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与北伐的胜利

　　今年是北伐出师90周年，本文拟就首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的有关问题作些论述，以说明没有国共合作就不会有北伐战争及其胜利，即正是国共两党革命联合战线，开创了大革命的崭新局面，为新民主主义史写下了光辉篇章。

　　共同制定北伐战略决策

　　1925年冬至次年春，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国共两党领导人在正确分析了敌我双方态势，及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前景的基础上，分别多次提出和倡行国民革命军应进行北伐。这种共同的主张合乎国情与顺应民心，为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及广州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战略决策，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应出师北伐的问题。早在五卅运动后不久，中共就指出在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涨的情况下，尽快“举行北伐是适宜的”，因为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上，将“发挥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潜在革命力量，而创造有利的形势”。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国民党中央，于1925年11月议决并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它里面指出：“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将“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进而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这说明国民党中央已认定北伐是实现国家统一与建设的必由之路。

　　此后，出师北伐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关注的大事，而常见诸一些文告或讲话之中。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在12月的《告人民书》中强调，广州国民政府只有“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卖国的段政府，中国的民族革命才能成功”。国民党人蒋介石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上，两次谈及北伐问题，认为“现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应秣马厉兵、出定中原”。汪精卫也在国民党“二大”的闭幕词中强调必须北伐，认为在此次大会以后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统一全国”。

　　国民党“二大”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于2月21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强调了广州革命政府出兵北伐的必要与重要性，而且还特别指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为此“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随后，粤、湘、赣、鄂等省之中共党团组织，遵照党中央79号通告的指示，积极发动民众敦请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更在《请愿国民政府速即出师北伐案》中，喊出了“拥护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直军阀”等口号。中共组织的努力与请求，推动了广州国民政府尽快制定北伐的战略决策。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北伐和民众促请国民政府出师期间，国民政府军事总监蒋介石也于1926年2—4月间，先后3次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现势，非速定出兵北伐大计不可”，而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两广应于“本年六月底实行出兵北伐，一举而占领武汉”等6项应付时局的措施。由于蒋介石力倡尽快出师北伐，所以李济深等于5月底，拟出了北伐作战计划。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迅行出师北伐案》；同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接着，广州国民政府又在苏联顾问和中共人员的帮助下，积极完成了调集军队、筹备军需、修订作战计划、制定与发布相关告令与宣言，及安顿后方与出师动员等一系列的战备工作；而中共这期间则为北伐确立了“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奋斗目标。所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国民革命军能在7月9日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

　　共同浴血奋战和克敌制胜

　　北伐之初国民革命军之8个军，实质上是由国共两党成员共同领导和组成的一支特殊革命军队。虽然北伐军总司令、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及各个军长和大多数的师、团长，都是国民党人，但作为北伐主力之第二、三、四、六军的正副军党代表，却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特别各师、团两级的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多是共产党人到1926年12月时，在北伐各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已有一千五百人左右”。因此可以说，国民党人掌握了北伐军的军事领导权，而共产党人则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的大部分政治工作。整个北伐军的干部队伍也是由国共两党成员组成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国共两党共同培养出来的黄埔军校士官生，及其他各类政治军事讲习所的学员。就是这样的一支新式军队，成为国民政府打倒北洋军阀之武装力量。

　　当时北伐军要消灭的敌人，主要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3个军阀集团约60万兵力。他们霸占着华北、中南、华东及东北各省区，干着卖国残民的勾当。广州国民政府正确地分析了政治上敌弱我强、军事上敌强我弱的态势，采纳加伦将军的建议，制定出了利用敌人矛盾、集中兵力、将吴、孙、张集团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它决定北伐的第一步是讨伐吴佩孚、攻打两湖地区，以第四、七、八军及第一、二师共约5万余人，全力消灭吴在南方的兵力；第二步再令监视江西孙传芳的，第二、三、六军近3万人发动攻势，以消灭其在赣、浙、闽及沪宁等地的势力；最后集中全力来铲除奉系张作霖的势力，以统一全中国。

　　北伐军自1926年7月上中旬由广东正式出师后，按照既定的战略作战计划，首先进军湖南、湖北。此路之战事主要在衡山、长沙、汨罗江、岳阳，汀泗桥、贺胜桥及武汉等地进行，10月10日，北伐军克武昌，于3个月内歼灭吴佩孚在两湖的10万多人，并克复湘、鄂两省。在两湖的胜利进军声中，北伐军于9月上旬又开辟了江西、福建战场。其战斗主要在赣南、赣西北、南浔路、南昌、永定、泉州等地展开，11月9日克南昌，12月8日占福州，这3个多月又消灭了孙传芳之兵力10万多人，收复赣、闽两省。1927年初，经过整编的北伐各军趁孙传芳部署未定，即分兵东进浙、苏等省，此役之战斗主要在汤溪、兰溪、桐庐、杭州、当涂、淞沪、南京等地进行，3月21日占上海，两天后又克南京。至此，北伐军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完全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各省，与奉系张作霖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又组织部分北伐军进军河南，并大败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一道攻占了豫省之大部分地区。就这样，国民革命军在10个月的时间里攻占了近半个中国，先后歼敌数十万人，取得了北伐的巨大胜利。

　　国共两党将士在每一次战役及其战斗中，于英勇歼敌、获得巨大战果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牺牲。如第四军在攻占汀泗、贺胜两桥的战斗中，共毙敌千余名，俘敌4498名，缴获长枪短枪3379支、机枪18挺、大炮24门、弹药一批，自己也阵亡官兵872人；第七军在贺胜桥战斗中，以牺牲官兵680多人之代价，换来了歼敌990余人、获枪1067杆的战果；第八军将士在武胜关战斗中，取得歼敌1250多名、获枪600余枝的战果，自身也牺牲官兵1200余名；第九军贺龙师在两昼夜的沙市战斗中，以伤亡主要军官三分之二的代价，共歼敌3100多人。同样，北伐军在赣、闽、浙、苏、沪、豫战场上的胜利，也是各军国共两党将士以生命和鲜血争来的。如在江西战场上共伤亡国共官兵约15000人，有些部队伤亡之“连排长达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营长达百分之五十”；张发奎所部第一纵队在河南攻克上蔡时，毙伤奉军3000多人、俘敌数百名，获枪千余支、大炮十几门，自己也伤亡将士2700多人。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在此尤要称道第四军全体将士，及他们以在北伐中英勇善战和不怕牺牲的行动，及连战皆捷、迭克城镇的赫赫战绩，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而其堪称战斗模范的叶挺独立团，则更感动和鼓舞了很多并肩作战的友邻部队，并激励着黄埔出身的将士在作战中冲锋陷阵、前仆后继，勇于牺牲：“每一个战役，无不有黄埔同学的血；每一个战场，无不有黄埔同学的骨”；计“前后共有三千多名”黄埔生官兵，为北伐战争英勇捐躯献身。通过前文的论述可知：整个北伐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的全体官兵以不断并肩奋战、共同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

　　组织民众支援北伐战争

　　由于中共党员执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大力发动与组织北伐沿途各省的农民和工人起来援助北伐军，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在动员民众支前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从而共同为北伐战争之胜利，提供了坚厚的工农群众基础。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行军作战，都获得了当地农工大众广泛而有力地支持和援助。

　　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工农商学各界，踊跃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北伐公债券1500多万元，又积极以实际行动欢送和运输国民革命军北上。在共产党人的指导下，粤汉、广三、广九各铁路工会联合组成了交通队，拔出专列帮助运送北伐军出发北上；省港罢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由3000多名工人组成的北伐运输队，随军提供运输、慰问等服务。邓颖超、何香凝等组织的广东省女界欢送北伐军委员会，多次专程到黄沙车站为北伐军送行，并还派出了一支北伐女子救护队随军出征。粤北曲江等县的农协会会员，随军协助北伐军运输效力者不下万人。在广东（州）各界民众的有力支持下，北伐各军之出师及其向湘南挺进极为迅速和顺利。

　　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克敌制胜的过程中，每经一地都得到过中共湘区区委，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所组织之农工们的有力支持和援助。如北伐军进行汨罗江战役时，平江县的农民组织了“冲锋队、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宣传队、慰问队”等，千方百计援助北伐军打击敌人。长沙的工人组织起来、全力援助北伐军克复了省会，以致唐生智在万人祝捷大会上坦诚地说：“此次攻克长沙……尤得力于民众之帮助；说此次军事战胜，不如直截了当改云是民众胜利”。

　　湖北省的工农大众也给北伐军以巨大的支援。第四、第七两军等攻打汀泗桥及贺胜桥时，附近的农民组织了向导队、土枪队、破坏队等，支援北伐军作战。北伐各军攻打武汉时，京汉铁路工人及汉冶萍轮驳工人，或毁铁道，或拆浮桥，以断绝敌军之交通；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则宣布“为革命的利益”，于9月1日实行总罢工，以断绝敌军的军火供应。他们皆为协助北伐军克占武汉立下了功劳。

　　在江西战场上，北伐各军同样得到广大工农的广泛支持与援助。第二、第三两军由醴陵攻打萍乡时，安源煤矿的工人主动协助北伐军挖地雷、搞运输，并武装起来驱逐敌唐福山部，使革命官兵顺利进占萍乡。第六军等攻修水时，农民以宴请为名将敌谢鸿勋部的军官灌醉，然后引导北伐军攻入县城，歼敌2000多人。可见，江西的广大工农也为北伐战争之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同样，北伐军在闽、浙、苏、豫等战场的胜利，也与民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特别是当北伐前线部队进攻淞沪地区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国共两党组织下先后3次发动起义，其工人纠察队终于在1927年3月21日迎接北伐军进占上海，并协同其歼灭了3000多名直鲁联军和2000余名反动警察。

　　对于上述各地民众力促和援助北伐军取得胜利的这些铁的事实，蒋介石也曾予以承认：“我们从两广出来，先到湖南、湖北，再到江西，没有一处不受到人民欢迎，不得到人们帮助”。“这次战事胜利的原因是很多的，最大的原因是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唤起民众……一同站在革命战线上”，协助了北伐军作战。

　　综前文所述可知：北伐战争的发动、进行与胜利，都离不开首次国共两党合作革命联合战线——是国共两党的领导者，及时地共同制定出正确的北伐战略决策；是国共两党的革命官兵，在各大战场上并肩浴血苦战，一起克敌制胜；是国共两党（主要是中共）的成员，广泛组织发动工农大众支援北伐军作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就不会有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而广州作为国共合作联合战线之所在地，及北伐军的誓师出发地和征战后方基地，其在整个北伐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也不言而喻。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