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战争之岳阳之战 荆襄之战(2)

　　1月26日拂晓，湘军以一团跃过白湖岭迂回至乌江桥背后，另两团在乌江桥右侧和正面，同时发起猛攻，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搏斗。激战竟日，毙俘敌数百人，湘军也伤亡官兵五百余人。当日下午，北军萧旅因伤亡惨重，疲惫难支，不得不放弃阵地，退往三眼桥。其左翼守桃林之二十师一部和右翼守南木冲之阎相文旅，见中路乌江桥失守，也无心再战，纷纷弃阵后退。三眼桥是通向岳阳城的最后一个要点，王金镜命萧旅死守，“作背城一战，以挽回危局”。然而，萧旅残部已无力再战，于午夜弃守逃命。此时，守坡塘、新墙一线的吴新田、孙传芳两旅，见乌江桥失守，恐后路被南军切断，也争相撤退。湘桂军长驱而进，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见岳阳已经难保，遂指令吴、阎、萧旅沿铁路退往湖北蒲圻，孙传芳旅退往嘉鱼。王本人逃往武昌。

　　1月27日上午，湘桂粤联军占领岳阳，俘敌一千三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火炮四十余门，以及大批枪枝弹药。战后，程潜赋诗志庆：“严冬十二月，晨起临前营，诸将环我立，受命各成行。指途向岳阳，攻其所必争。先趋白湖荡，猛力洞厥膺。鏖战五日夜，我锋不可撄。伏尸遍原野，直抵巴陵城。壮哉甲胄士，誓死秉吾城”。反映了南军的勇猛和战斗激烈的情景。

　　护法联军之所以能攻克北军重兵防守的岳阳，除了联军在兵力上居于优势和有较高的士气外，在指挥上亦有其可取之处。首先，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部署，将主攻方向选在敌之防御薄弱处乌江桥，使敌军频繁调动，打乱其整个防御部署；其次，将主攻任务交给士气较高的湘军主力执行，在部队的使用上也是得当的；再次，除正面进攻外，还组织小股武装深入敌后活动，对于配合正面作战，打乱敌人的兵力部署，也起了一定作用。

　　护法联军攻下岳阳，独立各省人心振奋，希望护法军长驱直下攻取武汉。而此时鄂省北军主力正集中力量“围剿”荆、襄靖国军，武汉空虚，如果联军乘虚径取武汉，与湖北靖国军协同作战，将使湖北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无奈桂系军阀仅以夺取湖南为满足，不想进攻直系督军王占元的地盘。

　　在联军占领岳阳的当天，谭浩明又擅自下令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省一步。他在致苏督李纯的电报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并称如“北不攻岳”，则“南不攻鄂”。这样，联军就丧失了乘胜北进的大好时机。

　　1917年12月，正当南北酝酿议和之际，湖北境内的部分军队宣告自主护法，牵制了北军驻鄂部队，对湘桂粤联军进攻岳阳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护法战争前，湖北共有军队三个师、四个旅和两个独立团。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和襄郧镇守使兼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辛亥革命，与革命党有较深的关系。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人的激励下，石星川和黎天才分别于12月1日和16日宣布自主。同时，原湖北第三师师长王安澜也潜回枣阳，召集旧部举义护法，共同成立“湖北靖国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石星川为第二军总司令，王安澜为第三军总司令。这种革命形势的出现，使孙中山极为振奋。12月26日，他致电黎天才，提出湘、鄂、川护法军队夹击武汉的作战方略，指出：“执事据荆襄重地，地扼江汉之形胜，南与滇黔川湘桂军互为声援，合力并进，以成腹背夹攻之势，则必胜之算操自我手。”

　　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和当时战场的客观形势，湖北靖国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由第二军分兵出荆州，攻宜昌，以打通长江上游航路，接应滇黔靖国军出川，进逼武汉；第一军一部会同第三军合攻武汉；黎天才率第一军另一部北规信阳，控扼武胜关，切断京汉铁路，阻止北军南援。但是，湖北靖国军虽号称三军，实际参加护法者不过万人左右。以此有限兵力，企图分兵作战，实现上述作战计划，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为困难的是，此时湘桂粤联军正屯兵长沙，等待议和，无意援鄂，滇黔靖国军正全力争夺四川，无暇东下，黎天才等只好率靖国军独立作战。

　　湖北之襄阳、荆州和武汉素称“一鼎三足”。荆、襄宣布独立，武汉便陷于孤立。湖北督军王占元一面致电北洋政府乞援，一面组织鄂省部队防堵靖国军。1918年1月10日，北洋政府正式下达“武力戡定荆襄令”，命“第一路总司令曹锟、湖北督军王占元各派得力队伍，克日分路会剿”，“河南督军赵倜派兵相机协剿”。

　　在王占元主持下，北军拟定了基本作战计划：将襄阳、荆州地区划分为第一、第二“清匪”区。北洋第三师代师长吴佩孚为第一区司令，指挥该师两个旅和驻南阳之豫南总司令吴庆桐混成旅，“围剿”黎天才部。北洋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为第二区司令，指挥北洋第二师之第四旅、吴光新所部两个旅和第十八师一部，“围剿”石星川部。总兵力约二万七千人。

　　黎天才宣布自主后，未能按既定计划出兵河南信阳，控扼武胜关，而于1917年12月20日率兵一部进攻南阳。在南阳外围遭到豫军阻击，遂退据新野，数日后又撤回襄阳。

　　1918年1月初，北军开始对襄阳发起总攻：第三师第六旅由信阳西进，吴庆桐旅由新野南进，另以反对独立的原第九师第十八旅（旅长张联升）由老河口（令光化）东进，第三师第五旅由孝感经钟祥北进，对襄阳实行向心攻击。

　　这时，黎天才所部靖国军不足一旅，鉴于敌军四面围攻，难以抵御，便于1月20日主动放弃襄阳，经南漳南进。驻守枣阳、随县之王安澜军也向南转移，以图与驻守荆门的第二军靠拢。

　　石星川宣布独立时，该师驻守荆州、沙市的兵力只有一个师部和第一旅第一团，共有步兵三营、机关枪两连。不久，驻仙桃镇第一旅第二团响应独立，总兵力也不过六七营。鉴于兵少力单，石星川一面匆匆招募新兵，扩充力量，一面迭电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请派军队出石首、公安，策应荆、沙靖国军行动。张学济接电后，立即率所部二十营出桃源，趋澧县，增援荆州靖国军。1917年12月30日，其前卫司令胡瑛所部进抵湖北公安，遭到北洋第十八师阻击，无法接近荆州。

　　当时，驻鄂省之北军主力集中于武汉和岳阳，武汉以西仅有第十八师之一个旅（驻监利、公安）、第二师之第四旅（驻宜昌西北），和刚从重庆退到宜昌的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刘跃龙两个旅。为了围攻荆、沙靖国军，王占元令朱廷灿第四旅从当阳沿漳水南下，李炳之第十三旅沿长江东进，刘跃龙第二旅之一个团助攻宜都、松滋，第十八师负责拦击湘西护法军，并袭击荆沙靖国军后路。

　　北军兵力虽居优势，但系统杂乱，互不统属，多路进攻，缺少协同。荆沙靖国军如能利用这些弱点，集中兵力，机动作战，有可能将敌各个击破。但石星川面对强敌进攻，却派出一团兵力到荆州以西，沿长江北岸分散设防，形成了分兵防堵、被动挨打的架势。

　　1918年1月14、15两日，北军朱廷灿、李炳之旅开始向荆、沙进攻。靖国军节节后退，朱廷灿部连夺当阳、河溶、清溪河等要点。李炳之旅未遇任何抵抗，直薄荆州城下。石星川见北军兵临城下，而张学济率领的湘西护法军在公安遭到北军阻击，远安的王安澜军也迟迟不能向荆、沙靠拢，遂丧失信心，于1月22日自行解职而去。石星川出走后，其部下大多逃散，余部在副司令唐克明带领下退出荆州，会合湘西护法军后撤往宜都。22日夜，荆州城被李炳之旅占领。

　　湖北黎、石等部举义，正值湘桂粤护法联军攻克长沙之后，如当时湘省护法联军迅速攻取岳阳，进规湖北，则可以得到湖北靖国军的有力配合，护法战争的局面将会有很大改观。无奈护法联军在克复长沙后，即顿兵不前，致使北洋政府得以调集部队“围剿”荆、襄靖国军。湖北靖国军之所以遭到重大损失，本身兵力薄弱和指挥不当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湘省护法联军既不配合作战，又不及时救援，也难辞其咎。邵元冲断言，襄、荆失败是“湘中桂军按兵不救之罪也”，此话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