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6)

辛亥革命网 2018-03-21 10:05 来源:《近代史研究》 作者:李在全 查看:

1926年至1928年的北伐战争,是现代中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北伐史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例如,缺乏微观个体人物,尤其是能涵盖南北、新旧、舆情等复杂因素的微观人物之视角。居京湘人

  五、余论

  从长久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一直存在南北地域之别。及至近代,这种差别依然延续着,并且随着晚清北洋时期的内乱和地方意识增强,渐趋浓烈。有人注意到,在很长时期里,北洋政府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外交“门面”的需要,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情况发生变化:“近来北京使团的政策,明显有一种改变,遇重大交涉事件,便向地方政府分别谈判,对于北京政府已不十分重视。”这时身处北京的驻华美国记者阿班也指出,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外交地方化是中国实际权势地方化的表征。中央权力日渐孱弱,地方、地域思潮蔓延开来,南北之别自然被放大。检视北伐前后诸多报刊杂志,地域观念(尤其是南北意识)被屡屡提及。随北伐军进入湖北的郭沫若,发现老百姓很拥护北伐军,“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他们还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这些说明,南方民众对南方的地域认同。同样,北方民众亦有自己的地域认同。白崇禧在内部电文中说: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军官兵“多系北人,北进甚为愿意,近因调赴南方,已逃变数营,甚为可虑”。除普通民众外,在高层人物中,南北地域观念也不断显现。蒋介石在北伐军总司令就职宣言中说:“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恩仇新旧之分。”在二次北伐中,蒋对北方民众宣称,勿被北方军阀谣言所惑,“存南人北人之见”,对北方军队也宣称,革命军北伐旨在统一全国,“既无南北地域之分,更无新旧同异之见”。无独有偶,张作霖就任北方安国军总司令时,也宣言其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张氏在会晤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时表示,中国向来重统一,且“只有北方征服南方,决无南方来北方统一之事”。这些言论,恰恰反向说明南北地域之别的实际存在,并且不少势力在有意识地加以运用。

  地域之别亦为海内外北伐史研究者所注意。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注意到,南方革命军北伐虽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但在分化、各个击破北洋军阀时,常常以地域主义为辞相诱。与此相对,北方军阀也注意到地域问题,并以此激发所部对抗南方的北伐。 “南北之分”是探究近代中国军政变动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对此又有更深入探究。这种重视“有形力量”之外“无形力量”的研究,无疑大大推进了北伐史研究,价值毋庸多言。然而,地域乃地理方位用词,是不可移动的,而人是可流动的,况且,人口流动在近代中国明显趋强。值得指出,研究北伐史,尤其是南北地域观念问题所用的史料,很大部分是报刊杂志。实际上,不同地域的报刊杂志未必是该地域人士的意思表达,黄尊三也不时投稿北方报纸,他的言论也很难说是代表北方。在近代中国,能在报刊杂志留下文字的人,也多半是具有人身移动能力者,类似黄尊三等,人数应不少。

  黄尊三是南方人,但长期居京生活,其对南方的观察,很难说是简单的“北”对“南”,或“南”对“南”的观察,而是包含南北地域交集的复杂的立场与心态。黄氏虽列名北京政府内务部佥事、编译等职位,但这些仅是闲差,无甚权力,所获实际利益亦不多且不稳定。黄的生活来源很大部分来自兼差讲学、译述等。换言之,黄只是北京政权的边缘人。从日记所见,黄对北京政府没有多少认同感。故此,其对南方政权的观感并非“敌对者”的立场,反倒有些“中立观察者”之意味。与此相对,也未见黄对南方政权有多少向往或欣喜。北伐之初,黄并未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特别之处,依然以军阀混战眼光视之。待到知悉其威力,已是北伐开战近半年之后了。这时黄确实对南方观感不错,但他显然对南方政权内部结构与运作之“新”缺乏了解。很快,随着南方阵营的内争、分裂,黄对南方的观感迅速逆转,此后很长时间里,国民革命的恐怖、杀戮占据其心间,挥之不去。综观黄氏日记,他并未认为北方是“旧”的、南方是“新”的,至少可以说,这种感觉不甚明显。这从个体观感与体验角度说明,北伐前后国人的“南新”“北旧”观感,即使存在,也很微弱,而且转瞬即逝。北伐前后,国人对北方政权的失望,未必即寄望于南方政权。综观该时期的北方报纸杂志,确实常有刊载政治弊污、学校倒闭、民众苦痛的报道,但“大体并未发现报纸舆论有将对北方政府的失望转而寄望南方政权的”。约言之,在时人观感中,北伐前后的南方与北方,很难说存在相互转换、零和博弈的现象。这是北伐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

  北伐前后黄尊三的信息来源渠道,是很值得琢磨的问题。从日记所见,阅报几乎是黄每天的“必修课”,从这个角度讲,黄之体验相当程度上代表了社会舆论的观感。报刊无疑是时人(主体是具有阅读能力者)的第一信息来源渠道。若将考察眼光回溯,至少在晚清,阅报已成为很多士大夫、读书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晚清京官孙宝瑄就说:“报纸为今日一种大学问,无论何人皆当寓目,苟朋友相聚,语新闻而不知,引为大耻。不读报者,如面墙,如坐井,又如木偶,如顽石,不能与社会人相接应也。”民国初年,报刊进一步发展,在国人信息获取中的地位有增无减。然而,北伐前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南北的对立、战争,加上,各方均意识到“宣传”的作用,于是,信息较量开始了,报刊成为“另一个战场”。北京当局严厉查处宣传赤化者,京畿卫戍司令部派侦缉队到北京各书铺搜查,“凡有‘俄’‘社会’等字样的书籍尽被抄去”。北京警察厅设立检查新闻特务委员会,检查沪、津等地来京各报。1926年秋,知识青年王凡西从北京到广州,在书店中第一次见到《新青年》《向导》和其他普通刊物一样公开陈列,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书店柜面,感觉非常惊喜,因为在北方,这些是要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的名词。当然,北方也存差异。1926年年底,另一位知识青年侯外庐从北京到哈尔滨,在书摊上买到《资本论》等几种经典作者原著的英译本和日译本,让他欣喜万分。这些书籍“在北京根本无法得到”,因为“北京知识分子集中,革命运动高涨,反动派的文化控制特别森严”,哈尔滨则“相对薄弱”。1927年年初,在北京的张慰慈致函身处海外的胡适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了,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报刊经常被删去文章,“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检查,所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张氏认为,北京如此局面类似于法国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健全的舆论是不可能的事”。显见信息管控之严重。

  北方如此,南方亦然。即使在北伐战事紧张推进的过程中,南方也不放松信息管控工作。郭沫若忆述:北伐军总政治部抵达汉口后,“我们开始把报界拉在手里,封了两家很反动的报馆。同时组织了一个新闻检查委员会,所有的报纸都要经过我们的检阅才能够发行”,狠干几天后,“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这时正在武汉的张君劢就观察到:“武汉报纸,不论为机关报,或非机关报,几于千篇一律;何以故,党化报纸为之也”,并认为这状况可从《检查条例》中求解。该条例规定:凡报馆及通讯社,如有发表违背党义及不利于革命之记载,而拒绝检查者,除将该报馆通讯社即行封禁外,所有负责人员,一律以军律惩办。在如此信息管控的社会里,真假难辨,谣言漫天,难怪《大公报》言:“时局混沌,各方消息歧出,因为大家都讲宣传,把真相隐蔽起来,反使人对任何方面报告,都带几分不敢相信。”时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报刊之外,还需其他信息渠道,亲友之间的口耳相传和往来函电就特显重要。综观黄氏日记,从1926年年底以后,每遇南来者,黄便探听南方消息,有时也会从南方亲友来函中了解情况。这一渠道虽信息量有限,但可信度要高于报刊。当然,亲友言谈和信函中的信息,有时也会矛盾歧出,这就需要自己鉴别了。

  作者李在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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