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4)

　　三、 南行纠结：“归则无家，留则无食”

　　从1913年始，黄居住于京城。及至20世纪20年代，南行之念不时浮现。1923年2月18日记：居京十载，家人颇思南归，黄踌躇不能决定，思虑再三，认为不可南归。理由有三：一是“路途遥远，匪祸流行，万一遭险，挽回无术”。二是“家人群归，我独留京，老年思儿，将何以慰”。三是“三儿俱小，岂能受长途之风波，万一得病，何以治之”。黄虽决定不南归，还是不时探听南方（包括家乡）消息，以备将来打算。1923年3月11日，友人李君自南来，谈及南方情况：可以“匪旱”二字概括，“斗米千钱，斤菜百枚，为北方所未见，遍地皆匪，有家莫归，言之慨然”。与南方匪盗遍地相比，北京尚属安定。欠薪虽是常态，但黄还有其他一些收入（如译书费等），工作也还算清闲，尚可勉强度日。黄心想：在这兵荒马乱年代，居京尚有“十乐”，其中第一乐即“当此衙署无薪，官不得食，我尚有余蓄，足度朝夕”。第二乐便是“土匪遍地，人不安居，我安居京门，毫无顾虑”。（1923年3月12日）显见，这时黄倾向于暂居北京，南行之事，从长计议。

　　黄氏故里湘西（泸溪）经年兵灾匪祸，惨状连连。1925年7月4日，黄氏之弟来京，述“泸县自遭兵变，十室九空，人民痛苦已极”。1926年3月17日，家乡一位故人来访，“述故乡惨状，实不忍闻”。北伐军兴后，湖南成为战区，雪上加霜。8月10日记：“湘乱以来，四月至今，未得家书，不知桑梓之区，成何景象，弟妹避乱何方，思之又不胜愁绝。”家乡除战乱人亡之外，物价倍增，极难生活。12月15日，黄接函获悉，家乡泸溪“谷米二十元，盐则每斤一元，生活之高，远过沪汉”，故“人民焉得而不饿死”。惨状一直持续着。1927年5—7月间，泸溪地方乡团与黔军发生冲突，黔军围城，“全县抢劫一空，居民逃亡殆尽，城中断炊者十余日，为空前未有之浩劫”。黄哀叹“地方糜烂如是，有家何归？”（1927年10月26日、1928年2月1日）

　　家乡不能回，居京也甚是艰难。由于房租太高，1926年初黄利用多年积蓄，匆忙购置一处新居，同时“拟月支预算表，以收入既无，支出不能不从节俭”（1926年2月14日）。节俭度日是当时多数居京人家无奈之选，担任执政府铨叙局局长的许宝蘅也不得不如此，甚至连夜与家人商议“收束家用办法”，感慨“物力日艰，生计日促，不得不稍事撙节”。居京之艰难，南行之念不免又萦绕于黄氏心间。1926年3月3日记：“静思久客北京，无聊殊甚，加以收入断绝，如何能支，故思归里，以了余生。”7月24日记：“余久有归志，因战事连年，兵匪充斥，道路梗塞，欲行不得。京华困守，生活日艰，加以年事渐长，精力就衰，性情孤陋，趋附无方，前途茫茫，不知投身何地。”9月11日记：“交通梗塞，物价腾贵，困守都门，生路断绝，将来诚不知死所。”进退维艰、去留难决，溢于言表。实际上，纠结者何止黄氏一人，许宝蘅也深感，去留问题“甚为难决，以京中政局而论，无可流连，惟安土重迁，食指繁多，殊不易动”，友人屡劝离京谋职，许氏“始终委决不下”。

　　1926年10月17日，友人尹君来访，言北京“不能生活，拟回南谋事”。数日后，黄亦打算“度过年关，将房产变卖，举家回南”（11月10日）。不幸，1926年11、12月，因为房产涉讼，南行只能作罢。1926年、1927年之交，北方政局变动异常，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顾（维钧）内阁三次辞职”，黄又觉“时局如此，北京岂可久居，拟俟痔病稍愈，将房产变卖，毅然回南”（12月18日）。此时南行只是臆想，实际上已不可能，故黄1927年1月13日记：“北京大不易居，本拟春正回南，今住房既发生问题，一时不能出售；小儿等又不便中途辍学；战乱未已，盗匪横行，地方不能安居。有此三因，故尔中止。”决定归决定，纠结、烦闷还是不时缠绕黄之心头。2月2日为大年初一，黄心想“不能老守北京，磨消精神与岁月”。2月16日，黄“久思南下”。3月2日又改变主意，“若经济足以维持生活，余将以著述终老，不他图也”。3月20日，致函家乡亲人，“嘱调查湘西一带是否平静，以便秋凉归里”。当知悉家乡亲友多人相继而逝，黄又不拟南归，云：“余对世事，更为冷淡，亦不作南游之想，拟读书教子，度此乱世生涯，而养天年”（4月1日）。数日后，黄又道：“余本拟病愈南行，闻友人言，南方情形，甚为混乱，旅行颇不方便，壮心为之阻丧。”（4月4日）南行与否？反复纠结于黄心中。

　　在危难中度日，无异于煎熬。1927年8月24日记：“战祸频年，生活逼人，归则无家，留则无食，苟延生命于危城。”此乃多数居京人士共同的生存状态，一位友人就对黄说：“现在除节约外，无他道，同事中不能维持生活者，比比皆是。”（10月12日）在11月5日记中，黄道尽了一位居京南人进退维艰的处境与心境：“满城景况荒凉，人人有大祸将临之惧，朋友留此地者，为生活所迫，见面愁眉，无辞可慰；家乡则半年之中，两被兵祸，十室九空，家人之在泸（溪）若啼饥号寒，无法救济，而知交之诉穷，室人之叹苦，其声啾啾，日振耳鼓。”

　　1927年6月20日，黄外出访友，发现友人中南行者甚多，原因“虽云士各有志，亦实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尔”。在此前后，大批北京人士南行，黄之所言“生活所迫”确实是一大原因。如《现代评论》就报道了北京教员之窘境：有的教员到别处学校，另谋生活去了；有的投笔从戎，各自飞腾去了；其余的教书先生们，有的不愿走，有的不能走，就活活地困在北京。“有自用车的，已有许多把车夫去了；使听差的，已有许多把听差去了；使老妈子的，已有用不起的了；如果再穷，虽不便对太太离婚，然为减轻负担，恐怕到必不得已的时候，只好一律遣散，送回原籍。”并指出：“薪金积欠已达二十个月之多，就是生活简单，旧有蓄积，恐怕用完了的已经不在少数。这是教育的实在的状况，并不是故甚其词的话。”教员之窘境仅是京城生活的冰山一角，对于整个北京而言，生活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公报》称：“三四年来，枯窘益甚，以视畴昔，已同隔世。至昨今两年则欠薪二十个月，殆成普遍现象……此真官僚社会之奇哀，寄生阶级之末日也。”

　　经济状况是导致北人南行的原因之一，但并非全部。北京政府随意捕杀文人之行径，也迫使不少人南行。当局逮捕陈独秀，引起一批新文化运动知识人南行。此后，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人相继被捕杀，更促使许多知识人南行。有人从心理方面观察：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国内许多思想较新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这些人在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并指出：“其实思想与经济也大有关系，有许多人因思想较新不见容于旧社会而生活受窘，更因生活受窘而思想益激进”，故不得不南行。1927年3月，周鲠生、王世杰等一批留洋归国的北京大学教授南投武汉，此后知识人南投之报道，不断见诸报端。除颇有名位的知识人外，青年南行者更多。黄埔军校开办后，各地青年投军者日多，北伐军兴后，南投趋势更盛。对此，有人撰文指出：“自北伐军兴，近一两月来各地知识阶级（包括学生）往广东投效的踵接肩摩……自北伐军占阳夏，由沪往粤投效者三日之内达三百人，由京往粤投效者六百人，类皆大学学生。”自北南行已成潮流。

　　潮流归潮流，总有未南行者，黄氏即其中一人。黄自道：“余虽有救国之志，奈机缘不熟，不能勉强，只好静以待之，若不问时机，一味奔走，为衣食则可，为救国则不可也。”（1927年6月20日）由此可知，在黄眼中，南行未必仅是回归湘西一途，去新政权（南京、上海等地）谋职也是选项之一。其实，在北伐进军之时，南行谋职者也不少。报纸报道：“南昌汉口住闲求事的人很多，从北方去的尤其不少，得意的似乎不大有。”黄亦有此想法，1927年7月19日接友人自南京来函，云“南京政府，尚未完全组成，而求事者多如鲫，生活之高，倍于北京”，劝黄不必南下。这说明黄有意南下谋职（至少向友人询问过此事或透露过这想法）。1928年3月14日，黄再得友人南京来函，谓南京“经济困难，亦无减于北，所谓到处乌鸦一样黑也”，亦劝黄不必南下。但是，黄还是决定南行，一探究竟。4月17日，黄乘火车南下，但此行仅至天津，中途折返。18日记：身体未愈，不支，加路途艰难，“遂决计归京”。至于此番为何要南行，黄日记中没有详述。此时离京南行，路途凶险自不待言，即便是进出北京城，也很不便。因军事失利，北京政府加紧京城防卫，各城门加派兵员守卫，还全城戒严。在如此状况下，黄还决意南行，可见南行对其之紧要。4月20日，友人欧君来访。黄对其言此行经过，欧谓：“时事解决，即在目前，吾辈且稍俟之”，劝黄在此战事混乱、时局未定之际，稍安勿躁。据此，可大体推知，黄试图在北京政府未完全倒台之前，即往南京谋差事，这较此后再南行谋职应该“胜算”更多一些。月余后，黄依然惦念此事，“自前月去宁未果，至今又近两月，奉张出关，战事或将收束，长此坐废，殊非所宜”（6月5日）。但黄终究未南行。北京政府终结后，他留在“故都”谋生，应故交周震麟之邀，担任私立民国学院教务长，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携眷南归。

　　四、 南京政府：“以党治国”或“以国殉党”

　　1928年上半年，随着二次北伐推进，北京政府颓势日显。6月张作霖通电下野，撤退关外，将北京政权交给王士珍、熊希龄等人组成的治安维持会。北京政权交接颇为平稳，舆论对此深表赞扬，但毕竟局面未定，故“商民惴惴，自所难免”。。6月7日，黄阅报得知，冯玉祥所部进驻京郊南苑，阎锡山晋军抵达京城西直门。9日，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布告安民；晋军总指挥商震入城；北京警备司令第七军长张荫梧，奉阎命就职。值此政权更迭之际，黄发现各种各样团体组织涌现，异常活跃，“斯时趁机活跃者，有国民党市党部、国立九校之代表团、国民党京汉铁路特别部、顺直特别政务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直隶第一路司令部、京师总商会之治安维持会、文物临时维护会。此外，如京兆各团体，旅京公会，各大学之学生会，五光十色，极人类自谋生存谋活动之能事。”这一奇特现象，令很多人注目，许宝蘅记述：“有市党部在湖南馆成立开会，又有特务委员会出现，又有其他会部纷起。”月余后，在天安门开庆祝北伐成功大会，“各界均停止工作，团体参加约二百余”（7月7日）。

　　二次北伐本是南方各派暂时妥协、联手的结果，随着奉军撤退、北伐军占领京津，国民党内部不和消息再度传开。6月13日，黄知悉，北京附近，“阎军云集，不下十万；冯军在京津一带，亦不下十万；桂军十余万，有即日开驻京畿之说；蒋军十余万，已陆续由津浦至津”。黄担心：“八方战士会京津，将来如何给养，是可忧也。”占领京津后，国民党中央开始酝酿裁兵事宜，各派系暗中角力。6月27日，友人朱君来谈时局，谓“裁兵事各方皆无诚意，仍属权利地盘之争，因用人一项，阎蒋之间，颇有意见”。7月3日，报载，“冯因病不来京”，黄心想“时局前途，恐无良果”。7月4日，黄阅报获悉：蒋介石、李宗仁昨晨抵北平，开西山会议，冯玉祥派鹿钟麟代表出席。当天一位友人来访，言“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右党窃权柄政，裁兵之说，纯系欺骗，根本即办不到。奉天用兵，冯白主张一致，若蒋阎不同意，内部难免不生破绽”。一位多年供职于军队的张君对黄说：“南京政府用人，纯以金钱及武力为前提，非此则多不行……武人仍不脱封建思想，互相竞权，蒋白之积不相容，已有历史关系，而浙桂、浙湘、湘桂之争，亦无时或已，冯蒋权势相侔，内竞更烈，将来不知弄到如何地步”。张君言时“颇为慨叹”（1928年7月8日）。不难看出，即使北伐军占领北京，许多不稳定因素依然延续，并未给人带来多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