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六:陕北工作经过(上)

辛亥革命网 2017-05-25 09:0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我在陕北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前一段是中央未到之前,在那里主持陕北和陕甘苏区工作,只有3个月;后一段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达之后,主持陕甘省委和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0个月。

  我在陕北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前一段是中央未到之前,在那里主持陕北和陕甘苏区工作,只有3个月;后一段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长征到达之后,主持陕甘省委和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0个月。前后加在一起一年多点时间。

  1934年底,陕甘特委写信给陕北特委,批评陕北执行的是立三路线。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简称“中代”)根据陕北郭洪涛、鲁贲等同志的报告,认为陕北工作在1934年有了很大发展,而陕甘边甚为落后;陕甘特委那封信的起草人蔡子伟同志在河北参加过北方紧急筹备会,是右派;又得知有几个右派已经混入陕甘边,因此断定写那封信是右派的阴谋,目的在于阻碍中央路线在陕甘边的执行,并企图推翻陕北已经开始执行的中央路线。于是,他要我去陕北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解决右派问题。

  “中代”通知我去陕北是1935年3月,因那时我正在写《华北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尚未完成,故拖到5月初才起身,至7月才到陕北延川县的永坪镇。

  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原来是平行的特委,前者归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后者由上海中央局领导的陕西省委领导。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但没有明确领导人。

  我去陕北前,“中代”交代,叫我先用“中代”和河北省委代表的名义工作,待到北方局成立后,我将参加北方局,即用北方局代表名义工作,并说将来上海中央局还要派两个同志去,加我共3人成立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代表团。我到陕北后,先用“中代”和河北省委代表名义,以后接到北方局来信,叫我参加北方局,即用了北方局代表名义。不久,上海中央局派聂鸿钧、陈刚二同志来陕北,聂鸿钧同志经北方局的交通带到,介绍信上写明要我们3人成立中央局和北方局共同的代表团,但因陈刚同志没有来,而红25军来了,所以我们决定叫程子华同志参加代表团。从此,我又用中央局和北方局代表团书记的名义活动。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在聂鸿钧同志到来之前,上海中央局曾派张庆孚同志来。原先“中代”告我说上海将派人来搞军事,没有告诉我是派谁,而张又自称是中央代表,我以为上海来的即是他,所以叫张参加代表团。聂来以后,说上海中央局并未派张来作代表,只是叫他搞文化工作。张后来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捕,与这件事有一定关系。1937年,王世英同志和我谈起过张庆孚同志被派到陕北的原因,并说他的工作任务已写在秘密介绍信上了。那封密信,由于当时苏区内没有药水,所以没有能洗出来。

  我到永坪镇后,即在西北工委执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上级交给我的1935年1月至5月份的五封指示信,以后又在文安驿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过。因为有些同志要求讲得详细些,所以作了三个半天的报告。这些指示信是:“中代”给陕甘红26军的两封指示信(曾登在《西北斗争》及《火线》上),后一封信,主要是批评右倾取消主义;“中代”给陕北、陕甘边特委的4月指示信,长约35000字;北方军事特派员(?)给陕北特委的军事指示信,全文约8000字;“中代”给陕北特委写的5月指示信。

  以上五份指示,合起来有5万多字,指示得很具体。由于“中代”并无苏区工作经验,所以指示内容大多抄袭当时中央文件和各根据地的经验,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有许多是合乎“六大”和毛主席的正确思想的,如在1935年4月指示中说:“陕北革命运动与游击战争,开始了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强调要扩大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强调土地改革,提出“如果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联合,则苏维埃革命胜利会变成空谈”;强调苏维埃民主,说:“必须特别注意毛泽东同志报告关于民主制度一节中所提出的经验方法……”;强调大力搞群众运动;强调党的建设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全党,特别是到了“五中全会”,“左”倾路线已发展到最高峰,所以,这些指示信对形势的估计和任务的规定,从总体上仍然是“左”的路线。例如,对形势的估计,指示说:“两个道路——苏维埃与殖民地——的决斗同样在西北尖锐的表现出来”;批评陕北“政治与军事的保守、退却和等待,主张坚壁清野,允许国民党组织清乡会,与敌人和平共居”;认为“陕甘党内存在右倾取消主义,他们的阴谋已经暴露”,“对于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自由主义便是对帝国主义富农路线的仁慈,对革命的残酷”;号召“反对国民党走狗并与之斗争”,“进行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及一切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斗争”。对任务的规定,指示说:“如果巩固发展了陕北、陕甘边区,与陕南红军游击队联系起来,建立陕甘宁广大苏区,更将陕南与川陕边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这就造成一个更伟大的新局势,这种新局势,不仅一方面……使川陕边苏区有广大雄厚的根据地,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伟大战斗,而且另一方面可以打通新疆和内蒙古的国际路线。西北的党要共同努力奋斗来迅速完成这一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事业,首先你们要负特殊重要的责任”。在军事上,指示提出“运用红军基本运动战的策略,配合阵地战坚决进攻敌人”。在土地改革方面,指示提出“富农无权与贫农、中农同样分地,只能分坏地”。

  上述五份指示中的前四份指示,在我未到陕北之前,就已经由交通带到了陕北。据郭洪涛同志告我,西北工委讨论过,高岗表示同意,并将这些指示登在《西北斗争》刊物上。在我传达后,也未听到高岗有任何反对意见。

  由于我的水平限制,加之新到陕北,思想方法上又有片面性,没有做系统调查研究,所以对于上级的指示,基本是照本宣科,对它的正确部分没有发展,错误部分也没有多少纠正。当时由西北工委通过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执行扩大会议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以后我写的“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央路线而斗争”,确实是错误路线的产物。但是,这几个文件也并不像高岗后来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发展了‘左’倾路线”。对形势的估计,虽然把有利的方面说过了头,但对三次“围剿”敌我力量对比,也只是说“优势是属于我们的”,“对于我们更加有利”,并没有说过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优势”。在军事发展方向的规定上虽有毛病,但也只是说“与25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呼应”,并没有叫部队立即去打青海、新疆的意思。

  我去文安驿时,二次“围剿”已结束了。那时,敌人看到陕北苏区的力量逐渐壮大,红25军已到了陕南,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又会合了,有可能北来,所以成立了“剿匪”总指挥部,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张学良任副职,准备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

  敌人“围剿”的主力放在南面,有东北军7个师的兵力,一路王以哲从洛川,鹿县北上,另一路董英斌和杨虎城的部队从庆阳、合水入侵;北面有地方军阀高桂滋、井岳秀两个师;西面是马鸿逵部;东面有阎锡山两个师。敌人意图是从南面主攻,北面牵制,南北“围剿”。

  在文安驿会议上我做传达之后,和郭洪涛到刘志丹、高岗住处,商谈了一下部队今后行动方针。那时,上级为了配合一、四方面军及25军的行动,曾提出要陕北苏维埃红军主要向南发展,以便相互呼应配合。上级几次指示也都是向南发展的,证明总的方向并非错误,但在当时没能展开讨论。商谈时,我同意了刘、高打靖边、安寨的建议。后来他们又去打了横山,没有打下来。

  因为传达“中代”指示时,大家都同意,并无争论,同时,观察蔡子伟同志在工委中的表现(这时蔡已从陕甘特委调到西北工委工作),感到此人不像是坏人,所以我决定先抓实际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对“中代”所说的右派进行考察。

  我抓的第一个工作,便是扩大红军,并想在扩红运动中来推动地方的土改、游击战争、群众运动、建党建政等工作。中央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扩大百万红军”,给陕北的任务是10万。我们写了一个“扩大红军月决议”(这个材料在中央办公厅编的《六大以来》中有),提出1935年9月作好准备,10月扩大3000人,第二年即1936年1月28日扩大到两个军,即9000人。决议下去后,陕北9月份就开始动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到10月半统计,已完成了2700人的任务,补充了25、26、27军,估计到10月底,肯定会超过3000人。

  陕北在扩红运动的同时还深入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陕北土地改革进行得很热烈,他们是根据中央苏维埃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和指示搞的,有一套方法。我在扩红运动发展起来以后,曾和马明方、郭洪涛、崔田民等同志研究了几次查田运动条例。这个条例是否发出,记不清楚了。我认为陕北的土地革命运动,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把群众积极性发动起来了。问题主要是除了参加革命的地主、富农一样分地以外,其余的富农分坏地,地主不分地。这些都是“左”的政策。至于陕北党与群众工作,在我去前就做得比较好,我去后在原有基础上亦有些发展,党、团员约有2万人,工会、赤卫队、少先队组织都很普遍,工作也极活跃。

  为了了解陕甘边扩红运动推不动的原因,我们派李景林、惠碧海、鲁贲等同志带了一些工作人员,前去陕甘帮助工作。李景林等同志去后,发现那个地区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军事上是很有成绩的,不仅恢复了26军,还给27军很大帮助,但地方工作的确有些问题。鲁贲等同志来信说,担负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黄子文,见到敌人一个团兵力在几百里的战线上添筑了3个碉堡,便吓昏头脑,认为敌人的碉堡已完成了,南区已经完全被包围了,主张立即退却,放弃现有根据地,因此,敌人很顺利地破坏了南区几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甚至十几个白匪可以在我们的游击区畅行无阻。李景林、鲁贲、慕生桂还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根本没有做党、团、工会等党群工作的干部;在几万平方公里的苏区内,只有300个党员;有六个县的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内,根本没有一个党员;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甚至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内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最重要的是,群众基本没有发动起来,土地基本没有分,地主很猖狂。高岗对此还有一套理论,说陕甘边情况特殊,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土地。后来,又接到李景林同志报告说,他们派了惠碧海同志带领土改工作团到下寺湾附近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刚开了一两次斗争会,地富即到处告状。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在群众大会上公开骂群众是土匪,惠碧海同志被撤销了工作团长职务。

  这个报告传来后,陕北党、政、团、工会的同志极为震动,他们说:“公开骂群众是土匪,反对土改的李西萍不撤销工作,而领导群众斗争地主的惠碧海反被撤销工作,这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保护哪个阶级的利益呢?”这时,我相信了“中代”的断言,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也确有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他们帮忙,假使不开展思想斗争,会犯大的错误。所以,我写了一篇《打倒右倾取消主义为列宁主义中央路线而斗争》的文章(我在陕北时用的名字有黄岗和煌岗),同时派了马明方、鲁贲等同志前去陕甘边反右倾取消主义,并要他们告诉陕甘特委,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是党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动摇。现在看来,我那篇文章,是受了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有许多错误,例如,把中央路线说成是“列宁主义的路线”(那时遵义会议决议尚未见到,也不知有遵义会议);又如,为了反对攻击中央红军退出江西,散布失败主义观点,说“江西红军与工农群众仍然保持了江西绝大部分苏维埃土地”,并根据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说“苏维埃城市占全国四分之一,苏维埃人口占六分之一”等等,这都是不合事实的。另外,还有些问题也说得含混不清。但是,批判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在敌人进攻面前恐慌逃跑、借口陕甘边特殊而打击群众斗争情绪、阻碍分配土地等错误,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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