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

辛亥革命网 2018-03-21 10:05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李在全 查看: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

  引言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在中国现代史的叙述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有关北伐史的研究,多以军政势力消长为主要内容,也多是从南方(国民党、共产党、国共合作等)角度进行探究,这由于“北伐”二字内含从南方立论的意涵。近一二十年来,状况有很大改变,不少学者考察范围不再囿于军政变动,且超越“南方”视角,而从更宽广视角,如地域南北之别、文化新旧之争、社会舆情互动等角度,对北伐史进行了新的探索与诠释,成果斐然。然而,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黄尊三及其日记,为从这一视角考察北伐史,提供了可能性。

  黄尊三(1880—1950),字达生,湖南泸溪人。早年中秀才,后就读于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湖南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弘文学院、正则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宣统元年(1909)考入明治大学法科。武昌起义后短暂回国参与其事,不久再度赴日完成学业。1912年7月回国,先后执教于江汉大学(武汉)、中国公学(上海、北京)等校,并任北京政府内政部佥事、(编译处)编译等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执教于国民学院(北平),任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任教于湖南辰郡中学及省立四中,泸溪简易师范学校。1950年7月病故。

  黄尊三日记,名《三十年日记》,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终于民国19年(1930)十一月,基本连续。关于日记之目的,黄氏在自序中言:“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日记之作,意在斯乎”,即在于督促自己,供修养之用。为黄氏日记作序的近代湖南名流周震鳞,谓黄乃“笃信谨守之士”,“用写日记,以自克责”(序言一)。综观黄氏日记,确实可谓一部修身日记,这或许暗含一定的“示人”意图。值得提醒的是,该日记在著者生前出版,付梓之前,应有不少删改。日记中也有编改此前记述之处,如1927年前后“编留东日记”,后世研究者当注意及此。但这对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来说,总体上影响不大。学界对黄尊三日记之利用,主要集中于清末留日部分。此后的日记,尚未见系统利用、研究者。实际上,黄氏此后的日记,信息也很丰富,包含居京的工作著(译)述、交友应酬、社会文化活动及日常生活等。本文即利用黄氏日记之北伐前后部分,该部分日记载述了黄尊三——一位居住北京的南方人——对这场南北战争及由此引发的时局变动、政权更迭、生活变化的观察与思虑。亲历者体验的“历史”,自然别有一番风味。

  一、 北方时局与生活

  清末黄尊三赴日学习法科,民初回国后,有自己的活动圈子。除供职于北京政府内务部及讲学、著(译)述外,不时参加一些社团活动。例如,参与北京“市民公会之筹备会”,被众推为宣言书及章程起草员;参与“建设学会”活动(1924年5月13日);五卅惨案发生后,参与“沪案国民外交会”,商议发行出版物事宜(1925年7月2日),等等。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从留日时代起,黄倾向于地方自治、分权,不主张中央集权。加之,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颇成潮流,故黄对以地方自治为宗旨的社团活动颇为热心。1924年6月24日记:“联治同志会筹备会于中央公园水榭,到者七八十人”,黄被推为湖南筹备员之一。在“委员制”与“独裁制”争论中,黄亦坚持“委员制为本会主张之特色”(10月19日)。除参与民间社团活动外,黄对现实政治也有所关注,且有一定参与:黄与北洋政治名流孙洪伊保持着密切联系,于1925年10月23日赴天津与孙面谈。1925年许世英出任段祺瑞执政府国务总理,黄多次拜访许氏(1925年9月23日、10月14日,1926年1月6日)。

  1920年代的北京政府,财政陷入窘境,欠薪成为常态,索薪运动此起彼伏。黄供职的内务部亦然,黄在其中颇为活跃。据报道,1922年内务部索薪风潮,全体罢工,黄被推选为副代表,与相关方面交涉。次年,内务部员工继续索薪,成立“薪俸维持会”,黄被推选为代表会副主席。证诸黄氏日记,大体确是。1924年12月29日记:内务部“已四月不发薪水”,员工遂“开索薪会”。黄被推为代表,“当引同人至总长办公室代陈一切”,总长允诺发薪1月。众人不允,再三力争,总长许诺发月半薪水,争执直至晚7时才停止。但事情并未结束,次日部中再开索薪会,“人多意见不一,总次长均远避不到,扰扰至天黑,得五成薪水而散”。索薪运动严重影响北京政府之运转。1926年9月、10月,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氏改组内阁时,内务总长张国淦即“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9月21日为中秋节,黄阅报获悉:此次节关,政府发库券300万,现款128万。库券拨作京外军费,现洋各机关以二成发放,共需27万有余,外余百万则作京内军警饷项。黄感叹:“军费既占如此巨额,国家财政,焉能整理。”京城如此,外省亦然。1926年2月13日为大年初一,一位来自江西的友人谈及九江督办公署状况:“无事可办,无薪可发,颇难支持。”黄感觉:内战频年,民穷财尽,“中央如此,外省又如彼,国事尚可为乎”。无疑,此时北京政府是异常孱弱的中央政府。据《东方杂志》报道:“四年前,在徐世昌时代,政府命令只能行于北方诸省。到了曹锟时代,统治的范围又缩小而只及于京畿。现在的段政府是更不行了,在名义上依然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实际上政令已不行于都门之内”,并调侃称:“没有一个人拥护政府,没有一个人在事实上承认它是政府,而政府的招牌还是照旧挂着,这样滑稽的事情,只有中国才有。”

  北伐军兴之前,虽欠薪成为常态,居京生活甚是不易,但相较于各地大小不一的军阀混战,北京尚属安稳之区。1926年3月17日,友人来访,谈及湖南故乡惨状,“实不忍闻”。这时黄感觉居住北京,“如在天上,尚不知足,直自讨烦恼耳”。问题是,北京状况很快也发生变化。1926年“三一八”事件发生,当天日记:“下午二时,枕上忽闻枪声隆隆,约二十分钟,极为惊异。”黄感叹“政府之横蛮如是,国事尚可问乎”。此后北京,纷纷扰扰,人心惶惶。1926年4月,奉军战机多次飞临北京上空,投掷炸弹30多枚,造成多人死伤惨剧。此事对民众惊扰甚巨,黄氏家人也感到“惊惧”,这时,黄意识到困住京城有四大患:一是飞机投弹,生命随时可以告终;二是国民军驻满城内外,随时可以入城哗变;三是战事日久,无职之人,满街满巷,随时可以掠夺;四是米煤因交通断绝,运输不来,断炊之患即在目前(4月5日)。据报道:“近日的北京,已陷入于混乱、恐怖的境地中”,目前紧要问题是“军队的复杂、军用票流通卷〔券〕的行用、地方治安的维持”。民众关切的是“交通的恢复、粮食燃料的接济、军队的撤退”。证诸黄氏日记,亦大体如是,时局变动明显影响了京城民众的日常生活。4月7日深夜,“炮声隆隆,街市戒严”。4月10日,黄本拟去医院诊病,因“政变发生,铺店均关门,只得家居静养”。4月11日,“一夜炮声隆隆,知战事即在近郊”。很快,冯玉祥国民军撤出北京,奉、鲁势力迅速进入京津地区。在“反赤”名义下,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据《申报》报道,张宗昌在天津设立直鲁联军密查处,“明密稽察各一百……查拿赤党”。北洋元老王怀庆接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后,宣布保安办法,规定“凡宣传赤化者,概处死刑”,在京津地区大肆搜捕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派员到各学校“详加检查”。正是在这样的恐怖氛围中,不少社会名人惨遭杀戮。4月28日,黄得知“在京办理《京报》有年”的著名报人邵飘萍被张宗昌枪决,“各界多深惜之”。8月,另一位著名报人林白水也被杀害。受此刺激,8月17日,黄起草了遗嘱,以备不测。所有这些表明,此前蠖居北京尚存的些许安全感,如今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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