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六:陕北工作经过(下)

辛亥革命网 2017-05-25 09:07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朱理治 查看:

为了把问题搞清,我在保卫部找被捕的同志,告诉他:“现在有右派供了刘、高和你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得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但是我保证党一定会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为了把问题搞清,我在保卫部找了一位被捕的同志,告诉他:“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了刘、高和你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得暂时委屈你们一下,但是我保证党一定会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并送了被子给他。又命令戴季英:“前方押回的人一概不许审。”同时我亲自连续几天审讯已有口供的7个人,以便搞清口供是否真实。开始,他们因被打怕了,不说真话,三四天以后,我发现他们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证明口供是靠不住的,但也无法证明谁是反革命,谁不是反革命。于是,我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是油印的,还盖上了省委的印),内容大意是:要说老实话,诬害了一个人要枪毙,隐瞒了一个人也要枪毙,供的真实,可以允许自首,自首后可以分配工作,但是不能保留党籍。这个条例发给了所有在押同志,当时许多同志都看到过。自首条例发下去后,他们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高等人不是右派,并在口供上签了字。于是,我约了郭洪涛一起又审讯了一次,一致肯定了刘、高等26军同志不是右派。我要郭到前方,告诉前方说:“口供不可靠,叫前方停止捕人、杀人。后方没有发现刘、高等任何证据,如前方也没有发现证据,后方准备释放。”郭在第二天即去了前方。行前,我曾对郭说:“将来释放之后,高岗会要扯皮的,但我们还是要释放他们,决不能昧着良心做事。”我并告郭,子华同志讲理,只要说服了子华同志(这时,程子华已去前方),就可以顺利解决。郭到前方后即将后方的意见告诉了程子华,程当时即找了保卫科长朱印新,命令不许再捕人,前方即停止了捕人(见程子华1942年电)。子华同志下命令,崔田民同志也在座。据郭洪涛同志后来对我说,他和程谈话后,将结果写信告诉了我,并告我中央已到陕北,但我未收到此信,估计是被戴季英扣了起来。

  当时,我还用省委名义写了一个肃反指示信,主要内容是:不要用刑逼供,不准指名问供,不要杀人,要采取自首政策,刘、高不是右派。此信经郭洪涛同志看后即发出。这封肃反指示信在1942年高干会上曾拿出来过,还可以找到。1945年7月陕北历史座谈会上,李景林同志发言说他在陕甘边看到这封指示信后,知道省委要纠正肃反的错误了。

  那时,戴季英一再说反革命气焰高涨,要杀些人来镇压。我说:“杀哪一个都不行,因为如杀了右派,刘、高等人都是他们供的,将来这个案子将无法搞清;如杀了其他的人,则更不应当。”所以,后方未杀任何一人,并且前方押回来的人,一个也未审。至于前方杀人,事先并未请示过后方。因前后方相距几百里,前方杀人的事情,我事先也不知道。有一次,我在保卫部审讯,见到聂鸿钧同志派回给戴季英送信的交通,听交通谈话,才知道前方已杀了一些人,但杀了些什么人,我仍不知道。这时,程子华尚未去前方,刘、高等尚未被扣留。据子华同志说,他去前方后,前方没有再杀过人。当然,我当时是省委书记,前方发生的事,我也是要负责任的。

  我曾批评戴季英同志:“为什么口供明明是打出来的,但你写信却说是没有用刑,是他们自己说的?”“为什么背着我直接和前方通信?”(那时我尚不知道,在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后,他又背着我用我的名义和程通过好几封信)。他说,鄂豫皖军委主席是代表团书记,聂鸿钧是这里的军委主席,他以为聂是书记,所以直接写信给聂。接着,他又违反我的规定,私自用刑逼两个同志口供。我发觉此人意识确实不好,作风极端恶劣,不将此人调离保卫部,无法正确处理这个案件,所以写信到前方,要将郭述申同志调来代替他的工作。

  因为郭洪涛同志去前方后,我一直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他和程子华同志谈话的结果,又不知中央已到陕北的消息,加之戴季英的蛮横,所以当时尽管已知道肃反搞糟了,并准备释放被错捕的同志,但终于未能释放。11月得到中央通知,叫我去下寺湾开会,我考虑这件事还是索性报告中央后再解决。行前,我怕戴季英同志再胡搞,当着马明方的面交代戴不许再审人,如一定要审,必须叫马明方参加。

  赶到下寺湾,中央会议已经结束了。我见到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等同志,向他们说:“这次肃反有错误,刘、高不是反革命。”那时中央正在分配干部,我提出戴季英肃反盲目,作风蛮横,不宜做保卫干部,中央同意了。当天晚上,我又找到博古,只谈了肃反问题。我说:“这次张慕陶反革命右派案件,经过一个多月时间,大体搞清了,除了李西萍等人有政治历史问题外,刘、高及26军的一批干部肯定都是冤枉的。”博古问:“怎么办?”我说:“放!我们原先即准备取得前方一致意见后放。”他说:“放了,扯皮不扯皮?”我说:“扯皮是要扯的,希望能够回去当面解释并道歉一下。”博古说:“你不要回去了,现在情况紧张,马上要打仗了,部队无粮食,你留下吧。”我就把肃反的有关材料交给了他。和博古谈话时,炕上睡有张闻天、李维汉等同志。后来,中央到瓦窑堡后,经过亲自审问,确定了李西萍、黄子文、江旭、张文华等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举行公审,枪决了李西萍;1935年11月26日,又通过了“审查肃反工作决议”。

  从上述情节可以看出,当时肃反确实搞错了,原因虽是复杂的,但主要是王明“左”倾路线的肃反政策所造成。由于我积极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和上级对肃反的错误指示,思想方法存在主观片面性,对陕北的情况没有做系统的调查和具体的分析,轻信逼供来的假材料,盲目采用当时中央推荐的鄂豫皖等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加之用人不当,导致肃反扩大化,使许多同志受了冤屈。虽然搞了七八天后即发现有错,并极力予以纠正,但已使革命蒙受重大损失,幸中央和毛主席及时赶到才予以正确解决。我当时是书记,应在政治上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对此,我一直是十分内疚的。我决不能因为高岗以后搞反党阴谋而减轻自己的错误。但高岗在1942年西北高干会上硬说我进行肃反是“借题发挥”,是“阴谋陷害”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是自觉的犯错误,则是不合乎实际的,也是我不能同意的。对此,中央批准的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已经做了结论。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公正的、客观的,我完全拥护。

  高岗在1942年高干会上给我强加的罪名中还有一条,就是说我“反对迎接中央红军”,“不许陕甘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是“帮助敌人”。这个罪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也已得到了纠正。《审查意见》说:“朱理治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终于使我卸下了压在身上多年的包袱。

  这件事的真实经过是这样的。那时,陕北苏区和中央没有任何电报联系,十五军团在劳山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找到了一份电报,上面说:“有一小股朱毛匪军,已到会宁(静宁?),有窜陕北模样。”前方派人送到后方。随后,又送来一封信,谈到上述电报,提议部队开到三水、长武一带迎接中央红军。我因不懂军事,问了程子华同志。程的意见是:这个电报是在五六天以前发现的,消息已经过时,上面又只有一句话,亦不能断定是否中央来;而且,等我们再回信给前方,送信往返,时间更长了,情况变化更大了;另一方面,红军离开根据地远了不行,开到三水、长武一带,来往需一月时间;同时,在西北的敌人主要是东北军,我们只要拖住了它,中央红军来陕北就比较方便,不来陕北,我们也牵制了敌人,帮助了中央红军。因此,他主张部队南下打东北军。我与郭洪涛都表示同意。接着,程子华同志到前方,前方亦一致同意程的意见。后来,十五军团打了榆林桥,歼敌4个营。

  打下榆林桥之后,仍无中央消息。我因发现肃反有错误,同时在翻阅25军带来的中央及各根据地文件及陕北保管的文件中,发现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几乎各根据地都有,估计纠正这个错误有一定困难,很盼望中央能来帮助我们解决。所以,我从后方给前方去了一信,叫前方“派出一支武装交通队去找中央”。前方接到信后,派出武装交通拿了聂鸿钧写的信去找中央,终于在吴起镇找到了中央。据毛主席说,他看到过这封信。

  我给前方写信之后的十天,接到前方送来的一份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杨尚昆签名的布告。那时,我还以为只是来了一个支队,中央未来。隔了一天,接到张闻天同志的信,叫我去下寺湾开会,这才确信中央真的到了,立即去了前方。行前我召集了各方面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要各单位向中央写报告,第二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见了中央后,中央留我在陕甘边工作,准备打仗,搞粮食,所以,后方是如何欢迎中央的,我就不清楚了。

  以上的过程说明,我不仅不存在什么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相反是盼着中央来,希望中央来的。

  中央一到陕北,即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并要我担任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肖劲光同志任军事部长,蔡畅大姐任妇女部长。中央的这一安排是为了照顾原有干部,如从资格、能力说,富春同志要比我强得多,但他不仅没有不满之色,相反与我同心协力,使我很受感动。我曾提出我和富春同志的职务对调一下,但中央没有同意。

  省委首先抓的工作是为部队筹粮和进行土改,给陕甘边贫苦农民分配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党组织和扩大红军。用了没多长时间,党员发展了3000人,还组建了红29军。

  中央到陕北之初,我在陕甘边的套洞塬见到了毛主席,向他要遵义会议的决议看了。我对他说:我拥护遵义会议决议,我认为当时中央不只军事路线错了,整个政治路线都是错的。接着,我举了在白区的经历加以说明。毛主席说:此事中央没有作过结论,不能谈。他这种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

  12月,我又参加了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亲自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批评那种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的报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1936年2月,毛主席率主力红军东征,富春同志调赴前方,29军也随主力走,陕甘边只留下两个连的部队。当时,整个边区人口只有6万,而包围边区的东北军也有6万,我便按照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集中力量开展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我们首先作省委所在地当面的东北军107师的上层工作,与他们的师长联络。我还给他们的师参谋长写了一封信,那人也姓朱,我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能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其次,我们动员两个连的士兵与他们的士兵进行联欢,替他们购买给养,使双方和平相处,感情日益加深。蒋介石逼东北军向红军进攻,我们就约好唱双簧,假打一下,应付蒋介石。毛主席在东征前曾找我去汇报工作,听了我的汇报,他表示放心。在东征中,他在党的刊物上看到我写的与东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文章,又给我写信,给以鼓励。东征结束后,中央组织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总理、叶剑英、李克农、边章五、伍修权和我参加,周任书记,我任秘书长,专作东北军工作。8月,中央决定派我去西安,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至此,结束了在陕北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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