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5)

辛亥革命网 2018-03-21 10:05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李在全 查看: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

  1928年6月9日,某君来黄宅谈,认为“现在北伐虽告成功,离建设之程度尚远。党国所缺乏者,为建设人才,虽有三民主义,而无适当具体之建设方略,训政时间过长,人民之自由权,恐受剥夺。北洋旧人,虽云腐败,然多少总有所顾忌,不敢横行一切;国党则毫无于忌,一党专政,人民公权,必受影响,纵以最高之党权,勉强范围各方面,而政治(能)否就轨,国家能否向上发展,尚属问题”,并表示“吾人不愿为个人衣食问题,随意附和,将澄静以观其变”。此言颇能代表北京人士对南京新政权的观感,并采“静观其变”之态度。黄本人也在观察新政权,当得知南京政府拟划全国为六军区,“第一二三四各军区,即以一二三四各集团现在之地盘分配之,即二军区为陕甘豫及直省之一部,三军区为山西察哈尔热河及京津一带,五军区为两广,以东三省为第六军区”时,黄立即意识到:“按如上分配,仍不失为地盘分配之性质,殊非根本解兵之道。”(6月16日)显而易见,南京新政府与此前北京政府并无二致,依然是按军力分配地盘的旧格局,如《晨报》所言:“今日党军之病,在军人未能抛却旧军阀传统之地盘观念,故虽在青白旗帜之下,以主义来相号召,然其所表现于吾人之前者,则悉为地盘之争、权利之战而已。”《大公报》直言:“革命之最大危险”是“革命军人本身之军阀化”。南方新政权这种转变与黄之预期相去甚远,失望自是难免。

  事实上,早在北京政府尚未垮台之前,很多北方人士就在观察、研判南京政权之体制与政象了。1927年9月2日,友人向君来谈,认为“最后胜利,终归南方”。9月8日,一位友人与黄谈论时局,问:“右派得志,究竟如何?”黄答:“不过名义上统一,事实统一,一时恐办不到”;问:“以党治国如何”,黄答:“看其如何治法,有无信条及办法,有则未始不可治”。可见,此时黄对南北真正统一并不乐观,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持“拭目以待”的态度。长期以来,北京政府“政令皆不出国门,识者忧之,以为分裂之兆”。问题是,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即呈分裂之象,“浙皖各省,公然实行财政独立,孙科愤而辞职,南北如出一辙”(1927年12月30日)。1928年2月4日,某君从南京来访,称:“南方局面颇坏,兵匪横行,共党潜伏,危险殊甚。军政饷俱无所出,人民对于民党,感情恶劣,而党人之绑票行为,甚于土匪。官吏之贪暴,远过北方之旧官僚。”还特别指出:“凡友人之至南方者,无不失望而返,大概北伐一事,现在绝谈不到。”3月10日,张君从南京来访,“述南政府用人之滥,官以贿成,无缺不卖,腐败之状,胜于北京,伟人之挥霍,政客之嫖赌,在在皆是,可为寒心”。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政务紊乱,美国记者阿班直言:“南京政府各部门混乱至极。”可见,在不少人看来,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问题丛生,甚或不如原先的北京政府。

  除乱象外,国民党一党控扼政权的做法也招致全国各界的批评。北伐期间,上海《东方杂志》明言:“我们对于今日一阀一系私据政权,压迫人民,固然极端反对;而对于以一政党统治全国的计划,亦认为非立宪国家之常轨,只足引起国内纠纷而绝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公开表示:“我们对于北方实力派首领,不能不要求他们放弃私据政权的野心;对于南方政党中坚人物,亦不能不要求他们修正党治的计划,依立宪国家的正轨,解放政权,公开政治。”如果说《东方杂志》代表南方舆论的话,天津《大公报》和北京《晨报》则代表了北方舆论,他们对南方实行苏俄式一党专政也很反感。北伐初期,《大公报》就批评:“广东国民党招致反对最大之点,为主张俄式之党治主义”,“吾人不敢赞成军阀专制,然亦何可赞成党阀专制”。国民党分共清党之后,继续保留苏俄式党治体制,《大公报》颇感费解:“今国民党既排斥共产党之根本理论,而徒学其一党专政,是诚画虎不成之流矣,抑观国民党今日所谓专政,反类于意大利之法西斯蒂。”《《晨报》也指出:“党军日以主义政策号召群众,然其所主张之‘一党独治’,根本上与民主政体,自由主义,不能相容。”并分析曰:“凡是一个广大的国家,其社会与经济关系,都很复杂,仅一党统治,自然就主持各阶级的命运,而这些与社会攸关的激烈反对者,不得已加入该党的此派或彼派,玩花样,使其党中各派自己内斗”,由此断言:“今日混乱之局,欲求统一,决非一党一阀专恃武力征服异己所能成功。”

  对国民党的不满,不仅体现在报纸舆论,也体现在民众的私下言谈中。1927年年底,李烈钧在南京演说:“以党治国则可,以一党治国则未当。若仅以一党治国,则民主的专制与君主专制何异?”黄阅报获悉后,感叹李烈钧“在党治空气包围中,又处中央执行委员的地位,公然有此至公之言,诚属难能”(1927年12月3日),这说明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之反感。立场不同,反应迥异,党国领袖蒋介石对李烈钧所言所行甚是不满,在日记中斥责:“李烈钧倒〔捣〕乱腐败如此,何能革命也。” 1930年9月,原北京政府财政部官员李景铭应邀到黄尊三供职的民国学院参加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痛詈党治之误国”,全场“欢声雷动”,在旁座侧听的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民国学院董事长的周震鳞亦对李氏所言深表赞同。不少国民党元老都对国民党党治很不满,不难推知各界民众对国民党之反感了。

  1928年1月30日,友人朱、张二君来黄宅闲谈,朱言:“三民主义错误太多,非行修改不可,国民党现皆抛弃其党义,借招牌以竞权争利,将来平定时局,并非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借招牌号召者所能成功,而国民党亦必有改辙更张之日,盖信一党治国必不可行,非广收人材,共图国是不可。”张说:“以党治国,乃近代国家之新制,如俄如意均通行,南方仿行此制,故所有人材,限于本党,不取广收;朱君思想,未免为旧式的,非南方新人所敢承,现在除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外,不足以压服民党以党治国之主张。”为此,张、朱二人争论良久,无疑,这代表了当时中国读书人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两种观点。黄则认为,国民党人才严重不足,“元老之思想本已老腐,新进党员,对国家亦少研究”,“若以现在之国民党之人材治国,则恐国未治而党先崩”,故黄主张“广收国内贤才”。问题是,现状是“国民党要人,自恃其资格之老,把持政柄,拒绝党外之贤才,如是而谓‘以党治国’,不如谓之‘以国殉党’,即谓之以国供国民党二三野心家之牺牲可也”。显而易见,黄对国民党“一党治国”深不以为然。在很多人看来,国民党“一党治国”的首要问题是人才与经验不足。“国民党太无建设经验,财政经济,人才尤少,尔后军政费必成问题,而影响所及,或且别生事故,前途茫茫,未可乐观。”由于国民政府规定,入仕为官者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自然造成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钻营入党,“南方去年曾有命令,非党员不得为官吏,故求官者,辄先钻营得介绍入党”。报纸与黄氏等人的观察与担心当属事实,先不论这些国民党党员的素质、能力、经验等,仅就党员人数而言,问题就很难解决。据统计,1928年3月国民党普通党员仅为22万人,约等于全国人口1/2000。比例如此之低,国民党欲推行“以党治国”,是极为困难的。

  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政府,但在很多人看来,“革命”并未成功。1928年6月29日,某君来谈,“以此次革命甚不彻底,仍是官僚占地位,山西人布满要津”,黄告诉他,此乃“革命后当然之结果,曷足怪焉”。7月1日,一位友人对黄说:“今日革命,均是假的,人面兽性,何尝为公。如此革命,乃革贫民及好人之命,恶人仍居高位,窃大权,不改常态,挥金如土,何能致太平。”黄也认为其“言自有见”。其实,并非少数人观感如此,如《大公报》言:“最近北伐告成,南北统一之局,然而中国犹尚未见新政治之出现也”;“国府成立以来,百政并议,大会时开”,但“一会之后,万事不提,只闻宣传,不见事实”。失望之情,跃然纸上。

  经由北伐战争,南北统一,但遗留不少问题。出身四川的青年党领导人李璜1929年到北方各地视察,发现南北差异很大,但“更可忧者,是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相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着异族看待,何况更将北京要改成‘北平’呢”。北伐后,革命党人给北人以“不良印象”,“革命而全靠军事力量的征伐,国民党在北方未能深入民众去做基本诱导功夫”,南北彼此了解不够,“易滋误会”。凡此种种,于是“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但这点对身居北方的南方人而言,感受并不明显,黄尊三还是能较为平和、公允地分析南北之别:“南北之风气不同,而士之气质亦异。就政治言,南人多急取,北人多保守;就性情言,南人多高明,北人多沉潜,此其善者也。若南人之暴乱燥浮,北人之腐朽因循,皆非进德修业之器。”黄还自我剖析:“余南人居北久,亦养成一种因循腐败之习,弃南之长而有北之短,个人固毫无进步,国家亦何取此废材。”(1928年3月24日)

  政权更迭,首都南迁,“一群依官为生的亡国大夫,都马上加鞭,直奔新都去了。可怜红运已过的北平,也无力挽留他们,只落得一天一天消瘦下去”。北京地位一落千丈,“市面日渐萧条,失业者遍地皆是,社会空气,阴郁愁闷”。这种状况严重影响北京民众的生计,他们如何因应、何思何想?1928年6月11日,黄阅报得知,国民政府决议“首都仍设南京”。国都设于何地?一直是北京民众关切的问题。早在北伐形势并不明朗的1926年12月,一位北京律师就对黄说:“将来都城必在南方,北方局势,恐难持久”(12月21日),北京人士关切国都问题,因为事关未来出路与生计。1928年6月8日,黄与友人谈论时局,友人说:“国家纷乱之会,正书生宁静养志之时,静坐以观世变,斯为上策,此时作官活动,甚非其时”,黄认为“其言甚有见地”。两天后,黄访友人向君,向君问黄之行止,黄曰:“吾人对于革命,毫无工作,此时只有冷静以待革命之成功。”黄之态度,估计也是此时多数读书人的态度,即北京旧政权已倒台,南京新政权又无可靠内线,只能静观,等待机会。

  1928年6月27日,黄尊三到中央公园喝茶纳凉,听闻隔座三客“且说且叹”。一人云:“某君已落选市长,我们将何以谋生。”一人答曰:“现在别的都是闲话,‘生活’二字,则为事实,我辈以后,只有饿死而已。”聆客言:“更证民生问题之重要,政府若不加以注意,将来祸水横流,遏抑不来。”另座有某客,大发论议:“国民党中年以上之人,大家均忙于作官发财,党务奔走,乃委之青年稚子,如是欲以党权支配军人官吏,如以稚子支配大人,是何可能。”又云:“政治如唱戏,他们唱罢我登台,好在中国一天不亡,总有我们唱戏之日,不必急煞。”这些无意中的市井闲谈,实则富含深意,至少展现了政权更迭后北京人士(包括前政权的官僚、政客)的所思所虑。听闻其言,黄立即意识到他们“一种不满足现政府之心,意在言外”。在新政权统治下,这些留在“故都”讨生活的人多半并不如意。1929年身居北京的周作人说:“民国十七年(1928)是年成不很好的年头儿。虽然有闲似地住在北京,却无闲去住温泉,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苦闷、压抑之情,隐现于字里行间。不过,与北人南行潮流相对应的是南人北来现象,此时留京的许宝蘅在一次洗浴中,就注意到“邻座多楚人,皆南来之新俊”。这是值得探究的现象,既存研究中似未注意到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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