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六:陕北工作经过(中)

辛亥革命网 2017-05-25 09:05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中央来陕北后,我和李富春、萧劲光、蔡畅等同志组成了陕甘省委。根据中央命令,省委立刻分配陕甘边土地,并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

  中央来陕北后,我和李富春、萧劲光、蔡畅等同志组成了陕甘省委。根据中央命令,省委立刻分配陕甘边土地,并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我亲自领导了一个工作队分了王家坪(距原陕甘边特委所在地20里)的土地,发现那里土地以前是没有分配过的,群众要求土地很迫切。群众分地后欢欣鼓舞的情况,至今还历历在目。分配了土地以后,群众有了积极性,陕甘边的红29军和党的建设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起来的。这证明,陕甘边特殊,群众落后,不要分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1942年西北高干会时,高岗说我派李景林、惠碧海等同志去陕甘边,是叫他们专门“分配中农土地”。我在《打倒反党的右倾取消主义》一文中曾明确地说过:“在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同时反对‘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表现在反对中农的极错误的策略上。”把它看成为“极错误的”,怎能又叫人去专门分中农的土地呢?

  1935年9月中旬,红25军长征到了陕北,与我们在永坪镇胜利会师。红25军和代表团、陕北、陕甘特委的领导同志在一起开会,决定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由我、郭洪涛、徐海东、程子华、聂鸿钧、刘志丹、高岗、郭述申、马明方等9人组成,我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省委成立后,立即成立十五军团,由聂鸿钧任军委主席,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这种任命是有毛病的,当时应当叫刘志丹同志担任军委主席。但工作分配后,刘志丹表现得很坦然,而高岗则对担任政治部工作表示不满意,和我大闹起来。其实,让他担任政治部主任,并没有小用了他,25军的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只当了他的副主任,他作主任,也就差不多了,即使分配得有不妥之处,以后在工作中还可以改变,亦不应当在军团成立并要立即行动去打仗之时和组织大闹。为了怕十五军团成立后对他不易领导,我在第二次永坪扩大会议上狠狠地批判了他。起先,军委主席一职我意叫刘志丹同志担负,因他是本地人,有名望,但当我征求聂的意见,他是不是负责政府工作时,聂表示自己愿意搞军事,上级派他来也是搞军事方面(上海中央局和北方局的介绍信上确实指定要聂负责军事方面)。后来我说我来搞政府工作,他们又不同意,一定要我任省委书记。军委和省委成立后,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军事行动方针。会议开始,首先由聂鸿钧作报告。他在原则上谈了十五军团今后的任务,作了一般的指示,具体军事行动没有提出什么来。那时候情况迫切,已经判明敌人一个师由洛川出发,第一天到了鄜县,第二天到了甘泉,第三天到了延安,如何打法,应该回答这个问题。随后,第一个是高岗发言,他主张向北发展,向南取守势,建议首先再打横山。理由有两条:一条是井岳秀和高桂滋部队好打,一打就散了;另一条是向北发展有好处。他说,首先看能不能打下绥德、米脂来,这两个地方是陕北最富裕的地方又能够与神府苏区打成一片,往后,再向西南一扫,可以出三边打马鸿逵。第二个发言的是徐海东同志,他认为我军当前主要任务不是发展苏区,而是怎样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既然敌人“围剿”的主力是东北军,要粉碎“围剿”,首先必须打东北军,否则,就是打垮了高桂滋部队,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把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打垮了,才可以保卫陕北根据地。东北军可不可以打垮呢?徐海东同志认为是有把握的。他说,25军在鄂豫皖和东北军打过几仗,东北军被消灭了不少,25军的武器全部是缴获东北军的(徐海东同志在1964年3月21日给我的信中重述了他那次会上的发言)。接着发言的是郭述申、程子华同志,他们同意徐海东的主张。由于两方面都坚持各自的意见,逼得我这个外行做结论。我表示同意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但我认为东北军长驱直入,深入苏区,一天进驻一个城市,在这样的情势下,必须解决我军如何去打东北军的问题。我提议将甘泉包围起来,佯攻甘泉,敌人发现交通线被切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一定会命令延安之敌回过头来增援甘泉,这样,我们便可以打其增援的队伍。我这个意见是看了毛主席在江西苏区几次反“围剿”中打仗的一些材料,得到了启发提出的。我发言后,反应最快的是刘志丹同志,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补充了一条好意见,说延安南30里处有一片森林,可以隐蔽部队。其他的同志也都同意了,于是部队马上行动起来。隔了几天,15军团在劳山打了埋伏,消灭了敌人110师共3000人,将师长何立中击毙,初步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从上述粉碎三次“围剿”的经过来看,徐海东、程子华和我在战略方针上和具体的战役部署上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依照高岗的主张,红军北上再打横山,正当第一次打横山失利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敌人有了准备,等于攻坚了;即使加上25军,也不一定能打得开,即使打得开,也不能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但高岗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却说他主张的向北发展如何正确,硬说我在25军到达后,把“左倾”错误路线贯彻到了军事中去。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

  肃清右派反革命是“中代”派我去陕北的任务之一,但我去后只是传达了“中代”指示,集中力量搞扩红等工作,想在工作中看看究竟,并没有想到进行肃反。后来发现陕甘边扩红推不动,派去分地的同志被撤了职,土改等工作开展不起来,李西萍等发表失败主义和反对土改的怪论;又听说西安党为右派把持,陕甘边有他们派来的很多人,同时,抓住了张慕陶到陕甘边和黄子文接头的交通,我这才感到陕甘边确有“右派”在捣乱。恰在此时,25军到陕北,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在陕南亦听到西安党为右派把持,并从张翰民同志的供词中(张当时任杨虎城的第17路军警卫旅旅长,红25路过陕南时与该旅发生战斗,25军因不知他地下党员身份,将其俘后误杀)知道西安党派了许多人到26军。因此,又怀疑26军也混入了反革命。由于25军和陕北过去从没有联系,也听说西安党有问题,更感到有搞清之必要。于是,省委决定肃反。因25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曾是鄂豫皖的保卫局审讯部长,并带有一套原保卫部门工作的干部,而我又受当时中央推荐的《肃反》一书的影响,误信鄂豫皖的肃反经验,准备叫戴做保卫部长。由于徐海东同志说戴意识不好,便让他做了副部长,代理部长职务。同时,我指定后方肃反由郭洪涛同志领导,告戴季英审讯必须叫郭参加,因他是本地人,了解情况。又因为聂鸿钧同志曾在赣东北搞过肃反,所以叫他主持前方肃反。我以为这样布置,绝无搞错之理,没想到,结果还是出了大错。

  戴季英先审讯了黄子文等人,第二天即来信说:“未经用刑,他们即供了刘、高等13人。”接着,戴又审问了一个同志,也报告说:“未经拷打,是他自动交待出刘、高的。”我问戴,审讯时为何不叫郭洪涛参加,他说:“按照鄂豫皖保卫局的规定,只能军委主席一个人参加,书记是不能参加的。”我因无经验,只能听他讲。以后,他又审了张文华等人,口供也是一样。我觉得问题严重,叫郭洪涛从瓦窑堡星夜赶回。我问郭,刘、高等是不是右派?郭很肯定地说:“刘、高不是右派”,并说,“杀了我的头也不信”。但后来,当他看到了大批口供,虽是仍有些怀疑,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接着,我约程子华同志一起参加了一次审讯。被审的同志在用刑后都讲刘志丹等是反革命,戴季英主张立即逮捕刘、高等。我说:“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的有功之人,说他是反革命不好解释。”他说:“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像过去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都是这样的做法。”我说:“此事太大,材料尚不充实,需再搜集,慎重处理。”坚持不能抓(见程子华1942年电)。程问我:“如前方发生了问题谁负责?”我说:“可叫刘志丹回到军委来,代理军委主席。”

  以后,口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是搞不清楚口供究竟是真是假。所以,我一面与郭洪涛商议,打算在刘志丹回来后,在省委机关软禁起来,公开告诉刘:“你的问题一时搞不清楚,暂不要出去”;一面叫戴起草一封信给前方,叫前方注意防备。但戴写好信后未给我看,直接发出去了。我不知他是怎样写的,只知刘回瓦窑堡后并未来省委,而是直接去了军委,并被戴引到保卫部扣了起来。同时,前方又逮捕了许多人,这样就把事情闹大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热门推荐

我在中原抗战中的经

1937年5月初,我在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中央通知我,要我负责组...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合作支持 | 网站地图 | 网站律师 | 隐私条款 | 感谢表彰 | 在线投稿
2008-2021 武汉升华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鄂ICP备19017968号-1

鄂公网安备 4201850200407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