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3)

　　二、 观察南方：军兴、内争、杀戮

　　在很多外国人眼中，北伐前夕的广东给人的印象是：“搞叛乱”“瞎折腾”“成不了什么事”，这估计也是中国普通民众的观感。但身处广州的外国人，已经明显察觉到“惊天动地的事情正在酝酿中”。国人之中，一些嗅觉灵敏的观察者，亦已预感时局暗流涌动。1926年初，有人在上海《东方杂志》撰文指出，近来国内军人的举动，显出两种不同的趋向：第一种是吴佩孚、张作霖以及国民军系的活动，“他们都注目光于全局，合纵连横，以酝酿时局的变化，而各谋在这变化中造成自己操纵全局的机会”。第二种是赵恒惕、孙传芳、蒋介石、刘湘等人的举措，“他们对于关系全局的事件，不轻有所活动，而各竭其力以整理自己所有的地方”。第一派人“虽然志大言高，而实际应付各事，常不免左支右绌，自己能力的所及，与自己所抱的志愿，相去不知若干，前途的发展，实在希望很少”。第二派人则“精力饱满，根基稳固，应付周旋，游刃有余”。因此，第一派日渐颓势，第二派日益发展，这是“时局变化中最值得我们的注意的”。观察者虽然未能准确预言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央—地方的军政格局下积蓄力量、发动北伐，但其提及的蒋介石，这时确实正在思索改变全国军政格局——北伐。1926年1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思索战略：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问中原为上乎？其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再问中原乎；殊难定也。”28日又记：“研究北方军事政治”。

　　黄尊三显然不是细心的时局观察者，未能预感这场源于南方的巨变。但身居北京的黄氏，在日记里经常记述南方及家乡信息。1926年6月29日记：“十五年祸乱频频，兵匪横行，吾湘为甚，今某军阀又引兵入湘”。此处所言“某军阀又引兵入湘”之相关背景是：1926年3月，湖南唐生智举兵倒赵恒惕，背后是广州政府与直系吴佩孚之争。广州方面几经权衡后，决定出兵入湘援唐。5月2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作为先遣队奉命入湘。6月中下旬，国民革命军各部陆续北上，集结于湘南前线，与此同时，吴佩孚也增兵入湘。以历史后见之明视之，这是北伐战争的序幕，但在居京湘人黄尊三看来，这与此前司空见惯的军阀混战并无两样，远未意识到这场战争将导致南北政权易位。身为湘人，黄关切家乡战事，8月10日记：“两湖之战祸，方兴未艾，近闻粤桂黔鄂联军，开入湘境，不下十余万人，加以水旱成灾，哀鸿遍野，黎民何辜，逢此浩劫。”可见，在北伐战争开展两月后，黄观感如初，认为是混战相寻的延续，皆属“不义之战”。其实，这也反映了很多国人对北伐初期的即时观感。获悉北伐军进攻吴佩孚，身处浙南瑞安的乡绅张棡用“噬狼争正”表述之，亦可为证。《大公报》说：“战亦如是，不战亦如是，则厌恶之心生；战胜亦如是，战败亦如是，则鄙屑之念起；无论若何之号召，皆等量而齐观；不论谁何之胜负，概熟视若无睹。”换言之，此前战乱太多，如今谁跟谁打，打的如何，谁赢谁负，国人不再关心了，有些“麻木”了。

　　然而，事实出乎绝大多数人之意料。1926年7月，南方革命军誓师北伐，迅速攻占长沙，8月下旬占领岳阳，10月上旬攻占武汉，一路所向披靡，令全国舆论刮目相看。天津《国闻周报》说：“孙中山北伐多年，其先锋队始终难过韶关。今蒋介石在几个礼拜以内竟能一举而下岳州，再战而得汉阳，声威所播，大有南昌已失、九江不稳之象”，由此明言蒋介石及南方势力已经崛起。“蒋氏的势力究能发展到甚么程度，现在自然是不易预言，然其在目下已成为中国政治上一种重要势力，不如在广东时之可忽视，则为人人承认的事实了”。北伐军进入湖南，受到民众欢迎，如进入郴州城时，白天“入市口已白幕蔽天，大小铺户咸挂青天白日旗”，晚间“官民男女各界，更开提灯大会，以表欢迎，途中高呼各种口号，并唱革命歌，一时革命空气，为之紧张”。民众这种态度，不仅使北伐军士气高昂、顺利进军，而且迅速扩大了自身势力，大量湖南人加入北伐军行列。北伐将领张发奎晚年忆述：“我们向湖南新兵解释什么是步枪与子弹后，就让他们上阵地作战。他们穿上军服拿起步枪十分高兴。当然，他们被掺和在老兵之中，让后者施教。那些日子士气之高昂实在难以描述。”

　　所有这些湖南战事及民情士气，是身居北京的黄尊三无法体会与感受的。占领湖南后，北伐军迅速攻入湖北，尤其是10月上旬占领武汉，举国震动。但此事在黄氏日记中的反应很微妙。1926年9月2日，友人来访，云“武昌陷落”，黄本人并未注意及此，而是别人谈及后才得知。可见，北伐战事至此，黄依然延续军阀混战观念视之，仍未意识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势不可挡。9月8日，黄阅报得知：“北伐军于七日入汉口，汉阳危急”，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北伐军”字样（此后有时也称“南军”）。此后，黄阅报频率明显加快，显然注意到了南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对绝大多数居京人士而言，及至9月上旬，才注意到这次南方北伐的威力。此时同处北京的许宝蘅在日记里写道：“闻武昌、汉阳均为蒋介石军所得，吴子玉不知存亡，大局又有大变动矣”，这是许氏日记中首次有关北伐战事的记述。这时活动于京津地区的郑孝胥也由阅报得知：“汉阳已失，吴退至孝感，靳云鹗犹守武昌。”只不过，在郑氏眼中，南方革命军与“匪”无异，斥曰：“粤匪无归路，不得不致死于武汉，岂不知耶？”

　　在北伐军进入两湖的同时，江西战场也打响。9月10日，黄阅报获悉：“孙传芳对粤军下哀的美敦书，限期退出湘鄂”（注意：报纸称“国民革命军”为“粤军”，说明时人依然延续此前的地域军队观念），据此，黄预感“长江各省之卷入战涡，为期当不在远”。果不其然，次日报载：孙传芳进兵萍乡，战局日益扩大。12日，“粤赣两军，已在修水开火，吴佩孚移驻信阳，孙传芳赴九江督师，南北混战，不知何日可了”。显然，包括黄氏在内的很多人看来，这场战争依然属“南北混战”。11月7日，获悉孙传芳所辖江西九江被“粤军奇袭失陷”，黄意识到：“果尔，则孙传芳之地位正复危殆。”随后，孙之地盘逐渐被南军占领，“孙退南京，南昌后路已断”，此消彼长，南军占领九江后，“势益盛”，南军中“唐生智之势更张，而湖口芜湖安庆相继动摇”。至此，黄才察觉“北伐军将来实有无穷之希望”。（11月9日）数日后，从南来友人雷君口中，黄确认了这一判断，雷君言：“北军之不能战，南军之奋勇，形如指掌。”并云：“南军军事上颇有计划，有把握，将来必占胜利。”雷君所言，又得到另一位南来朱君的证实（11月14日）。显见，直至1926年11月，即北伐已开战近半年后，黄才意识到南方势力的崛起及其战斗力之强。这一时间差，既存北伐史研究中似未关注到。

　　不仅存在时间差，而且黄尊三对南方阵营内部结构的认识也滞后。1926年11月21日，一位长沙友人致函称：“党军如何奋发有功”，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军”字样。两天后，黄赴友人之约，座中有人言及“南军如何得民心，北军如何失民心”，黄心想，“果尔，南军之成功，可预卜也”。不难推测，黄此时对南方观感应较佳，且预感南方战事发展应较为顺利。长期的军阀混战，着实让国人生厌，普遍寄望新势力改变这一局面，国民党崛起及北伐军兴正契合了这一社会心理变化。著名报人胡政之就观察到：“党军一入湘鄂，所向披靡，有辛亥倒清之势者，非党军有何等魔力，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 1927年2月6日，好友向君自南来，述“南政府军事计划，最为详尽，决其必占最后胜利”，原因是“南政府以党为中心，以工作为要素，兵到之处，即其政治势力支配之地，且军官不以胜败易其地位，只要有劳绩，虽败而其地位不变，其一切军事，无不受党治之支配，且新气澎湃，非北方所能对抗”。黄也认为向君所言“颇有根据”。这是黄氏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党治”字样。由此可见，直至1927年2月，黄对南方政权内部基本结构仍未有认识。3月3日，黄阅报得知，中共“已潜入奉军势力范围，拟以北京为政治革命中心”，这是黄日记中第一次提及中共。由上述党军、党治、中共等相关信息，可见居京人士对南方革命阵营了解之滞后，这也反映了北方普通民众对南方的认知状况。

　　随着北伐的推进，南方阵营内部矛盾日益激化，逐渐演变为宁汉对峙局面。早在北伐之初，北方军政高层就获悉南方内部矛盾不少，如北伐军刚攻占武汉之时，奉军就“得确报，蒋（介石）、唐（生智）已有破裂之兆”。但外界并未知悉，黄尊三是通过阅报才知晓这些，自然是很晚之后的事了。1927年3月6日，黄得知，“蒋介石联络粤桂对付共产分子”。14日，黄获悉，武汉“左派对蒋介石已执宣战态度”。21日，武汉方面提议：“罢免蒋介石，任唐生智为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与武汉方面矛盾公开化。这时南方内部左右、国共之争不断见诸报端。4月4日，报载：“九江杭州左右派喋血，公安局解散总工会，鄂党部通电讨蒋。”6日，报载：“民党元老派会议，驱逐共产党，汪精卫为巩固党基，与陈独秀共同发表宣言，劝左右两派，互去猜疑。”随着蒋介石占领江浙，清党运动逐渐明朗。上海“四一二”清党发生前，北方报纸已经注意到：“蒋介石实行以武力对付左派，上海南京皆以右派军人驻守。”（4月10日）清党事件发生后，北方报纸反应迅速，黄于4月13日阅报得知“上海赤党纠察队，被白崇禧缴械，同时解散总工会，右党决议不奉武汉政府命令，成立临时委员会，与共产派之上海临时政府对抗”。15日报载：“党政府紧急会议，讨伐蒋介石，蒋派南京会议，另设政府。”显然，在多数社会舆论中，“党政府”专指武汉政府。4月18日蒋介石主导的南京政府成立，“通电拥护南京中央执行监察联席会议，请汪谭归京，汪蒋合作，恢复党权”（4月21日）。很快，“汪精卫与汉政府通电，反对南京政府”（4月29日）。至此，宁汉完全对峙。

　　随着南方内部的分裂，恐怖、杀戮信息不断传入黄氏耳中。借由阅报，黄获悉，武汉政府“起内讧，唐生智辞职”（4月26日）；夏斗寅“通电痛斥共党罪恶，唱鄂人治鄂说”（5月23日）；唐生智、夏斗寅“以改组汉政权为条件，成立妥协”（5月28日）；所辖“长沙已成无政府状态，赣湘腹地，完全赤化”（5月10日）；“总工会解散，唐生智反共”（7月2日）；“何健举兵反共，占据武昌汉阳；汪派集议改组武汉政府，由纯粹国民党员充任”（7月2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令保护共党身体自由，并农工阶级利益”（7月23日）；“武汉实行国共分家”（7月28日）。除报纸外，从南来亲友口中，黄也得知相关信息。1927年5月11日，从南来刘君口中，黄得知南方状况非常混乱，武汉辖区的“湖南尤甚，出境避难者，纷纷皆是”，家乡湘西“常辰一带，匪患最盛，行路为难，为之慨然”。南京方面也是如此，“政情紊乱，军队林立，财政困难”（5月15日）。居京浙人余绍宋也注意到：自南归北者，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均言南方之“紊乱”“混杂”。

　　不仅如此，北伐过程中的恐怖、杀戮很快波及黄尊三亲友。1927年5月22日，黄出席一吊唁会，听闻友人“陈坤载之大公子，在辰州为某党枪毙；某君小儿，在汉口为土匪绑去”。黄深感惶恐，感叹“此等不祥消息，重叠而来，殊属吓人听闻”。6月27日，黄接湘西家乡来函，得知侄儿“因共党嫌疑，在辰被军队枪决，闻耗惊痛欲绝”。次日，黄复函嘱咐“谨慎保身，如此乱世，不必作生意，不必谋事，只不饿死，不横死，即是幸事”。至此，在黄看来，原先观感不错的南方，与北方军阀也无多大区别了。南北趋同，是这时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郑孝胥早先时候就观察到：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义略同，实皆狂妄无知，殆甚于义和团”。

　　胡适于1932年忆述：“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此固属事实，可惜这气象未能持续多长时间。《大公报》言：“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故“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国民革命的恐怖及杀戮，国人对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观感迅速逆转，日渐负面化。报纸报道：此前国民党及其北伐，备受各界瞩目，现在则今非昔比，“党人腐化，相与利用”，“武装同志，争步军阀后尘”。在黄氏眼中，国民党也经历这一变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