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东方大港构想当年为何难以实现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来到了上海。在此后的一年多里，他深居简出，写成了《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两文，连同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一书。

　　最初孙中山暂住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63号。屋内狭小，光线不足，白天必须开电灯。孙中山数十年从事革命以来一直流亡海外，国内没有自己的住房，中国之大竟无革命领袖“立锥之地”。四位华侨看不下去了，捐给了他一幢两层楼的房子。

　　这就是上海香山路7号，位于法租界的一座西式花园别墅。在这所房子里，孙中山静坐深思，决心从理论和实践上再进行新的探索。

　　东方大港的两个方案

　　此时离辛亥革命已过8年，但整个中国在南北军阀的统治下，割据混战，“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使人们活不下去”。孙中山感到未来渺茫，“孑然无助”，承认已“对于时局问题，实无具体解决办法”，只能“杜门养晦，聊以著述自娱”。几乎完全陷于绝望的他，只希望专心著书，来“启发国民”。

　　可以说这是孙中山从事著述最集中、最重要的时期。

　　《孙文学说》于1918年12月30日撰成，1919年5月20日出版。该书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件事为证，说明“知艰行易”的道理。全书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China》，发表于1919年6月号的《远东时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主张：以外资从事建设生利事业，开辟市场、兴建工厂、建设铁路、修治运河、开发矿产，为建设中国规划了宏伟蓝图。

　　正是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了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

　　孙中山从少年时就在国外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因参加革命活动而流亡英国时，经常到伦敦博物院参观、读书，因此孙中山有着更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建设世界大港，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深深地藏于孙中山的构想中，尽管那时的中国非常落后。

　　他在书中提出：在中国北部、中部和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级大港。

　　有关建设“东方大港”，孙中山设计了两项建设方案——甲：计划港；乙：以上海为东方大港。

　　第一个方案，孙中山设想在上海南面的浙江乍浦建设深水港，称之为“计划港”。所谓“计划港”，就是计划、规划中的新港口。乍浦地处杭州湾北岸，自南宋以来即为商港，自古就有“江浙门户”“海口重镇”之称，清代前期和上海港并列为江南最大的两个港口。孙中山认为“计划港”最大的优势是水面开阔，水比较深，而且没有泥沙堵塞。此外，乍浦地价便宜，也几乎不需要拆迁。通过国家先控制土地，待海港建成后，土地升值，政府将获得巨大利益。“因其所挟卓越之地位，此港实有种种与纽约媲美之可能。”

　　第一个方案是孙中山的理想方案。他之所以最先考虑选择乍浦建设“计划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港的淤塞：“扬子江之沙泥，每年填塞上海通路，迅速异常，此实阻上海为将来商务之世界港之噩神也。”孙中山多次向外国疏浚专家调研此事，苦于找不到对策。

　　建设一个新港，最现实的问题是巨额资金难以筹集，且需要很长时日。为此，孙中山提出了第二个方案，计划“以上海为东方大港”。

　　上海港自建立以来，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汇聚了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和全国的物流、人流、资金流，经过长期发展，上海已成为国内外经济交流的枢纽和国际化大都市。如果对上海港进行改造，具有投资少、速度快、连续运行性好、经济效益佳等优点，还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更多、更快地吸引外资。因此，孙中山认为“上海有特殊地位，由此审度之，于上海仍可求得一种救济法也。”

　　在《建国方略》一书中，孙中山详细论述了他的计划构想，还绘有地图，并作了详析，他说：

　　依我计划，当更延长浚渫局所已开成之水道，又扩张黄浦江右岸之弯曲部，由高桥河合流点开一新河，直贯浦东，在龙华铁路接轨处上流第二转弯复与黄浦江正流会。如此，则由此点直到斜对杨树浦之一点，江流直几如绳，由此更以缓曲线达于吴淞。

　　孙中山设想：从上海浦东东北部的高桥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开挖一条弧形运河，让从长江或东海进入上海的轮船通过这条浦东运河直溯黄浦江中游，并将弯曲而又有大量泥沙淤积的黄浦江下游填埋了。

　　对于黄浦江填平后与新开挖河道之间的土地，按孙中山的设想：“此新河约三十英里之地圈入，作为市宅中心，且作为一新黄浦滩。而现在上海前面缭绕瀠洄之黄浦江，则填塞之以作广马路及商店地也。此所填塞之地，当然为国家所有，固不待言；且由此线以迄新开河中间之地，暨其附近，亦均当由国家收用，而授诸国际开发之机关所支配。如此，然后上海可以追及前述之计划港，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至外国资本也。”

　　显然，孙中山这样设计是考虑到了上海的租界问题，西方列强只关心租界利益，对建设浦东不感兴趣，因此由中国政府自己来新开一条河道，既可以建设市宅中心，又可以将这些新增繁华地带土地价格上涨的收入作为改造上海港的资金来源。这样，浦西浦东浑然一体，而且土地属于中国政府，那些占据黄浦江西面租界的西方列强也奈何不得。

《建国方略》中的东方大港图

　　孙中山说到：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应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新地之价值，皆须特为注意者也。盖惟如此办法，而后上海始值得建为深水海港。亦惟为此垂死之港，新造出有价值之土地，然后上海可以与计划港争胜也。

　　作为一名领袖级的政治家，孙中山还考虑到了“获利”问题，他还希望引进外资：“其建造能为经济的，可以引致外国资本也。”但那个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正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引进巨额的外资谈何容易。至于利用土地增值，高价出售，或“授诸国际开发之机关所支配”，在没有先行资金的支持下，也是空中楼阁式的构想。

　　“由各位化为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

　　在上海，孙中山全身心投入《建国方略》的写作，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当时有一个叫端纳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展开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年至10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

　　尽管后来蒋介石在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说：“上海不仅要成为中国各地的模范都市，更要依据总理《建国方略》中的规划，一个一个地完成。”而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也确实从1929年春起派员到浙江乍浦、海盐等地进行勘探，收集水文、地质资料。但是，历史证明，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是计划港，还是后备方案，“都不是容易的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是可操作的方案”。

　　2006年4月，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参观上海洋山深水港时激动地说：“没想到中山先生90年前写的这个试验计划，今天由各位化为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

　　为什么那个年代孙中山的理想无法实现？这是值得深思的。

　　历史不能假设，但有些历史现象往往能引起人们的遐想。假如孙中山能够在那时实现他的宏伟构想，那么浦东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可以说，孙中山的宏伟计划也给后来历届政府在编制上海城市规划时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上海的许多城建专家吸取了孙中山的宏伟设想，一直在计划构想开发浦东地区。

空中俯瞰自贸区，图为直升机上拍摄的洋山港集装箱码头

　　曾为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杨建文回忆，20世纪80年代，时任副所长的陈敏之，在主持国家“六五”计划课题《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时，“带领我们重点参考了《建国方略》就上海建设东方大港和开发浦东的规划思想。”

　　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建国方略》的那一刻，杨建文受到了震撼：“这本书从全局考虑的思路对我们影响很大，具有很大的视野和气度。它讨论的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根据这个思路考虑上海的问题，从全国、全球的角度考虑上海的发展，不然只能是解决短期具体的问题。”

　　应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最终形成了基于全国、全球视角开发浦东的决策，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