅速。北京学生联合会组成后，对于指导学生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各校也成立了一个学生干事会，健全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