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回忆录之八：河南省委、中原局和豫鄂挺进纵队（下）

　　1938年5月，我和彭雪枫去武汉长江局开会后，即将省委搬到了确山竹沟。我兼竹沟留守处政委，在那里办教导队和训练班（即党校）。蒋介石曾有命令要撤销竹沟留守处，我们派彭雪枫同志见了卫立煌，卫立煌把这件事压下来了。8月，中央指示要将河南省委划为两个省委，一个到豫东、皖北、苏北，一个留在竹沟。于是，决定由彭雪枫从竹沟带了几百名武装和干部到西华，和吴芝圃领导的武装汇合起来，又补充了些武装，过新黄河，到敌占区成立新四军第4支队，并由彭雪枫、吴芝圃等同志组织了豫皖苏区党委。

　　9月，我去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上，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委员有郭述申、郑位三、彭雪枫和我，同时决定将河南省委分为豫西区党委和豫鄂边区党委，前者由刘子久负责，后者由我兼书记；湖北省的鄂西北成立区党委，由王瀚负责；鄂中区党委先由钱瑛，后来改由杨学诚负责；鄂豫皖区党委先由郭述申，后由郑位三负责。再加上已成立的豫皖苏区党委，总共为6个区党委，统归中原局领导。

　　我于1938年底回到竹沟，成立了豫鄂边区党委（委员有李先念、陈少敏、危拱之、王国华、陶铸等），并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随后，先念同志带了竹沟的两个中队和几十名干部，前往四望山开辟敌后根据地。

　　1939年1月底，少奇同志去洛阳布置豫西工作之后，经南阳到竹沟。当时中原局委员在竹沟仅有少奇同志和我，少奇总管全部工作，由我协助，其下未成立任何工作部门，有些必要工作，由豫鄂边区党委工作部门帮助来做。这时敌后需要干部极为迫切，为了节省干部，所以中原局机关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程度，少奇只有两个秘书，我主要兼豫鄂边区党委工作。少奇同志在竹沟先研究了豫皖苏边区工作，写了长达4000多字的指示信，后来又研究了鄂豫皖边区工作，也写了很长的指示。他还找钱瑛同志来，作了详细的指示，由钱瑛带回去向鄂中及鄂西北传达（传达后，钱因南方局要她，故去了重庆）；又找豫鄂边一些干部谈了话，作了指示。少奇同志的指示，对鄂豫皖边及鄂中如何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如何建立根据地，如何扩大部队，如何做群众工作，如何建党；对河南及鄂西北如何准备游击战争，如何支援敌后，以及如何做党与群众工作，都十分具体明确。少奇同志在赴竹沟的途中及在竹沟期间，抽时间准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材料，回到延安后，在马列学院做了报告。在竹沟，少奇同志还做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3月，少奇同志离竹沟回延安，行前要我代理中原局书记。鄂豫边及豫皖边因有电台，有事直接用电报请示少奇。我则主要领导河南、鄂中、鄂西北三个地区工作，但重大问题，也转报中央向少奇同志请示。

　　4月，为了加强敌后武装的领导，我派区党委组织部长陈少敏从竹沟带了一、二个中队去敌后，和李先念部汇合。区党委组织部长由危拱之兼。8月，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巩固党的组织，选举出席七大的代表。9月，我被流行感冒疟疾合并症传染，在病中看到鄂豫皖新四军给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报，知道鄂中五、六大队被敌人袭击，遭到损失，估计敌人反共高潮即将来临。考虑到鄂中、鄂东、信阳、确山四个区域的我党武装，分别归三个区党委领导，互不统一，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严重危险，因此拟了电报给中央，建议将李先念、陈少敏部，陶铸、钱瑛部，张体学、罗厚福部合编起来，统一指挥，创立鄂豫边的敌后根据地。这时，少奇回到竹沟，我病尚未好，他来告我，中央同意我的建议，决定我去鄂豫边敌后，做中原局代表及新四军纵队政委，李先念任司令员。我领导鄂中、鄂西北两个区党委和河南省委（豫西区党委及鄂豫边区党委合并，恢复河南省委，由刘子久、危拱之、王国华负责）。中原局搬到新黄河以东。由他负责。我们还商议，认为竹沟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再坚持已不可能，竹沟历史使命已完成，决定逐步撤退。

　　1939年10月，少奇同志先带一部分机关干部和部队离开竹沟，赴苏皖敌后。随后，我带300个干部和300武装也离开竹沟，前往四望山与李先念会合。行前，王国华、危拱之和我分析了竹沟的形势，认为当地的国民党驻军68军和我有统战关系，不会对我进攻；敌人如使用地方武装进攻，因其中有不少党员，会事先报告我们；留守处又有电台，可打电报给四望山，四望山离竹沟只有90里，我和李先念都在那边，一夜即可赶到。因此，给竹沟留有一、二个中队武装和省委机关少数干部共200余人，准备第二批撤退。我们走后十天，确山政府的地方部队果然来进攻竹沟。民团里的党员在敌人进攻前一天曾向留守处报告了，但因布置不够周密，被敌人摸进了竹沟城。后被我们发现，由王国华和危拱之组织抵抗，将敌人赶出竹沟城外。但因电台发生故障，没能发出电报，前后两次派人到四望山告急，又被敌人扣了。第三次派去的人找到了李先念和我，我们急派了周志坚同志率领一个旅整装出发。但不久即见到从竹沟突围出来的人，说我们部队和干部已突围到了龙窝。也考虑到叫周志坚到确山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但又考虑这样做，对我利少害多，所以即停止进军。当时也不知我方死伤多少人，为了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我拟发了个电报，说国民党进攻新四军8团队留守处，惨杀我因抗日受伤的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事后了解，实际没有那么多。

　　11月中旬，我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东、鄂中领导同志开会，根据少奇和中央决定，统一三方面的军政领导。首先是解决统一军事领导问题，决定将三方面的武装力量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四望山会议后，我即和先念同志南下，沿途编制部队，先后编了三个旅和司令部的直属部队，大概有1万人的武装。以后到了大山头及八字门，又将鄂中、豫鄂边及鄂东三方面的党统一起来，成立了鄂豫边省委。记得我写了一篇《怎样做》的文章，曾印成小册子。开头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路线是订立了，这就是开展群众抗日斗争，扩大游击战争，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抗日政权。在壮大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到来的事变。”我在那里除研究财经政策，准备组织边区行政公署以统一领导各县抗日政府以外，曾想着重研究在游击区周围如何开展工作。鄂豫边敌后根据地建立在武汉外围，公路铁路很密，日寇武装力量和国民党武装都很强，当时仅国民党即有40个师包围着新四军，我们处在两大力量之间。那时，先念和我认识到，在两大力量对峙下，只要善于运用策略，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可以大大的发展；假如国民党投降，或日本失败，他们间的矛盾没有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情况便会困难了，所以必须事先有所准备。我曾研究了蒋占区汉南和武当山的工作，但因不久我被调回延安，未能见到成绩。

　　我在河南的工作中也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项乃光叛变问题。项乃光在东北军东调后，是东北军内党组织的负责人，由长江局领导。1939年5月，51军的一个团拉了出来，长江局指示其中的党员干部要撤退。这样，项乃光、王西萍、贾陶等7个人来到竹沟。我因了解到他们在友军中有不少关系，故留项乃光和王西萍在中原局做友军工作。由于项知道的友军关系太多，所以他几次提出要出去工作，我都没有同意。但由于措施不力，他还是被派了出去，而且很快叛变，使友军中一些组织被破坏，给党造成了损失。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是很多的。